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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满堂花醉-第17章

小说: 满堂花醉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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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诗选注》体现了钱氏治学一贯的特色。对于其学术,争议并非从近年始,如早在1948年,《谈艺录》初版刚出,钱的好友夏承焘便在9月17日日记中评为:“博览强记,殊甚爱佩。但疑其书乃积卡片而成……”1958年《宋诗选注》出版,次年1月7日夏于日记云:“近日报纸登批判此书文字数篇,予爱其诗评中材料多,此君信不易才”;但不久批判《宋诗选注》的风向稍转,夏应何其芳约所写“挽回影响”的评论文章,却只对该书之“选”甚加好评,而对其“注”则不作详论,不知是否仍不能同意其“注”的方法所致?     
    至于近十多年来,指钱氏积卡片、掉书袋、堆砌片段、不成体系等等更不绝于耳,到网络通行的今日,马上又有了谷林所听到的那种应景之议了。    
    事实上,钱锺书最看不起的是学究,《管锥编》“文人慧悟逾于学士穷研”已成名论,他又怎会仅仅做些寻章摘句的死工夫。对《宋诗选注》,他后来表示不满意其选,因为迎合了时风;但却颇自得于其评注,“还算有价值”。当时身在海外的胡适也有相同的看法。可见钱氏及识者对这种治学方式的肯定,他是有意为之的。    
    后人称《宋诗选注》的意义:“突破旧的笺注模式,创造性地把注释与评论结合起来”。“结合”也者,是将观点与材料相融为一,材料出观点,却又不为之所囿,而能以观点统领之,以至到了材料组合的注释自可成论,甚而“抵当一篇美文”的化境——谷林先生此语并非吹嘘,与谷林兴味相投的止庵,曾写过一篇《说钱》,那么巧,也专门举《示儿》一诗的注文,说钱锺书“才情识见应有尽有,所嫌略少者但是一点(周作人那种)苦味耳”,若于钱文中求此,则如这篇注文,便是他“最喜欢”的云。他正是将其当文章来读了,虽然是别有所取。    
    按此注文举陆游死后宋与蒙古灭金、及元灭宋时人们相应的两首诗与之对照,不作任何评说,然已尽见世事的沧桑、历史的诡异、人的微渺,愿望竟可以变形异化而实现之,无言中自寓“讽刺与感伤”的悠长感叹,的是大手笔。可见钱氏的“博闻”,容可“上网解决”,然搜集资料后的取舍剪裁、以出己见,则非大才不能办。在这里,我情愿望文生义把“博闻”后的“强识”别解为“见识”的“识”,没有超常的见识为主导引领,给你“买架电脑”,哪能搞出钱锺书那种水平的东西来——虽然谷林先生未曾尝试过上网收集整理资料,故有来信中的疑问,但他称赞钱“淹博睿智”、“并世焉求”,却是完全成立的,要紧的正是淹博的背后有睿智也。    
    至于钱锺书直抒心得的评论,那就更不必说了。这次读《宋诗选注》陆游部分,并瓜蔓而及其他,便好好的再次领略了其学力、心眼和风采,读来每觉会心微笑,真觉神气为之清朗,在偷闲的晴好绿窗下,得销片时夏炎。    
    钱氏其他著述文章也时令人得类此的赏心。如这本《宋诗选注》的港版前言,便使我感觉他把平常射向虚妄人间的“讽刺和感伤”之箭也射向了自己,好像微笑说:我是明白的,但一样免不了在时代中人的悲哀与缺憾。而他又是如此清高洒脱,不怕把那悲哀与缺憾展示给后人看。这是一个至高的境界,是对人的命运的深刻揭示,在那份无奈与幽默的混合中正显现出大智慧来。这种钱氏作品中屡屡可见的智者心怀,尤使我叹服不已。    
