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丕显回忆录-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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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的活动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这是完全无理的五项要求，是贼喊捉贼的五项要求，是充满强盗逻辑的五项要求，它与中央指示、与市委讨论的精神原则是完全相悖的。参加了市委会并在会上同意了市委决定的张春桥，居然大笔一挥：“同意”。
签完名还不够，张春桥又登台对台下的造反队员讲了话。他说：“我完全同意‘工总司’的五项要求”，“有的同志关心我的安全问题，我不认为你们是坏人，如果认为你们是坏人，我就不会一个人到安亭去啦！”
张春桥就这样把他与上海市委的分歧，公开地赤裸裸地暴露给了造反派，他把自己装扮成群众运动的领袖，却把市委领导一个个往炮口上推，他煽动说：“曹荻秋的检查一次不行，要让他来第二次，第三次……”
我是于当天晚上在西郊宾馆从曹荻秋、魏文伯他们那里得知这一消息的。大家对张春桥的卑劣行径十分气愤。当场我就又给陈伯达打了电话。王力接的电话，他经常给陈伯达当翻译，因为很多人听不懂陈伯达的福建土话。我对王力讲，我也是福建人，不要你做翻译。在电话中我把处理“安亭事件”的情况先向他作了简要汇报，特别提到了张春桥背着市委同意上海工总司提出的五条无理要求。接着，我非常生气地质问陈伯达：“为什么中央文革原来说不承认这样的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现在怎么又突然转为承认了呢？为什么张春桥在签字之前不同华东局、上海市委商量一下呢？中央文革究竟给了张春桥多大的权力？为什么一切后果反而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承担呢？”陈伯达和王力被我问得无话可说。陈伯达只好讲：“对张春桥，是想让他锻炼锻炼的。事情发生在上海，你们负一点责任吧。”可是后来我的这些话却成了我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我们强烈感到有一种来自上边与下边的合力在向我们压来，我们有可能最终是顶不住的。我们只有市委班子内部团结一致，齐心协力渡过难关。我们商量，不管外面压力多大，我们内部要统一，要顶住。但究竟前途会怎样，则是吉凶未卜了。
暴风骤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备组（6）
11月15日晚，张春桥和“交大”红卫兵又胁迫韩哲一和曹荻秋到苏州，解决“工总司”另一个头头耿金章回沪的问题。张春桥与耿金章举行了谈判，很快就同意了耿金章等提出的又一个无理的五项要求。在让荻秋同志签字时，荻秋同志表示不能同意，拒绝签字，张春桥威胁说：“你不签！我签！我代表中央文革签字！”荻秋同志最后被迫表示：“我组织上服从，思想上保留意见！”
张春桥在谈判中，又大吹了一通陈伯达和他自己，他说：“伯达是一个很革命的同志，是一个很虚心的同志。陈伯达和我都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接着又一次挑拨说，“陈丕显、曹荻秋说你们是社会渣滓，我说你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你们要争气啊！”从此以后，耿金章的二兵团也成了他的凶恶打手。
二兵团于18日返回上海。
“安亭事件”就这样在中央文革、张春桥的直接操纵下，按照造反派的意愿结束了。
“工总司”胜利了。
上海工总司的成立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从此上海出现了大量各种名目的全市性造反组织。
上海的大乱从此开始了。
张春桥这个阴谋家在“安亭事件”中也是捞足了政治资本。
张春桥的政治牌一向打得费尽心机。上海的“文革”是他和江青一手策划导演，派聂元梓到上海煽动起来的。“安亭事件”闹大以后，形势对他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他一开始心里也没有底。张春桥深知“安亭事件”的棘手，稍有差池，一着不慎，就会满盘皆输。他和王洪文一样，借“安亭事件”押宝，搞政治赌博，押准了，封官晋爵；押输了，坐牢杀头。事后张春桥曾对王洪文说：“对‘安亭事件’的处理，中央是有争论的，我参加了。陶铸是反对的。陶铸叫我来，就是想把工人由安亭撤回去。中央对此没有决定，我是提着‘颗郎头’（沪语，意即脑袋）签字的。我想过，可能弄不好坐班房，真想不到以后主席肯定了。”“处理这件事，要么立一大功，要么犯一大罪。”连张春桥自己都没想到，这一宝押得那么准，从此他一步登天，一度成了上海的太上皇。张春桥借口江青要文艺座谈会稿子，急着要赶回北京。去之前，他来西郊向我汇报，反映说市委常委围攻他，并讲要对群众运动慢慢来。
暴风骤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备组（7）
这一切表明了“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决不是什么文化的革命的运动，决不是党领导下的群众教育干部或群众教育自己的运动，而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大动乱。
张春桥签字同意的“工总司”的五项要求，与上海市委、华东局、陶铸同志的意见截然相反，与中央一系列文件的精神截然相反，这激起了上海市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不满。当晚，我、曹荻秋、魏文伯三人就碰了个头，对张春桥这种背叛党委另搞一套的无耻行径十分气愤，当即决定由我打电话给陶铸，曹荻秋打电话给陈伯达，向他们反映情况和我们的意见。陶铸同志在电话中明确指出：“张春桥签署‘五项要求’是错误的！”然而同样是这件事，却迅速地得到了中央文革的同意。11月16日，在苏州铁路中学接见“工总司”工人时，张春桥说：“我组织手续并不完备，没有和华东局同志商量，也没有和市委同志商量，更没有和中央文革小组打电话，因为来不及就下了决心。事后从文化广场回到住处，我才给陈伯达打电话……把五条协议以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报告了他。这样文革小组就讨论我在文化广场所讲的五条。到了晚上，文革小组给我打电话来，认为我在文化广场对这个问题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可见，一直到11月16日晚上，中央领导对处理“安亭事件”还是两种意见。
