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作家批判i-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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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成为余文的一个基本话语标记，像固执的烙印那样，悄然遍及所有的言说过程。
让我们再次回到《道士塔》这个被放在〃苦旅〃之首的重要文本，它是用来打开全书密码的〃话语钥匙〃。我们已经注意到其中话语立场的某种古怪。敦煌的全部〃宝藏〃受到了〃外国人〃的〃掠夺〃，令作者深感大耻大辱。但正如作者所承认的那样，那些〃外国人〃〃都是富有实干精神的学者〃，而王道士却只是一个〃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的文化破坏者。根据这一简单的逻辑，斯坦因等人应当是拯救敦煌艺术的英雄。但他们却仍然是一些被钉在道德耻辱柱上的〃外国〃罪人，这取决于一个〃极基本的前提〃，那就是：〃什么都成，就是不能这么悄悄地运走祖先给我们的遗赠〃。
尽管作者不得不承认，〃比之于被官员大量糟蹋的情景，我有时甚至想狠心说一句：宁肯存放在伦敦博物馆里〃。但面对这种〃两难〃，作者最终仍倒向了狭隘民族主义的道德情感之中：〃我好恨〃一语，犹如一个浅薄的道白，言说着民族忧患的无限哀痛。
必须注意〃外国人〃这个词在余文中的重要价值：它是一个语义的简单界限，分野着两个截然对立的价值体系：中国与外国、中国人和外国人，如此等等。这一划分传统起始于明末清初汉族文人及前朝遗臣，而后便成为满清政府抵抗西方文明的基本术语，并且被此后的历届民族主义政府所沿用。我不想在这里详细回顾这一历史，我只想表明，在一个〃文化开放〃的时代，继续以如此幼稚的二元划分去维系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言说，只能令作者再度陷入历史话语的逻辑矛盾之中。
众所周知，印度是敦煌文化的主要策源地。敦煌艺术与其说是汉华文明（中原文明）的一个变异结果，不如说是印度佛教文明的一个北亚支流。就其艺术造型风格和宗教话语起源而言，它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外国进口货〃。更何况唐代前后的敦煌，曾隶属过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其民族和地理属性在当时就已相当〃可疑〃。余文在言说敦煌艺术的归属时，有意规避这些基本历史常识，其结果只对阅读者及其自身产生严重的话语误导。
另一方面，任何稍有常识或头脑的人都会看出，如果没有斯坦因等〃外国人的冒死拯救（无论其动机如何），这些经卷、写本、绘画和唐塑都将不复存在，而〃敦煌艺术〃只能是一个停滞在历史深处的空洞名词。
毫无疑问，我们面对着两个完全不同的〃语法规则〃：第一个规则是：只要敦煌艺术得以保存，无论它属于哪个国家（民族）。第二个规则却是：只要它属于（存在于）中国，无论它是完物还是一堆灰烬。耐人寻味的是，余文最终屈从了后者。这是传统中国知识份子的一个最简单而直接的选择。它再次显示了狭隘民族主义语法的有力性：面对民族的〃羞辱〃，一切〃学术〃（理性）规则都将丧失功能。
毫无疑问，中国的艺术品无论被哪个博物馆收藏，它的创造者永远是中国人，迄今为止，我没有看到和听说过任何西方的博物馆，在展出中国文物时胆敢声称这是他们本民族的杰作。无论它在〃资产所有权〃方面经历了多少次转换，它的〃名誉著作权〃均属于中国。显然，〃资产所有权〃是一个法律问题，但与〃文化〃无关；〃文化〃所关注的仅仅是〃署名〃问题。但奇怪的是，长期以来，中国的许多教科书却始终混淆这两个概念，并藉此进行反西方的民族主义煽动。
