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堂花醉-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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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竖列分三行的书名、作者、书局字样占去大半;上为一幅小图案,浅墨蓝色的木刻,绘茂叶树木,缭绕云朵,掩映山海交接处半轮太阳,在日出日落之间。这样的装帧、这样的小画,简单、朴实、耐看,隐然略有古希腊的庄穆之风,未悉设计者和作画者为谁。
书是毛边本,左方书口和上方天头皆不切齐,尤其书顶,真如鲁迅说的“怒发冲冠”,唐彛档摹扒嗨扛捕ァ薄ⅰ芭钔返囊帐跫摇薄L茝|并指,毛边书也经历过变化,“毛的一边移到书顶”,正是从北新书局开始并沿用下来的。这种“略带野趣”的“朴拙的美”,“参差的美,错综的美”,我是第一次真正见到。谷林曾撰《毛边书漫话》,说他的书架上“毛边书共得两种”,解放前的只有周作人《过去的生命》和这本《永日集》,它们之历劫犹存,“是侥幸,是漏网”。
翻开扉页,先是谷林手录陆游和黄清老诗各两句:“闲愁掷向乾坤外,永日移来歌吹中。”“松阴坐永日,心与云俱闲。”——光是这几行字就可以赏玩永日了,不仅仅是诗意,谷林的一手小楷真个俏丽雅致,看那“掷”字提手边潇洒的一提,就真是“掷”了;修长的“阴”、“永”,就给人松荫垂垂、悠长舒闲的直观感受。按《永日集》我手头有的是河北教育出版社重印本(“中国现代小品经典”丛书,1994年5月一版、1995年10月二印),8年前的夏日购得后,也曾抄了几个古人关于“永日”的句子在书扉上:陆游的“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送流年”,“绿酒可人消永日”;刘禹锡的“一卷素书消永日”;张九成的“听泉常永日”。但那字迹,叹口气,这辈子都赶不上老先生了!
抄诗旁边、近书口,是谷林题记:“四九年初,谭正璧登报售书,去函询其周氏著作目录,复信云:有二十余种,目录不能备载,多初印本,可以全部出让,代价白米五担。其时周氏早期印本诚不易得,余亦微有元相俸钱之感,但身非彭泽令,对此十倍折腰之数,未能脱俗,只好割爱。其后到北京,时时蹀躞旧书铺,以收罗周著为事。经年仅欠此种,后以叔英之导,获见此翁,道及搜罗辛苦,承以此卷见惠,喜出望外矣。”——这段题记的墨迹已淡,当为昔年所书。此事谷林后来已基本记入《曾在我家》一文中,并云:搜求所得周氏著译,“就中尤推《永日集》和港版《过去的工作》、《知堂乙酉文编》为翘楚,盖咸从作者手头得来。”但对前者所得的经过细节没有描述,尤其“以叔英之导”获见周作人,及此《永日集》为谷林当时仅缺者,是第一回听说。得书后即去信询之,答曰:穆叔英是少他两岁的中学同学,以共编《鄞商学生》而熟识,建国后两人同在北京,穆打听到周作人住处,约了谷林一起走访(穆现已去世)。至于“仅欠”,是指在五十年代初;(《曾在我家》载,港版《过去的工作》、《知堂乙酉文编》乃于六十年代时闻香港出版,向周氏求取,当面得之。)而此《永日集》,书后版权页背面复有两行手书云:“此卷承老人寄赠,于 一九五零年十月九日收到。”
扉页背面则是新题两行:“甲申春日寄 胜衣弟清玩”。
接下去,可以再抄《曾在我家》:书名页“右下角钤‘且以永日’长方章,序言末钤‘苦雨斋印’方章,字作魏碑体,纵横各加界划。”
