天堂向左,深圳往右-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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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就炸了，一跃而起，劈头盖脸地把那碗面扣到了赵某人头上，一边带着哭腔喊：“太欺负人了！我杀了你，我杀了你！”　
　　那天刘元被打得鼻青脸肿，从那以后，他睡觉时就会在枕头下放一把刀。　
　　　
　　十年后，刘元成了大陆最著名的策划人，《商潮》杂志称他是“经营大师、企业良医”。有一次在华南卫视作访谈嘉宾，那位家喻户晓的美女一脸媚笑地问他：“刘先生，在您的奋斗历程中，最让您感到骄傲的是什么？”刘元沉思了一会儿，一字一句地说：“那就是：坚持。十年来，不管多苦多累，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刚说完，台下就响起了一片经久不息的掌声。　
　　聚光灯下的经营大师显得有些忧郁。一片欢呼声中，他突然想起了多年前的那个夏日午后：年轻的刘元站一片花树中间，双眼明亮，一身洁净，对那个同样年轻的韩灵说：“我尊重你的选择，但你记住，我会一直等你。”　
　　　
　　因为韩灵，刘元几乎爱上了肖然。他不止一次在心里比较两人的优势：他是城市户口，父母都是教师；肖然家在农村，爹妈都在修理地球；他身高1米77，肖然1米76；他是著名的校园诗人，肖然只会踢足球，还踢得不好；他有两套西装，一套阿迪达斯运动服，肖然只穿得起拳王内裤，校外小摊上买的，3块钱一条；他除了眼睛小点，五官还算清秀，肖然一嘴四环素牙，脸上遍布雀斑。比较来比较去，他都觉得韩灵无论如何应该爱上他，而不是那个土了吧叽的肖某，所以只能怪韩灵瞎了眼。　
　　　
　　肖然来深圳，他也来深圳。肖然每周给韩灵打一次电话，他工作不稳定，也会隔三岔五地跟韩灵联系一下。不争取就没有机会，他总这么想。直到韩灵毕业来到深圳，这个梦才算彻底醒了。那个夜里，他眼睁睁看见韩灵从火车站走出来，和肖然拥抱在一起，眼睁睁看着他们依偎着走进楼门，韩灵一边咯咯娇笑，一边紧紧搂着肖然的胳膊，然后那盏灯亮了起来，刘元徘徊楼下，心中欲悲又喜，几次想高声呼喊，话到嘴边又憋了回去。在一片喧闹之中，那盏灯无声无息地熄了，刘元想象着他们正在做的事，想象着韩灵此刻的神情和状态，心象是跌到了谷底，晃了两晃，无声地坐到了地上。　
　　然后就去了荔枝公园，有人跳舞，有人唱歌，他拖拖拉拉地往黑影里走，几个女人上来招呼他，他象没听见一样，一步一顿地走过，象一个鬼气森森的影子。是在哪棵荔枝树下？那个满脸皱纹的东北女人问他：“靓仔，玩一会儿不？100块就行。”刘元刚想说“滚”，突然心中热血翻滚，一生的际遇喷薄而来，他颤抖着伸出双手，一把将她按到在地上，那女人还没来得及反应，刘元就凶猛地压了上去，这时微风轻拂，木叶婆娑，月亮象含泪的眼睛，正被猛烈摇晃着的女人听见身上的男人低低地喊了一嗓子：　
　　“韩灵！”　

　　　　　　　　（三）　
　　一件范思哲衬衫，8700元，一支15毫升的SKⅡ眼霜，620元，不要瞪眼睛，这是穷人用的。　
　　一套阿曼尼女装，27万港币；一张高尔夫俱乐部的会员卡，说起来不贵，8万元，不过，是美金；一块卡地亚名表，算了，不说了，你就是不吃不喝，几辈子也买不起。　
　　蓝鲸夜总会有个坐台小姐绰号林青霞，身高1米72，生得肌肤如雪、眉目如画，江湖传闻，看过她的身体的人都已经狂喷鼻血而死。有一天晚上她接待了一个香港客人，第二天就买了两套房子，好一点的自己住，差一点的租了出去，房客中有一个经理，有一个总经理。　
