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丕显回忆录-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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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云初起一出新编历史剧的政治背景　

　　1965年春节刚过，江青再次来到上海，她此次到沪，可谓是春风得意，踌躇满志，她要策划批判《海瑞罢官》。　　　　　

　　《海瑞罢官》这出戏成于北京，却是源于上海。1959年4月，中央在上海召开工作会议。作为会议的东道主，我们自然安排了一些文艺活动，白天开会，晚上看戏。毛主席是湖南人，爱看湖南戏。一天，他看了湘剧《生死牌》，戏中海瑞这个人物引起了他的兴趣。第二天，他专门打电话要我们为他找来《明史》，仔细阅读了其中的《海瑞传》。　　　　　

　　针对当时干部不敢讲真话的问题，为了纠正“高指标”等“左”倾问题，毛主席有感而发，在工作会上盛赞海瑞，号召大家要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学习海瑞精神，敢于批评嘉靖皇帝。毛主席说：明朝皇帝对下臣严酷，不少大臣被廷杖致死，但还是堵塞不了言路。对嘉靖皇帝忠心耿耿的海瑞，为了大明江山，不惜冒着杀头的危险上疏批评皇帝。海瑞对嘉靖皇帝骂得很厉害，骂嘉靖是“家家（“嘉”谐音）皆净（“靖”谐音）”。他要大家学习海瑞刚正不阿、敢于批评的品格，并提出了著名的“五不怕”精神，即“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毛主席指示中央主管宣传的胡乔木同志要“宣传海瑞刚正不阿的精神，找几个历史学家研究一下，从什么角度，用什么方法做宣传工作”。　　　　　

　　毛主席的讲话给大家很大的鼓舞和教育，讲话精神一传出，各地争先恐后演出海瑞戏。光上海，周信芳就上演了《海瑞上疏》、《海瑞背纤》。胡乔木约了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写文章，吴晗欣然同意，他很快写出了《海瑞骂皇帝》一文，用刘勉之的笔名，发表在1959年6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　　　　　

　　1961年，历史学家吴晗写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正式出版。1959年7月至8月，党中央在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错误地开展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又谈了学习海瑞精神问题。他提出要区分“真海瑞”和“假海瑞”，“左派海瑞”和“右派海瑞”的问题。1959年9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吴晗《论海瑞》一文时，正值庐山会议闭幕不久。尽管吴晗与彭德怀同志既无工作关系，又素无私人往来，但出于知识分子的小心谨慎和对政治运动不可测的恐惧心理，他在该文的尾梢上加上了几段骂“右倾机会主义”的话。其目的是以此表白自己提倡的是“真海瑞”精神，与彭德怀同志“假海瑞”不同。那实际上是在当时特定条件下，吴晗为了避嫌，为自己挖的“防空壕”。1959年下半年，在一次政协会议上，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请吴晗写一出海瑞戏。这位历史学家对戏剧并不内行，但盛情难却。他答应了，并花费了很大力气于1960年底写出新编历史剧《海瑞》。吴晗的好友、云南植物研究所所长蔡希陶读了吴的剧本以后，认为剧本写的是海瑞生平的一件事，并非一生，剧名叫《海瑞》显然不贴切，于是大笔一挥，在封面上“海瑞”后边加了“罢官”两字。1961年剧本发表并正式上演时，定名为《海瑞罢官》。这出戏正式演出后，毛主席很高兴，并在家里请主演海瑞的马连良吃了饭，对他的演出大加赞扬，毛主席说：“戏好！海瑞是好人。”马连良十分感动，回来告诉吴晗说：“毛主席真伟大，礼贤下士，接近群众。”吴晗听了自然是喜出望外。能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赞扬，说明这出戏是成功的，吴晗也感到无比欣喜。　　　　　

　　按理说，《海瑞罢官》写的是毛主席提倡的海瑞精神，又是毛主席表扬的戏，为什么后来又会遭到批判呢？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康生在其中起了很坏的作用。　　　　

　


溪云初起姚文元入伙

　　担负批判《海瑞罢官》任务的，是人称“棍子”的姚文元。　　　　　

　　1957年6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录以备考——读报偶感》的文章，《人民日报》加以转载，并以“本报编辑部”的名义写了按语，与姚文元的文章一起刊登在1957年6月14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对《文汇报》、《光明日报》“一个短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报纸方向”进行了公开点名批评，姚文元一跃成为“反右”新星。　　　　　

　　柯庆施也马上召见姚文元，并让他以后听张春桥调遣。1958年，姚文元正式调到上海市委，并由柯庆施点名任上海市委《解放》杂志编辑部文教组组长，成为柯庆施的“直辖队员”。柯庆施这个人是个“手拿大棒随时准备整人”的人，从1957年反右以来，他手下这根“姚棍子”着实打了不少人，像冯雪峰、艾青、巴金、丁玲等等都挨过他的打。所以，上海文艺界一提起姚文元就摇头，都对他这种唯我独“革”的极“左”面目深为憎恶。1961年底，《解放》半月刊停刊，这个当年《解放日报》的通讯员经张春桥提名、柯庆施同意，调往《解放日报》任编委兼文艺部主任。这样一来，他就成了一个党报发言人了，他的文章一般都被认为是体现“上头”旨意的东西。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提出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上海的知识分子也开始“出气”，特别对“摇（姚）棍子”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姚文元在柯庆施的支持和张春桥的授意下，把这些都记下了暗账，并在以后加以“清剿”。巴金、贺绿汀等人之所以在“文革”中被残酷迫害，都和当年他们直接反击姚文元的极“左”有关。　　　　　