目录页右下角则是谷林的小篆长方章“修之藏书印记”,与周作人亲钤的那两方一样,都是朱文印。
内页排版大方,天头、书边开阔,行距疏朗,容得下谷林在行与行之间纠正了个别排印错字。同样的内容,手头河北教育社的32开重印本正文是165页,这北新初版大32开,反而是344页,可见其版式之阔绰。
谷林之纠误,说明是细读过的,但此书出版70多年、在其手半个多世纪,纸张发黄却尚保存整洁。
正文25篇(包括一篇《杂感十六篇》,以及作为《跋》的《〈专斋漫谈〉序》,因“《漫谈》未续写,移作本集代跋”)。前有作者“民国十八年二月十五日”所撰《序》,谓收文大半作于民十七年,小半为民十七年以前(按目录的篇目后均附写作时间);有5篇是翻译,收在一起的原因是个人“偏见”,因原文意思为己所喜欢,便正如大家引用古人成句一样“整章整节地引用罢了”,并称它们“在这集内是最值得读的文字”;“在自己的文章中只有一篇《忒罗亚的妇女》觉得较好”;末云“文章中所谈的总还是不出文学和时事这两个题目”,关于文学的意见主要在《〈大黑狼的故事〉序》里,“至于时事到现在决不谈了,已详《闭户读书论》中”云。——本册该篇篇末,谷林抄录了周作人1930年2月1日致胡适信的一段:“近六、七年在北京,觉得世故渐深,将成‘明哲’,一九二九几乎全不把笔,即以前所作亦多暮气,偶尔重阅,不禁怃然,却亦觉得仍有道理——另封附呈《永日集》一册,其中《闭户读书论》请读之以供一笑。”
如此这般,一部曾辛苦搜罗而“仅欠”、得作者圆梦的“翘楚”之书,历劫幸存的初版毛边珍本,有知堂亲钤的印章(朱墨犹新!)、有谷林多次的题记和引录,曾在苦雨斋,后归朝内宅,今到忆水舍,经两位老人的手传递,而我有幸复加摩挲、相对——这是怎样的缘份。乍接的心情自然首先是惊喜,此恐怕尚有逾于谷林当年,因为事前完全没有“征兆”;旋即是感动,而又同时竟生了一缕酸悲之意,因为这人情的背后是沧桑,遂温暖与苍凉并存。
还要再说什么呢?“且以永日”吧!
我的笔记中有过一个“知堂读屑”系列,将读过的周氏集子中自己感到“同情”、欣赏、有意思的,及反映了知堂重要思想或个人风格的段落句子抄下来,缀以自己些许批注、零星感想。这当然不能追比知堂的抄书文章,因为都是些未加整理的片段;只是像跑到他的园地上,摘些花草菜叶回来,但目的却不是用作栽种自己的园地,更多时候是借他的口说说自己的想法,以此消磨一些闲暇时光或冷寂心境——正有点“一卷素书消永日”的意思。
《永日集》是在1996年12月中旬读抄的,趁着这次得谷林移赠旧册,就将该书的“知堂读屑”转录过来,以志此缘——
本集主要是译文与抄书(所译所抄均西洋书文,当中多篇是谈古希腊的)、序跋、时论三类文章。
《忒罗亚的妇女》一篇,指对《忒罗亚的妇女》得作者、古希腊悲剧家欧列比台思有“亲密之感”,因为“其著作中唯理的思想与人道的精神”。按这二者亦正是知堂自己的思路。又谈这篇悲剧是“对于人类的哀怜的精神”之体现,“其中并无什么激烈的态度,更没有报复的思想”,“其沉毅处是希腊性质的特别长处”。对待悲剧的命运,知堂也是这样,哀怜整个人类多于反抗,重沉毅不重激烈。此篇抄书文字平平,但知堂序中特别自诩之,盖能突出反映其人生观也。
周作人等第15节 且以永日(2)
《论山母》是译文,在篇后附记中知堂称他很喜欢哈利孙所著此文,这推想除了对古希腊、对事物(诸神)的“起源及其变迁”、对神话的特有兴趣外,还因为文中谈的,古希腊的美术家与诗人的“造神”过程是“洗除宗教中的恐怖分子”,“避开了恐怖与愤怒而转向和平与友爱”;但最初神灵身上的野蛮恐怖,却又仍有影迹留存——这种趋美弃恶,是知堂的人生追求;而恶又始终影影绰绰,则是其自况反映。