　　有个人跟老婆离婚，分家产时吵得口舌生疮，其人大怒，摧心一掌，打得老婆跌落尘埃。其老婆虎啸一声，正待疯狂反击，听见老公咬着牙说：“丢！我再给你加一点！行了吧？！”　
　　这一巴掌值两千万。　
　　奔驰600差不多算是最豪华的车了吧，98年七月中旬，有个潮州人开了一辆在深南大道上兜风，不小心跟另外一辆美洲虎轻微碰撞了一下，交警赶过来盘问不休，潮州人听得不耐烦，击节长啸：“这车我不要了！”不是说大话，一年之后那辆车还呆在停车场里，轮胎上长蘑菇，真皮座椅里住了一窝耗子。　
　　不用叹气，这不算奢侈。在深圳，还有更奢侈的东西，那就是：爱情。　
　　爱情。　
　　　
　　韩灵到深圳的时候，正是肖然开始发迹的日子，所以他一直说韩灵有旺夫运。那时肖然已经离开了蓝园公寓，在粤海工业村附近租了套一室一厅的房子。1993年的肖然已经不愁温饱，腰里还颇有点余粮。那时股市正热，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排队认购新股，买到的笑，买不到的自叹命苦，连守厕所的都会画K线图。有人打过这么一个比方：拿机关枪在深圳街头扫一梭子，十个死的有八个都是股民，剩下那两个还是股评家。肖然的顶头上司牛云峰是他们公司最先入市的，买进卖出几回合就赚了两万多。肖然吃了几笔回扣之后，资产已经达五位数之巨，看牛侄儿炒股炒得欲仙欲死，不禁贼心骚痒，从银行里取出1万多元，在27。8元的价位上买了400股深发展，不到两个月就猛蹿到39块2，生性保守的肖然不敢再捂，果断地出了货，一转手就赚了四千多。没过几天，韩灵毕业来到深圳，为了赢得佳人芳心，肖然不顾家底地带她去了深港海鲜城，那天的肖然分外风骚，身穿一件青灰色的风衣，油头锃亮，白眼瘮人，周润发见了都要打寒战。服务员过来点菜时，肖然右手前伸，戟指笑谈：“白灼虾、鲍鱼、圆贝，”韩灵看了一眼菜价，惊恐万状地吐了一下舌头，右手狠狠地捏了他一下，她不捏还好，这一捏越发激起了肖然的万丈雄心，他猛地挺直腰杆，气冲斗牛地问：“龙虾有吗？来条龙虾！”　
　　不知道是爱情的力量还是龙虾的力量，那天晚上，肖然对韩灵实施的侵略没有遭遇到任何抵抗。初经人道的肖然在前半场一直不得要领，一接近球门就抬不起脚来，每次都是无功而返，折腾了半夜，两个人都累得大汗淋漓，韩灵坐了一天火车，实在是撑不住了，打着哈欠摸了摸他的作案工具，说要不然算了吧，先睡觉，明天再说。肖然正满腔悲愤，一听这话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哑着嗓子骂了一句，说他妈的我还不信了呢！说罢悍然发动攻势，韩灵措手不及，皱着眉头大叫一声，两手紧紧地箍住肖然，指甲在他背上划了一条长长的血痕。　
　　　
　　今天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日子。　
　　我也是。　
　　肖然紧紧地抱着韩灵，叹了一口气说，我就算现在死了，也觉得不缺什么了。韩灵轻轻地拍了他一下，说你胡说什么。肖然突然激动起来，翻身坐起，说真的，只要你在我身边，我死都是笑着死的。　
　　窗帘遮住了星光，屋子里漆黑而寂静，一些隐约的笑声在空气中轻轻飘荡，象是神秘的预言。隔壁的婴儿突然夜哭，哭声若断若续，象征着人类最初的苦难。肖然俯下身，贴在韩灵耳边轻轻地说：“亲爱的，你是我这辈子永远的新娘，即使将来不能在一起，我也要永远记住今天的你。”韩灵心里一阵感动，脸埋在肖然胸口，越想越难过，过了一会儿，她肩头耸动，嘤嘤地哭了起来。　
　　　
