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丕显回忆录-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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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风骤雨康平路事件（5）
《陈丕显回忆录》修改手迹我回答说：“身体还好，可以坚持工作，有什么任务，总理您就下命令吧！”
总理忧虑地询问了有关“昆山事件”的情况，我在电话里向总理作了简要汇报之后，总理说：“中央决定要你出来工作。‘昆山事件’要尽快解决，上海一定不能乱，南北铁路交通一定不能中断。”
总理又说：“对于昆山事件，不能使事态发展下去，要缓和一下形势。”“革命秩序要搞好，这样才能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
对于总理的指示，我没有任何犹豫。叶群要我“出来”，我可以搪塞；张春桥找我谈话，我可以不理他；江青要我“抓工作”，我可以应付过去；可今天是总理亲自向我交代工作，我能不挺身而出吗？尽管那时我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形势又是那样险恶、复杂，但我知道，我必须站出来了。荻秋同志已被搞得焦头烂额，总理那时也是处境艰难，有多少事等着他去处理，总理的日子也不好过啊！我应当为敬爱的总理分忧啊。想起这些，我便坚定地对总理说：“我听从总理指示。我现在已在铁路局，我们正在做工作，力争明天通车。”
总理高兴地说：“那好，我等着你的回音！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听着总理这亲切的询问，我心里很激动，真想把几个月来心里的疑惑、苦闷和委屈向总理倾诉，可一时又不知该如何谈起。我思索了一下，便拣心中感到最困惑的问题向总理诉说：“总理呀，有些问题我真想不通啊。上海市委、市人委已被造反派斗得不能工作了，荻秋同志处境异常艰难，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文化大革命’究竟要不要党的领导？‘文化大革命’究竟怎么搞？前些时候是‘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今天是‘昆山事件’，明天又不知什么事件，这样下去不行啊……”
我越说越激动，一时竟说不下去了。总理听着我的诉说，也十分坦诚地说：“阿丕，这些问题我很难回答你啊。但有一条，大不了就罢官嘛。没罢官之前，照样工作。你好自为之吧！”
听了总理这极为恳切又有难言之隐的回答，我一时语塞。我不能再给总理增添麻烦了。于是，我换了个话题：“总理，您身体好吗？”
“身体还好，就是睡觉太少了！”
最后，我衷心祝愿：“总理，您多保重！”
放下电话，感情的潮水便在胸中澎湃起来，令我久久不能平静。这种感情十分复杂，是忧虑、焦灼、愤慨，还是亢奋、激动，连自己也说不清。我思索一阵之后，立即叫秘书通知各造反组织的负责人到市委东湖招待所连夜开会。
我当时并不知道，就在总理向我作指示的同时，一条黑线也在通过一双双黑手传向上海。
暴风骤雨康平路事件（6）
凌晨5点多，王洪文、耿金章、徐景贤、朱永嘉以及一些外地红卫兵的代表陆续到齐。我在会上传达了周总理两小时前的电话指示，要求大家一定要遵照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教导和总理的指示，不要武斗，不要继续扩大事态，尽快动员铁路员工和沿线群众恢复铁路交通运输。
我话音刚落，徐景贤就跳起来，指着我的鼻子说：“陈丕显！你不要又得意起来了！我们造反派不听你陈丕显的！让你出来不过是给你一个接受考验的机会，问题由我们造反派自己来解决，用不着你来指手画脚！”我回答：“我现在还是市委第一书记，我是在执行周总理的指示。”
会场上气氛一下就凝固了。想想看，连总理的话他们都可以不听，我们讲话还有谁听？更何谈市委的权威？
徐景贤之所以能如此嚣张是有背景的。原来就在我接到总理电话后一小时，也就是徐景贤来参加会前一小时，张春桥也给徐景贤打了电话。张春桥在电话里一面向徐交“底”，一面出点子。张告诉徐，周总理已给陈丕显打过电话，要陈丕显出来工作，解决铁路中断的问题。“你们不要让陈丕显抓到旗子，要让‘造反派’抓。”又说：“现在曹荻秋出不来了，现在要陈丕显出来。陈丕显的账，你们要清算的，但现在不要急，等以后算。”
王洪文参加了1日凌晨的会，可在会上一声不吭，可能没有接到张春桥的旨意。会后他立即给张春桥打电话，没有打通，于是在1月2日叫了陈阿大、廖祖康等坐飞机到北京，由聂元梓接待，负责联系。3日晚，他们在《解放军报》社二楼见到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说：“陈丕显出面，出乎我们意料。他秘书说他病得厉害，怎么突然出来了？我们想请示一下。”
张春桥：“这件事我们商量过。曹荻秋说话显然没人听了，没人出来不行。我们三番五次劝陈出来工作，他硬是拖着，不着急出来。你们从上海来的人都说陈丕显是幕后操纵，应该拖他出来表演一番。现在出来了就好了。”
王洪文说：“陈丕显一出来就高姿态。”
张春桥说：“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
我抱病出来主持工作，是敬爱的周总理的召唤，我对总理是崇敬不已的。总理发话要我站出来，我是二话没说的。我决心尽一切努力把工作做好，把上海的局势稳定住。同时，我又深知在当时那样复杂的形势下，不要说任何一个疏忽，甚至任何一个正常动作，都有可能被人肆意歪曲，然后借机整你个粉身碎骨，而且有可能让总理受牵连。用这样一句成语形容我当时的心情是再恰当不过了，那就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暴风骤雨康平路事件（7）
