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丕显回忆录-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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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要加上“革命”两个字，以免别人误解。野心勃勃的王洪文则感到不满足，提出在司令部前面还要加一个“总”字，他说：“叫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全上海的工人就都归我们管了。”造反派们推举谁当总司令时，王洪文又自我吹嘘地向大家介绍说，他当过兵、入党早，是厂里保卫科干部，一贯表现好等等。于是，大家就推举王洪文当头头，官瘾十足的王洪文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当上了“工总司”的“总司令”。
11月8日，在上海市区大小街道上，贴出了许多“工总司”的海报：
我们上海工人革命造反队定于1966年11月9日（星期三）中午12点在文化广场举行“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会上将批判和控诉上海市委压制革命运动，迫害革命群众的罪行，粉碎上海市委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
我们通令上海市委以及各工矿企业的领导，不得用任何借口阻止、刁难革命造反派来参加这次大会，不准戴帽子、扣工资，不准挑动群众斗群众。
暴风骤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备组（1）
这个海报一上来就用“通令”的口气与上海市最高一级党委对话，可见“文化革命”一开始，各级党委就处在被动挨打的地位，哪里谈得上什么领导、组织、教育群众？
8日上午，“工总司”的代表来到康平路165号上海市委书记处，提出三项条件：
一、 市委必须承认工总司；
二、 曹荻秋必须参加9日的大会，接受批判；
三、 提供宣传工具。
工总司头头们限令当天下午2点钟前答复。
市委召开紧急会议，对“工总司”的“勒令”进行了讨论，并给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中央常务书记陶铸同志打电话请示，得到陶铸同志明确答复：“不得成立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市委根据中央1966年9月14日“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精神和陶铸同志的电话答复，决定对“工总司”的要求采取三不方针，即：
不参加“工总司”9日的成立大会；
不承认“工总司”这个造反组织；
不支持“工总司”的活动。
曹荻秋和魏文伯白天开完会，晚上到西郊宾馆来看我。我那时身体还未完全复原，因城里太乱，找的人又多，所以一直在西郊养病。听了曹荻秋他们谈的情况，我表示坚决支持市委的决定，坚决支持曹荻秋、魏文伯同志的工作。荻秋表示：工总司这些为首的分子，都是一些有严重问题的社会渣滓，我们不能去参加大会，参加了就要犯错误。
11月9日，工总司在文化广场召开成立大会，宣读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言”，宣言声称工总司的任务是“要大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大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造一切牛鬼蛇神的反！我们要夺权，就是要把人民的权力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回来，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
这个宣言，杀气腾腾，一口一个“夺权”，把江青、张春桥一伙假“文化大革命”之手，妄图篡权篡位的罪恶阴谋大白于天下，把王洪文一伙靠造反起家的小兄弟们急不可耐要坐江山当皇帝的狼子野心大白于天下。这个宣言是上海第一个公开发出的反革命夺权的动员令，在全国也是最早发出的反革命夺权的信号。
大会进行中，工总司筹备组多次打电话到市委，勒令曹荻秋同志到会接受批判，都被曹荻秋同志拒绝了。当晚9点钟，王洪文等人煽动群众游行，要求曹荻秋接见，答应工总司的条件，仍被拒绝。于是，王洪文率领部分造反派于第二天凌晨冲向上海北火车站，声言要“北上告状”。
暴风骤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备组（2）
11月10日凌晨，王洪文、潘国平等人在上海北站采取了“革命行动”。潘国平带二百多人，强行登上两节客车，5点钟时北上。王洪文率领了三四百人，强行登上602次列车，命令车站调度室于7点钟发车北上。
严格按照正点运行的火车，这时却成了农村里车把式手里的马车，想开就开，想停就停。
602次列车发出后，上海铁路局接到周总理指示，不允许截车北上，不允许破坏全国铁路交通运输。
当天中午，潘国平等人被拦阻在南京车站，602次列车上的王洪文等人于上午8点被拦阻于安亭车站的岔道。
当天清晨，《人民日报》发表了《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要求广大工人按照《十六条》的规定，绝对不允许停止生产闹革命。《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上海市委立即派出大批干部，由华东局书记韩哲一带队赶往安亭，向造反队员宣传社论精神，劝说他们返厂生产。
陈伯达受命于周总理，一方面电告韩哲一，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顶住，决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一方面发出致安亭的上海工人电。电文上说：“你们这次的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了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通知还说中央文革将派张春桥即日赴沪处理此事。