　　那年肖然23岁，韩灵22岁，他们的全部资产加起来不到两万元。他们永远的洞房，粤海工业村旁边那栋破败简陋的屋子，在2002年初被拆成一片瓦砾。那时鞍山的韩灵已经成了一名小学教师，上午两堂课，下午两堂课，讲得喉咙肿痛，吃多少金嗓子都不管用，有时候疼得实在受不了，就找同事宋世杰代课。宋世杰是个老鳏夫，老婆死了七、八年了，一直也没再婚，天天闷闷不乐的，不过对韩灵一直很照顾，每天上班都替她抹桌子倒水，还经常给她带点梨和苹果什么的，说多吃点水果对嗓子好，韩灵开始不好意思要，后来也渐渐习以为常。当小学老师很累，韩灵每天中午都要小睡一会儿，如果没有别的人，老宋就会轻手轻脚地给她盖上件衣服，韩灵说谢谢，老宋总是憨厚地笑笑，嘱咐她“别着了凉。”就在肖然死的前半个月，韩灵大病了一场，老宋给她买药、买水果，一天三顿给她送饭。病好后韩灵觉得无物以报，狠了狠心，终于躺到了老宋的床上，大概是因为很长时间没有碰过女人，老宋刚一碰到她就一泻如注，扑通一声趴在她身边，一句话也不敢说。韩灵拿卫生纸简单擦了擦身体，然后轻轻搂住他皱皮松松的脖子，说老宋啊，你可真是个好人。这时月亮滑过中天，楼群间光影重重，眼角布满皱纹的韩灵突然心里一动，象茫茫黑夜里的火花一闪，她把头深深地埋进老宋的胸口，然后在心里轻轻地问：　
　　肖然，你在深圳还好吗？　


　　　　　　　　　　　　（四）　
　　陈启明是典型的傻人有傻福，毕业后分回老家的粮食局，干了一年多，实在忍受不了行政机关水裆尿裤的办事风格，再加上领导一直看他不顺眼，说某人上学时煽动过学潮，政治上有问题。说得某人恨炸胸膛，一怒之下写了长达万言的辞职报告，从政治体制抨击起，一直抨击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公粮制度，最后还居心叵测地提到了他们科长每天占着茅坑长达半小时的事。在报告的结尾，陈启明庄严地发表声明：“我觉得辞职首先是个良心问题，其次还是个智商问题，粮食局这个破地方，只有白痴才能呆得下去。”他们科长本来还打算假惺惺地挽留他一下，一看到这句话，差点气炸了头盖骨，颤抖着四肢签了“同意”二字，这样陈启明就成了粮食局最早放弃国家粮食的家伙，一个不容于所有领导的叛逆者。　
　　叛逆者于1993年5月30日登上了去广州的火车，那年他22岁，30多小时的旅程，他一直都不大清醒，想象中的深圳就象天堂，鲜花铺地、美酒盈樽、走路都会踢到金子。他甚至还想到某一天衣锦还乡，跟科长见面的情景：油头锃亮的陈启明缓缓摇下豪华座驾的车窗，亲切地对他们科长说：“科长，这么多年不见，你的自行车还是很新啊。”那辆自行车是这们科长花900元买的，对之视若己出，每天都要在食堂的水笼头下擦洗一遍，亮得象许大马棒的盒子炮。　
　　火车在儿童节的中午到达广州。陈启明提着一个灰色的帆布包，被汹涌的人流裹挟着来到万头攒动的广场上，面前的景象让陈启明销魂荡魄、欲仙欲死：在令人窒息的热浪和噪音的包裹下，黑压压的人群拥挤着、叫嚷着、冲撞着，象一个巨大而湍急的漩涡，没有什么不能被吞没，没有什么不能被毁灭。几个山里汉子正围着几只破破烂烂的编织袋抽烟，灰扑扑的脸上汗水直流；几个满脸灰泥的小男孩一路蹒跚而来，向每个人伸出双手；有一个扑通一声跪在他脚下，两手紧紧抓住他的衣服，口齿不清地哀求：“给我一块钱，给我一块钱吧。”陈启明掏出十块钱给了小男孩，一下子从梦中醒了过来，环视着这个苦难的广场，看见一个小偷正拿着镊子从一个老头口袋里掏钱，四周的人静静地看着，一言不发。　
　　　
　　“我不可能凭自己的力量出人头地，”1993年的最后一天，陈启明满脸通红地对肖然说，“我没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