余文里所沿用的上述民族主义理念，究竟是作者的真实立场，还是只是一种用以取悦读者的话语策略？这个问题是我关注的要点之一。如果是前者，那么它是意识形态问题，如果是后者，那么它是言说问题。而在我看来，它事实上是一个双效的话语按摩器：一方面慰抚大众的灵魂，一方面慰抚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和〃良知〃的自我面庞。这种双重的话语功能是余文获得市场推广成效的原因。
余秋雨：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人格结构”与“忧患意识”
由于余文里到处分布着的〃人格〃语词，迫使我们不得不对这些构筑着民族主义圣殿的话语基石作进行必要的审视。我已经说过，余文的煽情功能正是在道德话语的层面上得以实现的。余文中通常出现的是两类语词：描述性语词和界定性语词。前者如〃邪恶〃〃高贵〃（注意不是〃高尚〃）、〃叹息〃和〃流泪〃，后者如〃人格〃〃学问〃〃民族〃〃小人〃和〃文化良知〃等等。这个语词谱系颇能显示余文的道德基调。
《山居笔记》中的《历史的暗角》一文，是这方面的一个范例。这篇谈论〃小人〃的文章，是随笔和学术论文的混合物，或者说，是一篇在形式上完全失控和失败的散文，但在用道德话语更替历史话语方面，却显示了某种耐人寻味的特点。把历史人物分为〃君子〃和〃小人〃两类，藉此对中国政治制度进行界定，这种道德语法的干涉是对历史纯粹性的最大瓦解，但它却营造出散文生长的美学气氛：在某种意义上，文学才是道德力量的坚实容器。
由于道德话语的大肆介入，历史的真实面目变得可疑起来。从道德学的角度看，政治与〃卑鄙〃〃肮脏〃与〃厚黑〃是天生的联盟。没有任何一个政治〃伟人〃能够回避〃阴谋运作〃。只要查一下清史就会发现，就连作者竭力赞扬的康熙，其执政手段同样布满〃小人〃和〃暴君〃的印迹，他所开创的〃文字狱〃，成为满清国家最臭名昭著的劣行。幻想政治的〃君子之治〃，不过是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在政治史的读解中引入〃小人〃概念，企图藉此阐释历史，或者借古讽今，抨击周遭人事，只能引发双重标准下的价值混乱。这最终导致了余文在历史学范畴内的挫败。
而越过〃小人〃的不道德的面容，那些有关〃人格结构〃和〃文化良知〃的道德语辞，在更为深切的层面操纵着言说的进行。
〃人格结构〃是一个非常古老的〃理学〃概念，它与心理学中的所谓〃个性〃毫无干系，而是直指历史人物的所谓道德主体，并试图藉此对历史景象进行全面阐释。而〃文化良知〃则是〃人格结构〃中最动人的一极，它显然指陈着传统知识份子进行自我内省和外在批判的力量。毫无疑问，在余文中，〃文化〃只是作者的某种变通的用语，它不过是〃政治〃一词的某个意义更为暧昧的代词。〃文化良知〃，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政治良知〃，成为作者对苏轼（《苏东坡突围》）、朱熹（《千年庭院》）、黄宗羲（《乡关何处》）、阮籍和稽康（《遥远的绝响》）进行历史鉴定的基本尺度，并由此派生出了〃高贵〃〃可爱〃之类的道德评语。
而在所谓的政治或文化人格之外是某种〃商业人格〃（《报愧山西》）。如果说传统道德信念在政治和文化领域还有一点意义的话，那么它在商业领域便显得更加软弱无力。作者盛赞晚清时期山西商人的〃信义〃和〃道义〃并把这一由山西商人〃海内最富〃的景象的消失，归咎于从太平天国到民国初年的系列战乱。在作者看来，山西商人的〃商业信用〃就是他孜孜不倦地寻找的传统〃道义〃。但是，〃道义〃永远不是支持商业运作的主要动力，甚至连次要动力都不是。〃信用〃只是整个〃道义〃体系中最边缘和最细小的部份，它进入商业领域之后， 便转换成游戏规则的一部份。它与〃道义〃毫无干系，它只是一项〃规则〃而已。