　　1965年春，江青亲自向柯庆施、张春桥推荐的姚文元交代了任务，并把一本1961年1月号的《北京文艺》交给了姚，这一期《北京文艺》登有吴晗《海瑞罢官》剧本的全文。姚文元接受任务后便秘密写起批判文章来，从此“四人帮”第三个成员开始“入伙”。　　　　

　


溪云初起柯庆施病逝，我第一次充当“信使”

　　姚文元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是像搞地下工作一样秘密进行的，除了柯庆施、张春桥外，对上海市委其他领导也严格保密。直到1965年4月，柯庆施病死成都以后，江青才不得不告诉我一些原来与柯庆施、张春桥联系的情况。　　　　　

　　1963年前后，江青来上海的次数越来越多了。中央对接待工作有规定和标准，汪东兴等领导反复交代：不能突破、不能超过接待标准。江青在衣食住行等生活方面是很难伺候的，汪东兴把此情况反映到毛主席那里。有一次，毛主席很认真地对我说：“阿丕，江青是有缺点、有毛病的，如果说超过标准、超过费用，我有稿费，就算在我的账上，我来付好了。给你们上海市领导同志增加麻烦了。”我听了此话后很感动，对主席说：“我们一定做好接待工作。”　　　　　

　　那个时候，江青确确实实越来越难伺候了，和解放初期她来无锡调查研究时完全不一样了。1950年的时候，江青情绪不好，老跟毛主席闹别扭。陈老总就向毛主席建议：让江青到华东来，搞调查研究。毛主席非常赞成。江青问主席：华东这么大，我谁都不认识，我到哪里去啊？毛主席对江青讲：你就去找陈丕显，他是我党有名的红小鬼。当时，陪江青来的就一个随员——孙勇，后来任中央警卫局的副局长。当时，江青为了安全，不愿住在当地的招待所，就住在我家小楼二楼整理出来的书房里。她和我们住在一起，吃在一起，当时还是处得很正常的。　　　　　

　　1964年初，柯庆施已经发现患有肺癌，并在华东医院做了肺叶摘除手术。1965年初，他前往广州疗养；3月，又到成都疗养。4月5日，李井泉、李大章、廖志高等同志设宴招待到成都视察的朱德、贺龙和在成都疗养的柯庆施。柯庆施这人特别爱喝酒，这顿酒席他放开肚皮从晚6点吃到9点，临睡前又吃了不少油炸花生米，结果引起急性出血性胰腺炎。中央和上海市委、四川省委对柯庆施的病情非常重视，立即从北京、上海派出两个由最有名的专家组成的医疗小组赶往成都，配合已经在成都的四川医疗小组的专家进行积极抢救，但均无效果。柯庆施于4月9日下午去世。4月10日，我和魏文伯等同志赶到成都，听取了抢救小组的汇报，证明对柯的抢救是尽了最大努力的。后来有些人造谣说柯庆施是被害死的，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张春桥也专门派人调查柯庆施之死，妄图陷害我和贺龙、李井泉等许多同志。关于这一点，我将在第三章中详细谈。　　　　　

　　柯庆施死后，江青与上海市委的联系就断了线。张春桥、姚文元也不好越过我，天天躲在密室里写文章，而江青又少不了张春桥、姚文元。万不得已，江青主动找我，要求继续借用张春桥、姚文元。江青对我说，前几年她就向毛主席提出要批《海瑞罢官》，但主席不同意，还劝她有工夫多看几本书。她最后只好保留意见。江青还说，她一个人说不动主席，就请康生出面说。康生说，这事得慢慢来，不能操之过急。后来经过商量，康生真的向主席提出建议，把《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和彭德怀问题联系起来。开始，主席不同意；后来康生又说，这出戏的要害是罢官，是要为彭德怀鸣不平。这引起了主席的重视，他默许了。江青还说，1964年下半年，她在北京找李希凡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李希凡表示不能接受，于是她才来到上海。柯庆施对此事很支持，希望我也能支持她，并要我对任何人都保密，特别是不能让北京市委的人知道。　　　　　

　　写文章还要如此保密？我当时也觉得有点蹊跷，但也并没有把它当成什么大不了的事，心想不过就是写篇批判文章嘛。你有不同意见可以讲，别人有不同意见也可以讲。我当时还想，这大概是江青想出点风头，先对外保密，待发表时再一鸣惊人，让大家佩服她。　　　　　

　　江青布置完就走了，张、姚二人按照江青的旨意继续抓紧策划秘密文章。　　　　　

　　1965年9月，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各大区书记都参加。华东局因柯庆施去世，尚未任命新的第一书记，因此中央通知我和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到北京参加会议。临行前，张春桥把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交我带给在北京的江青。此前，张、姚七易其稿，他们交给我的已是第八稿了。没想到这一次我竟成了他们的“信使”，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批《海瑞罢官》的稿子。　　　　　

　　据后来张春桥自己邀功说，以前几稿，都是他把稿子夹在《智取威虎山》的录音带内，用飞机送到北京江青那里的。江青自己也自鸣得意地说，张春桥每次来，都装着为的是搞样板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　　　　　

　　一路上，我心里总有一种不安的感觉。江青曾一再交代我批《海瑞罢官》的事要保密，特别不能让北京市委知道，但我总感到这不正常。由上海方面直接批北京市的一个副市长、著名史学家，却不向北京市委打招呼，这不仅会影响到两市关系，也不符合组织原则。　　　　　

　　到北京后，我把稿子转给了江青，同时也把自己的顾虑悄悄地告诉了魏文伯，他也认为此事不妥，应该向中央领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