就在这一天，即1967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了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这篇社论说，新的一年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的一年”。
王洪文、徐景贤一伙之所以如此嚣张，是仗着上边有中央文革，有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为他们撑腰；而张春桥一伙如此嚣张，又是倚仗着什么呢？他们的目的仅仅是要打倒我，要“算陈丕显的账”吗？绝不是！他们明白这是周总理的布置，他们明里是针对我，但暗里的真实目的是反对周总理。面对这样一伙蓄意夺权的阴谋家、野心家，我又能有什么回天之术呢？
1967年1月4日，张春桥和姚文元从北京飞回上海。用张春桥1月3日——也就是抵沪的头一天晚上对王洪文讲的话来说，他们此次回上海的目的，就是要“投入上海的决战”。
他们终于按捺不住，认为时机已到，下山摘桃子，也就是夺权来了。
张春桥、姚文元回到上海之后，频繁召集徐景贤、王洪文、王承龙等造反派头头，出谋策划加紧夺权的准备，拼凑夺权班底。张春桥煽动说，“对市委不必再抱什么幻想了”，“当前的根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夺回来”，“要把要害部门控制起来”。在他们的策划煽动下，一场夺权的闹剧便开始了。
1月4日，《文汇报》宣布夺权。
1月5日，《解放日报》宣布夺权。
张春桥、姚文元把他们的“行宫”设在了上海市委兴国路招待所，在那里忙不迭地接见《文汇报》、《解放日报》的造反派代表。
1月5日，《文汇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急告全市人民书》的传单。在这样一张大报上刊登造反派组织的传单，可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传单末尾签名的造反派组织有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革会）、上海市反到底联络总部、上海新闻界革命造反委员会……
《陈丕显回忆录》修改手迹这张传单是1月1日凌晨在市委东湖招待所开会讨论时，由我提议并提出主要观点。在当时情况下，只好由造反派起草。成文后，尽管文中的有些观点我不赞成，但“抓革命，促生产”毕竟是压倒一切的大事，出于稳定和维持大局的考虑，我还是决定签字，同意发表，并印刷传单20万份，在上海市广为散发。
《文汇报》造反组织“星火燎原”得到这份传单决定转载，为此他们请示了正在上海的张春桥、姚文元。姚文元冷冷地说：
“我和春桥同志刚回来，事情很多，许多情况不了解，无法表态。登不登，你们自己决定吧！”
暴风骤雨康平路事件（8）
姚文元、张春桥没有料到，正是这个时候，这份在他们那里遭到冷遇的《急告全市人民书》在北京引起强烈反响。
当时，全国的工业形势由于“文化大革命”受到严重影响，工人纷纷仿效红卫兵，戴上红袖章，成立战斗队，成立跨行业的造反组织，走出厂门，走上社会闹革命去了。不少工厂停工停产，经济急剧衰退，这不能不引起中央领导同志的焦虑。主席那时每天要读《文汇报》和新出的《上海工作简报》，这正表明他对上海这座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格外关注。
1月8日，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关于上海问题的重要讲话：“《文汇报》现在左派夺了权，四日造了反，《解放日报》五日也造了反，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夺权后，三期报都看了，选登了红卫兵的文章，有些好文章可以选登。《文汇报》五日的《急告全市人民书》，《人民日报》可以转载，电台可以广播。内部造反很好，过几天可以综合报道。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许多报社我说封掉好，但报纸总是要出的，问题是由什么人出。《文汇报》、《解放日报》改版好，这两张报一出来一定会影响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
“两个报社夺权是全国性的问题，要支持他们造反。我们的报纸要转载红卫兵文章，他们写得很好。我们的文章死得很。宣传部可以不要，以前那些人在那吃饭，很多事宣传部、文化部管不了，你我（“你”指陈伯达）都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
“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急告全市人民书》是少有的好文章，讲的是上海市，问题是全国性的。”
“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生产搞革命，保守派不抓生产，这是一场阶级斗争。”
“你们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以为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一套。”
1967年1月9日的《人民日报》加“编者按”转载了上海《文汇报》1月5日刊载的由我主持与签发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被毛主席肯定是“少有的好文章”，我心中自然高兴，同时，也对其中一些提法不理解甚至不满意。
主席的这个讲话被红卫兵迅速地印成了传单，我也很快就看到了。我主持并签发的《急告全市人民书》被主席肯定为是“少有的好文章”，心中自然高兴，这说明我们的工作是符合中央精神的。同时，我对其中一些提法也不理解甚至不满意，比如把《文汇报》、《解放日报》改组说成是“一个阶级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