可是，事情很快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1月16日，毛主席在听取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之后，针对“安亭事件”张春桥的处理说了这么一句话：“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显然，毛主席在本不平衡的政治天平上，为中央文革加重了砝码。
天命难违，毛主席的指示无异于终审判决，中止了关于“安亭事件”的一切争论。王洪文、张春桥胜利了，上海市委却被推上了审判台。也许，这是对我上次在北京时“不识时务”，不听他们的“劝告”，不愿站出来的一个报复，对我“晓以厉害”。
从此，上海“文革”的局势如失去缰绳的烈马，急转直下，一系列动乱事件接连发生。
暴风骤雨《解放日报》事件，市委“后院起火”（1）
谈到上海的“文革”，不能不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在北京写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之后又到全国各地煽风点火的“四人帮”阴谋集团的女干将聂元梓。上海“文革”一件接一件大事，没有一件不和她连在一起。江青于10月下旬找聂元梓密谈，要她带一帮人马到上海去支持、鼓动上海造反派造上海市委的反，夺上海的权。聂元梓立即行动，于11月初窜到了上海。到处煽阴风点鬼火，说什么“上海必须大乱”，“上海市委是反革命的”。
我听到这消息后感到异常愤怒：一个异地的普通党员，不经任何授权，不顾客观事实，可以明目张胆、信口雌黄地指责一个全国最大工业城市的市委是“反革命的”；可以肆无忌惮地煽动群众，要“大乱上海”，这还有王法，还有半点党的组织原则吗？于是我立即对上海市委办公厅的同志说：“我看聂元梓不像是一个共产党员。你们要组织上海各报刊针对聂的胡言乱语进行反击，要大量刊登上海‘五大科学成就’的消息，以此来驳斥聂元梓。”
这可惹火了这位大名鼎鼎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她对我和上海市委更加仇恨。为了打倒我和上海市委，聂元梓与原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支部书记徐景贤进行了密谈。聂元梓向徐景贤交了“底”，说她来上海的目的，就是要“打倒上海市委”。徐景贤立刻心领神会。他心里十分清楚聂元梓的身后站着什么人。
11月25日，由新北大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团长聂元梓、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代表蒯大富主持，上海和外地在沪的红卫兵一万多人在文化广场召开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煽动群众起来造上海市委的反。聂元梓和蒯大富杀气腾腾地在会上轮流发言，说“上海市委执行了一条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海市委是反革命的”，“上海几次乱，没有真正乱起来，这次我们来上海，上海是乱起来了”，“乱得好，还要乱下去，上海必须大乱”。聂元梓在台上带头喊口号：“打倒上海市委！”
就是这样一个会，他们竟然在会后要求上海市委的机关报《解放日报》给予报道。这自然遭到报社的拒绝。
于是，红卫兵便在他们《红卫战报》上作了报道，并配发了一篇题为《〈解放日报〉是中共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的文章。文章说：“《解放日报》贯彻执行了中共上海市委一条又粗又黑又长又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因此，《解放日报》散毒到哪里，革命的《红卫战报》就消毒到哪里。”
27日，“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代表到上海市邮电局报刊发行处，要求将28日即将印出的第九期《红卫战报》（该报系“红革会”与“红卫兵上海司令部”合办的小报）与当天的《解放日报》一起发行。天下还有这样不讲理的事，你骂了人家，还要人家说好。要把骂《解放日报》的文章和《解放日报》合在一起发行，这理所当然地遭到《解放日报》和报刊发行处的拒绝。
这下子，红卫兵被激怒了！
暴风骤雨《解放日报》事件，市委“后院起火”（2）
11月30日凌晨，“红革会”的红卫兵们冲到解放日报社，和报社负责人谈判，提出三项要求：
一、 《红卫战报》夹在《解放日报》内一起发行，版面要与《解放日报》一样大小；
二、 《解放日报》必须全文刊登《〈解放日报〉是中共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一文；
三、 把市委有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以及市委对报社的指示告诉“红革会”。
对如此无理的要求，报社当然又拒绝了。
那个年代，正是红卫兵权力最鼎盛的年代，又是无法无天的年代。红卫兵的要求被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那还了得？“红革会”一声令下，发出勒令：
“勒令《解放日报》停止发行！”
“现在矛盾的性质变了！”
“红革会”的勒令，立即得到“工总司”的支持。
于是，持续九天九夜围攻解放日报社的事件开始了。
当时担任《解放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