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作家批判i-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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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终究说得不太舒心。被我拦住的车队究竟应该驶向哪里？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它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我好恨！……〃
〃伤口〃〃滴血〃〃下跪〃〃恳求〃乃至〃哭泣〃，所有这些意象或独白都展示了一种露骨的煽情技巧。尽管它从文学技巧上看相当笨拙，但在中国的读者市场却是双重有效的，它既点燃了读者的历史怒气，又使之产生了对作品乃至书写者的无限钟爱。这样的例子在余文中俯拾皆是。
审视余文的基本母题，从往事怀旧（对家乡、童年、老师、故人的缅怀）、历史文人和王朝（官吏）的恩怨关系、到百姓耳熟能详的民间传说、著名的风物掌故、地理，均已包含煽情的内在语法。文人的怀古幽怨、现实感伤、古典雅趣和爱国胸怀，最终都汇入了大众的价值关怀的博大江河。迷离的历史在这里被现实化和通俗化了，或者说，封闭的历史在新的诠释下重新向大众开放。经过情感包装的技术处理，最终成为图书市场的畅销商品。
这种情形在台湾和香港已经有过相似的先例。除了柏杨的撰写的中国通史，还有南怀瑾古代典籍的现代诠释版、以及各种通俗的古代思想的〃简体字版〃或〃漫画版〃等等。但是，在许多人看来，这种市场化的策略还不够彻底，因为它们仍然存在着某种阅读障碍。一个纯粹理性的历史文本，无论怎样利用现代大众话语，均难以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只有余文和少数几种文本击碎了这最后的壁垒。只有它成功地利用历史随笔与情感化的叙述方式，引发了大众的阅读回响。尽管人们并未从这些历史诠释中获得新的概念，但封存在历史中的传统价值和现代生活的断裂，获得了某种修复；旧式文人的理想、趣味和面容遭到了大众之手的亲切抚摸；而最终，所有这些破碎的历史掌故的花瓣，均温柔地漂浮在民族主义的池沼之中，编织成了汪诗式的诗意图景。那么，在一个所谓〃建构大中华文化圈〃的大汉民族主义思潮中，余文受到台湾、新加坡（香港有所例外）乃至世界各地华人知识分子读者的响应和鼓掌，便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即便如此，据余秋雨在《文化苦旅》的〃后记〃中记载，仍然有出版商认为余文尚不够〃通俗〃和〃轻松〃〃很难成为在每个旅游点兜售的小册子〃，故决定作〃大幅度删改〃，幸而得到了及时拯救。我不认为这个〃插曲〃可以用来证实余文的不够〃通俗〃，相反，它只是一次市场消费定位方面的技术分岐而已：究竟是把它当做实用旅游指南，还是当做普遍适用的日常精神生活导引。毫无疑问，后者能够更好地在市场运作中实现余文的文化价值。我也不同意作者在这篇〃后记〃中之所言，此书的出版只是〃一种侥幸〃，恰恰相反，它充分表达了文化消费市场的热切愿望。
余秋雨：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行走在苦难和甜蜜之间
但是，在给予余文的市场化以必要的赞扬之后，我还是要对其作出适度的批评，即它在市场化的包装上存在着〃媚俗〃过火的问题。它太过矫情。无论是《文化苦旅》还是《山居笔记》，均未摆脱这一情感和言说的双重矫饰。
再以〃王道士〃一文作为例子。由于爱〃宝〃心切，书写者竟打算给道士〃下跪〃，而为了敦煌经卷的一次亏本的〃出口贸易〃，书写者想为此〃大哭一场〃。用如此的〃过激〃言说来进行煽
情，尽管不免有做作之感，却颇能显示余文的风格。
这种过度的煽情话语，在《苏东坡突围》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延续：
〃贫瘠而愚昧的国土上，绳子捆扎着一个世界级的伟大诗人，一步步行进苏东坡在示众。整个民族在丢脸。〃