    只是到近年,钱氏晚年引起媒体关注、成为新闻热点的几件事,其处理,主要是杨绛的处理,我认为很不得当,也不得体,因而有所腹诽,情份略减了。不过,终究叹息如此聪明,世间聪明人难得,也就爱惜难舍——我前面所谈,仿佛是要加入一个已冷的战场,“为钱锺书声辩”,实质并非如此。我也认为钱氏无论治学还是为人确有可议之处。但我有幸在他尚未被在大众范围内炒热、未被捧为“文化昆仑”前就倾慕之,个人的敬意不曾掺了任何杂质和外界之力,干干净净是自己的选择;后来也从来没有在心中神化过他,或假情假义地把奉为宗师。我只视钱为一位可亲可近的、时时令我欢心的聪明才子,所以无论别人的攻击、自己的微词,原也不曾太有损对他的喜爱。    
    谷林在《期待》文中讲了一件“令人难忘”、“石破天惊”的旧事:《宋诗选注》刚出版即遭批判,叶圣陶先生却在公开场合,“举起书朗声说道:‘不管他们怎么讲,反正我喜欢这本书!’”我想,“喜欢”比起容易引起失望的“尊崇”,是对一个聪明才子更恰当的态度。谷林“期待”“新世纪里,又一位钱先生将重临人间”,然而要这样的人才再现,岂是易事。所以不管怎样,我到底还是喜欢。    
    (按:谷林先生惠寄的《期待》一文复印件,除一如既往自行标出排印之误外,还在所引陆游《示儿》注文、钱锺书原引的“林景熙《霁山先生集》卷三《书陆放翁书卷后》”一语的第二个“书”字旁,标了一个问号。他所据的《宋诗选注》是人民文学社1979年第三次印本,我手头的是该社1989年9月第二版、1994年4月第三次印本,仍作“《书陆放翁书卷后》”,但在前面的陆游本论第二条注中,也引了林氏此著,却作“《书陆放翁诗卷后》”;我未见《霁山先生集》,推测文意当为“诗卷”而非“书卷”。——《宋诗选注》后来至少重印过三次,收入人民文学社今年出版的“大学生必读丛书”,以及三联社去年、今年分别推出的“钱锺书集”繁、简字体本;尤其后两种,均声明各做了修订错讹的工作,但这一处都未曾改过来,对比之下,无疑使人感佩谷林先生的细心了。)    
    2002年7月


钱锺书第21节 满堂花醉

    毕业后购、读钱锺书,尚有几次感触。其中1997年9月关于罗俞君编《钱锺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7月一版)的笔记,稍为完整些,录如下。    
    从《钱锺书散文》中新读与重读了一大批佳作,再次感到,见识、学问、才情,我所标举的这三者钱氏均达极致之境。唐末贯休和尚《上钱尚父鏐》诗中有两句:“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我喜欢多年,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物当得起这境界,现忽想起,这一位钱家后人才配!    
    所谓“一剑霜寒”,是钱氏英风傲气,笑谈纵笔,不知放倒了古今中外多少才士学人,尤其是他那些“少年盛气”之作——在《〈美的生理学〉》中,他评此书曰:“作者是少年人,所以意气非常之盛,兴会非常之高,对于老前辈谁都不买账,挖苦俏皮,无所不至。”又说:“作者因为少年盛气的缘故,似乎过火了一点……少挖苦前辈的诞说而多坚实自己的论证……那岂不更好么?”其实钱氏这样教训那作者时,自己才二十出头!他自己写起文章来,也是“挖苦俏皮,无所不至”的,那作者也逃不掉钱式俏皮的连消带打。——我不是要挖钱氏老底,其实我就欣赏这种痛快淋漓的挖苦俏皮、“对谁都不买账”,“过火”一点,那又何妨!    