有总理的指示，有《人民日报》的社论，有市委内部的统一，加上陈伯达受命于总理的指示，本来形势应该是能够得到控制的。一些工人在听了市委派来的干部的劝说后，已经陆续乘上卡车返回上海。然而，这个大好形势却在王洪文造反行动的蓄意升级和阴谋家、野心家张春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导演下，酿成了轰动全国的重大事件，把上海市委逼入绝境。
暴风骤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备组（3）
11月10日凌晨，王洪文、潘国平等人在上海北站采取了“革命行动”。潘国平带二百多人，强行登上两节客车，5点钟时北上。王洪文率领了三四百人，强行登上602次列车，命令车站调度室于7点钟发车北上。
严格按照正点运行的火车，这时却成了农村里车把式手里的马车，想开就开，想停就停。
602次列车发出后，上海铁路局接到周总理指示，不允许截车北上，不允许破坏全国铁路交通运输。
当天中午，潘国平等人被拦阻在南京车站，602次列车上的王洪文等人于上午8点被拦阻于安亭车站的岔道。
当天清晨，《人民日报》发表了《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要求广大工人按照《十六条》的规定，绝对不允许停止生产闹革命。《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上海市委立即派出大批干部，由华东局书记韩哲一带队赶往安亭，向造反队员宣传社论精神，劝说他们返厂生产。
陈伯达受命于周总理，一方面电告韩哲一，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顶住，决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一方面发出致安亭的上海工人电。电文上说：“你们这次的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了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通知还说中央文革将派张春桥即日赴沪处理此事。
有总理的指示，有《人民日报》的社论，有市委内部的统一，加上陈伯达受命于总理的指示，本来形势应该是能够得到控制的。一些工人在听了市委派来的干部的劝说后，已经陆续乘上卡车返回上海。然而，这个大好形势却在王洪文造反行动的蓄意升级和阴谋家、野心家张春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导演下，酿成了轰动全国的重大事件，把上海市委逼入绝境。
暴风骤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备组（4）
11月12日上午8点，张春桥在王洪文等人陪同下，坐着一辆大卡车驶达安亭车站。张春桥站在卡车上又一次宣读了陈伯达给安亭上海工人的电报，动员工人返回上海，王洪文在一旁帮腔。造反派见王洪文变了态度，有人爬上卡车抢过话筒大骂：“王洪文滚他妈的蛋！”一通乱哄哄的吵闹之后，王洪文带着大部分造反队员返回上海。耿金章不服气，率领一千余人继续步行北上。
下午4点多，张春桥也返回上海。
市委为了团结造反队员，稳定局势，发了专门的文件，要求各单位对回厂工人“表示欢迎”，对他们“不要指责，不要扣帽子”。
事情该平息了吧？不，更大的风波还在后头。
11月13日晨，张春桥的心腹、原市委写作班子支部书记徐景贤找到张春桥，说黄金海等带领的那批造反队员不肯回厂，集中在文化广场，要求和张春桥谈判。张春桥接受了谈判要求。
市委得知张春桥要谈判的消息后，立即召开了常委会，张春桥也参加了。会上，市委对“工总司”可能提出的各种要求逐一进行了设想和研究，得出一致意见：
决不能承认由一小撮社会渣滓控制的全市性跨行业的“工总司”是革命群众组织；
决不能承认这些人在北站强行登车、在安亭卧轨拦截第14次列车是革命行动。
会上，张春桥没有表示任何不同意见。
荻秋同志对张春桥一贯阴一套阳一套的作风是早有警惕的，因此在会议进行当中，他给北京当时主持中央书记处常务工作的陶铸同志打电话，汇报了市委处理“工总司”问题的意见，并请中央指示。在获得了陶铸同志的肯定后，荻秋同志一边听电话，一边作了记录，又特地叫张春桥直接听了一遍陶铸同志的指示，免得他日后又不认账。
张春桥在电话中表示，要按陶铸同志指示和市委意见办。可是话音未落，一离开会场，他搞的完全是另一套了。
下午2点，张春桥来到文化广场，与潘国平、王洪文、首都红卫兵和交大代表十余人进行了谈判。张先吹嘘自己是中央文革派来的，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接着吹嘘陈伯达是“马列主义理论家”，陈给安亭车站的电报是在听了上海市委的片面汇报后发的，是受骗上当。他声称自己这次到上海，到安亭车站，接触了大量造反工人，亲自听了他们的“控诉”，看了安亭车站现场，才了解了全面的情况。他表示回北京后，一定向陈伯达说明他所看到的情况，相信他们对此会有一致看法。在“工总司”头头王洪文、潘国平等的要求下，张春桥在“工总司”提出的五项要求上签了名，写上“同意”字样。
暴风骤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备组（5）
“工总司”的五项要求是：
一、 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组织；
二、 承认11月9日大会以及工人被迫上京控告是革命行动；
三、 这次事件所造成的后果，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
四、 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
五、 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的活动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这是完全无理的五项要求，是贼喊捉贼的五项要求，是充满强盗逻辑的五项要求，它与中央指示、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