这个例子也许能够表明道德话语在余文中被滥用的情形。 这种滥用有时会产生言说的逻辑紊乱。《西湖梦》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作者一方面企图赞美宋代名妓苏小小的比茶花女〃活得更为潇洒〃，一方面又要急忙表白〃妓女生涯〃的〃不值得赞颂〃。这正是传统文人所固有的矛盾立场。但在另一方面，此类道德尺度的出现，却为历史进入文学开辟了昏暗的道路。正是这种对〃小人〃的怒气和对〃高贵〃的迷恋，点燃了人的道德情感，并把历史的理性回顾转换成了抒情式言说。如果没有这种道德中介，历史的言说或许会变得异常困难。
道德话语在余文中的重要地位，取决于作者的〃忧患意识〃，也就是取决于作者的传统知识份子的基本话语立场。对此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异议。我只想表明，由于这种〃忧患意识〃的导引，历史阐释出现了被损害的迹象。
根据人们对这种话语立场的基本了解，它就是中国传统知识份子和知识官僚的国家哲学，也就是熔铸着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民生主义三项基本语法的〃人格结构〃。这个结构不仅奠定了一个面容忧戚的旧式文人形像，而且为余文的所有言说描绘了坚硬的价值边限。作者在这个限度内写作，令大部份历史阐释丧失了〃重写〃的契机。在我看来，余文中的〃历史〃仍然保持着原来的面貌，它的改变只发生在言说方式的层面上：历史尸骸被浸泡在了柔软的情感甜汁之中。
余文对苏轼和稽康事迹的详尽回顾最能说明这点。我们可以透彻地看到，这两个人是如何因〃小人〃的攻击而落难或被杀的。这些在历史上被谈论了无数次的陈旧观点经过文学包装之后，现在又一次落回到了人们的视野。这是历史因忧患文人的道德阐释而遭到程式化和图解化的一个新例。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化身，苏轼总是扮演了一个受到国家冤屈却保持了对国家的忠诚、同时又擅长把政治痛苦（〃忧患意识〃）转换为文化欢娱的多重角色。但他实际上不过是一个政治官僚和文化流氓的完美的混合体。他的魅力在于在每一个角色上都得体与适度：作为高层文官，他忠于国家（皇帝）却不失潇洒，而作为流氓文人，他放达江湖却不失体统。他罕见地兼俱了中国文人〃理想人格〃的各个主要侧面。这是一个由盛唐开始走向败落的种族提供出的一个生命策略样本，它照亮了文人（文官）处理个人仕途危机的前景。
是的，长期以来，有关苏轼的传说大大鼓舞了历代文人，尽管苏本人在文学成就上甚至不如同时代的陆游和辛弃疾，却成为人们保持与国家及其国家文化关系的卓越的〃文化〃榜样。余文并未试图改变这点。恰恰相反，它以固有的激情投入到了对苏轼的道德风范的集体赞美行列。正是这一立场引发了我的关切。
我注意到一个关键性的事实：如果说《文化苦旅》是一次以〃王道士〃为话语基调的〃民族主义〃言说，那么《山居笔记》就是以〃一个王朝的背影〃为基调的〃国家主义〃文本，它意在表达作者在文人与国家关系上的微妙立场。
余秋雨：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与国家的和解一个王朝的背影
作为《山居笔记》中的话语核心，《一个王朝的背影》被投放在全书之首。这是作者在有意暗示它的引领作用。这篇〃散文〃试图向读者表达这样一种看法，即尽管满族的康熙皇帝曾经以大兴〃文字狱〃而〃臭名昭著〃，但他〃竟然比明代历朝皇帝更热爱和精通汉族文化〃。由于这个缘故，作者惊喜地发现，就连中国当时〃最有抵触的汉族知识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