    当然,挖苦俏皮须在“坚实自己的论证”的基础上,这标准定得很对,钱氏是做到了的。有学问打底,才能从容笑骂,剑扫千军。只举一例:《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一文,其价值岂止是指出中国文评“把文章通盘的人化或生命化”这一特点,该文本身就是在示范着正确的做学问方法。惊才绝艺集于一身,钱氏才有底气说:“直谅的‘益友’,我是没有的,我也不感到‘益友’的需要。”(《谈交友》)    
    钱氏剑锋,有一瓣出众之芒,是其“固有的文章手法的一个特点”:喜用且善用比喻。    
    他的比喻,往往出人意表,又贴切绝妙。他并非为比喻而喻,在他那里,比喻与被比喻的原物之间,不是陪娘与新娘的关系,但求衬托出新娘花容月貌,管他陪娘成了木头人;而是夫妻的关系、兄弟的关系,公不离婆,说着哥总能道着弟,既能说明了被比喻之事物,而比喻本身又绝不会闲着只做陪衬。他或是把比喻物与被比喻物一并说明了,比如:“文字呢,当然是随人立义的,但是也有一个界限——以不侵犯旁的字为界限,像自由一样。”(《〈落日颂〉》)更多的时候则是连带着嘲弄比喻物,比如在《〈围城〉序》中说,此书本献给杨绛,但“献书也像‘致身于国’、‘还政于民’等等佳话……名说交付出去,其实……放手而并没有脱手。”类似的例子还有《作者五人》中把一本书比作诗,《说“回家”》中把心理活动比作战争等。    
    顺带一提的是,钱氏对比喻手法本身是有清醒认识的,在《说“回家”》中,他指出“许多思想系统实际都建立在比喻上面”,但同时又强调:“比喻只是比喻。思想家的危险就是给比喻诱惑得忘记了被比喻的原物,把比喻上生发出来的理论认为适用于被比喻的原物。”——也许是要力避此弊,钱氏才首先咬住被比喻的原物的特点和“理论”,再反过来施于比喻物身上,从而既避免了“妹仔大过主人婆”,“忘记了被比喻的原物”,又焕发了比喻物自身的光彩,夫唱妇随,相得益彰。    
    学问与才情之外,更重要的是见识。这方面于我,尤觉“满堂花醉”——这个比喻要优于“乱花迷人眼”,后者只是悦目,“醉”,则是赏心;就是说,钱氏的许多妙论,都是言我心所欲言,或者我心底潜意识中本有此倾向,经他锦心绣口地说出而成为明晰的观念。读这样的会心之论,常觉足当浮一大白——    
    钱氏有通达而健壮的人生观。他看不过才子常常怨命怨天、满腹牢骚,认为我们应该“要和宇宙及人生言归于好”;青年时代多愁也是正常的,但此后便当是:“梦是不做了,因为他知道醒着也是一样做梦;依旧有海洋般深的情,海洋般大的愁,但是不无风作浪。”(《〈落日颂〉》)这几句话说得太好了,极为贴切,也足让人生阶段转折者警醒。    
    钱氏的历史观也让我注目。他接受历史的客观性和合理性,“每一个存在的时代都是应当存在。每一个过去的时代都是应当过去。”批评奢谈现代“时代精神”、“尤其是那般唾骂现代而醉心于古希腊罗马的学者”没有史观。(《旁观者》)更多处批评那种为己所需而臆造历史的倾向,“把过去理想化了来满足现在的需要”(同上),“把过去来补足现代的缺陷,适应现代的嗜好”,且这种臆造出来的“黄金时代”随时推移。(《近代散文钞》)他赞赏《休谟的哲学》一书,在于该书作者“从来没有露出后来居上,今是昨非的态度。”从而指出要从当时的历史环境而非今日的标准尺度去看待前人,尊重古人、尊重历史。另还提出:我们只能相信历史现象有因果关系,但不能断言某某为因某某为果,且表面上的因与果,往往有史家无以尽识的貌同心异处在起作用(《中国文学小史序论》);有人先自主张了魏晋文学为正统,遂视唐宋文学为逆流,但其实,“在无穷尽、难捉摸的历史演变里,依照自己的好恶来定‘顺流’、‘逆流’的标准”,这“不能算是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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