《蔼理斯〈感想录〉抄》六则,一则《进步》开头说:“我觉得自己不能同情于现在通行的厌世思想”,但原因并非对人生的乐观,而是因那些“通行的厌世”“错误在于过分看重进步的意思”,到看不见世界的进步便厌世了;实际上,“世界是一个永久的新奇,永久的单调。”——蔼理斯与知堂正是看透“太阳底下无新事”、“这古旧的新奇也是永远的回复”,才反对流行的因信奉进化论而导致的厌世。
二则《晦涩与明白》,说:“至好也是那虚无之中心,须得包围起来才能造出美或深来。”“要明白,要明白,但不要太明白。”
四则《雅歌与传道书》,推崇《旧约》中的《传道书》,因其是“愁思之书”,是“厌世与乐天之一种微妙的平衡”,而这“正是我们所应兼备的态度,在我们要去适宜地把握住人生全体的时候。”又说,在《传道书》的年代,世界是“虚空”的,但“留有一种伟大的希伯来特性,一切特性中之最可宝贵者,便是温暖的博爱的世界主义。”
五则《宗教》,说宗教有如恋爱,“在不能有这个经验的人看来不免有点可笑。既然他们可以没有这个经验而好好的生活,那么让他们满足罢,正如我们也自满足了。”——知堂不是蔼理斯那样的宗教信徒,他抄这则的用意无非是追求那种自得其乐、“好襟怀不要人知”(张炎句)的生存态度,以及一如第六则的标题与结语所示的处世态度:“自己中心”;“或者,毕竟各人都是对的。”
(按:蔼理斯这部《感想录》可列入搜求书目。)
《〈谈龙集·谈虎集〉序》中有云:“我的绅士气(我原是一个中庸主义者)到底还是颇深。”
《〈桃园〉跋》中提到,废名赞同知堂“所引的说蔼理斯是叛逆与隐逸合一的话。”又称自己的“头脑是散文的,唯物的。”评废名,说一是喜欢他的文章,“简洁而有力”,合于知堂“喜含蓄的古典趣味”;二是喜欢他小说里的人物:“这些人与其说是本然的,无宁说是当然的人物……是所梦想的幻景的写像……那样慈爱地写出来,仍然充满人情,却几乎有点神光了……他们的身边总围绕着悲哀的空气……都在这一种空气中行动,好像是在黄昏天气,在这时候朦胧暮色之中一切生物无生物都消失在里面,都觉得互相亲近,互相和解。”
《〈杂拌儿〉跋》评俞平伯之旧而又新的属于传统的文风,兼谈现代散文与明代文学、与传统之接续复现,可与《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并看。
《〈燕知草〉跋》亦如此。另又指出,抒情散文“必须有涩味与简单味”,“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的统制”,这可算是知堂的追求与自况。再又指出文学须与革命分开,是两样事情。
《〈聊斋鼓词六种〉序》中说:“‘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我很喜欢这种态度,这是一种文学的心情,不汲汲于功利,但也不是对于人事完全冷淡,只是适中地冷静处之罢了。”“聊斋那时不能再做遗老了,他就以那种豆棚瓜架的态度来应付。”
《〈大黑狼的故事〉序》,谈革命与文学之关系,说:“现代乱世青年只有两条出路,强的冲上去,做个人类进化的‘见证’,弱的退下来,叹息诅咒,以终天年,兼以传种。”按此语实可概括周氏兄弟,只是弱而退的知堂寿则多辱,传了几十年种的反是其兄了。又认为文学不可代革命,作为战壕内即兴的文学,也不同于文士的摇瘦拳头,知堂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