这是动辄上升到〃民族高度〃进行煽情的范例。苏轼遭到告发和逮捕，这首先与〃贫瘠〃和〃愚昧〃无关（他无非是险恶的官僚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而已），其次与〃民族〃大义无关。试问：余文的〃民族〃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是宋代的汉民族，还是今天的所谓〃中华民族〃？苏的被捕究竟丢了谁的脸面？谁又在〃民族〃之外进行了文化或道德注视？或者说，民族的〃脸面〃又是怎样一种价值尺度？然而，毫无疑问的是，正是这一陈述所包含的道德力量，点燃了人们对〃差官〃以及昏君的仇恨。同时，旧式文人的尊严，在这个叙述和阅读的时刻里获得了短暂的实现。
〃小人牵著大师，大师牵著历史。小人顺手把绳索重重一抖，于是大师和历史全都成了罪孽的化身。〃
《苏东坡突围》
这是动辄上升到〃历史高度〃的另一个例子。必须注意余文使用的〃小人〃概念。它是一个非常道德化的传统语词，其煽情级数在汉语文史上与〃君子〃和〃良知〃（后者是余文的另一个基本术语）完全一致。
如果〃形而上〃是余文所〃特有〃的煽情技巧之一，那么另外一种技巧更是屡见不鲜：
〃我是个文化人，我生命的主干属于文化，我活在世上的一项重要使命是接受文化和传递文化。因此，当我偶尔一个人默默省察自己的生命价值的时候，总会禁不住在心底轻轻呼唤：我的老师！我的学生！我就是你们！〃
《千年庭院》
〃她们作为海南女性的目光，给森然的中现代史带来了几多水气，几多温馨。〃
〃……猎物回头了，明眸皓齿，嫣然一笑。
嫣然一笑，天涯便成家乡。
嫣然一笑，女性的笑，家园的笑，海南的笑问号便成句号。〃
《天涯故事》
这些例子除了能够继续证明余文的煽情主义的话语姿态以外，还表达了一种过于软化的话语立场：似乎一旦煽情，就非得令整个言说变得甜蜜起来。这〃嫣然一笑〃，损害了一个被书写者早已设定了的〃苦楚〃的情感基调。行旅奔波的肉身苦痛，遭到精神欢娱和文化亲情的腐蚀。在我看来，这是比煽情本身更为致命的弱点，它削弱了余文进行〃人文主义沉思〃的力度，并且大步退行到了汪诗的级位。软体哲学在文学中又一次获得了意外的胜利。
《天涯故事》是处理历史中个人苦难的一个范例。被放逐的悲痛最终被转换成了一幕喜剧：荒蛮的流放地竟被描述成〃温柔宁静〃的〃家园〃，苦难被消融在〃女性〃的〃嫣然一笑〃之中。这正是我长期以来一直关注的所谓〃亚细亚痛苦的消解模式〃的又一证据。作者赞赏地看到，被贬谪海南的苏东坡一方面〃衣食住行都遇到严重困难〃〃忧伤常常爬上心头〃，而另一方面却迅速把精神苦难转换成了〃压抑不住的喜悦〃。它令苏氏的〃苦旅〃最终变成了一次经典性的〃蜜行〃。
在我看来，除了受控于传统的痛苦处理模式外，余的另一个矛盾在于，他一方面沉浸在老式的知识分子的忧患情感之中，一方面则试图向大众或市场寻求最大限度的认可，这两者最终发生了统一。没有任何一种统一比这一种看起来更为古怪。重要的是，民族话语弥合了两者的历史性破裂，并且赋予余文以某个甜蜜的笑貌。面对严酷的市场化景象，甜蜜话语就是人所能获得的最好的安慰。
余秋雨：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民族话语和道德话语
民族主义，一个从世界各地涌现的世纪末话语同盟，现已成为美国主义以外最重要的精神事件。越过所谓〃后资本主义〃或〃后冷战〃时代的资讯风景，耶路撒冷出生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萨义德（EDWARD W。SAID），以巴勒斯坦精神战士和伊斯兰民族主义先知的面貌奋然崛起，他的代表之作《东方主义》，已经成为包括极端民族主义者在内的整个新民族主义运动的最高指南（毫无疑问，张承志就是其中国区域的精神代理）。
此外，在拉丁和日尔曼语系范围，后现代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新左派的批评家也展开了针对美国主义以及西方文化霸权的攻击；这种来自欧美内部的精神反省策动了亚细亚、非洲和南美洲的民族主义的全面复兴。
民族主义的兴起，是二十世纪晚期全球意识形态的一个重大变化：权力的多极化和文化的多元化正在分解人类的版图；而另一方面，全球资本和经济的一体化，则企图重组被分裂了的世界。这就是我所指称的〃福格森景象〃，它呈现为两个层面的互相逆反的强大脉动。全人类都为之受到震撼。
但福格森景象并未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把世界引上繁荣的道路，恰恰相反，权力及文化的多极化，导致民族主义的走火入魔，伊斯兰恐怖主义和亚洲军事极权主义风起云涌；另一方面，市场的全球化导致严重的亚洲金融危机。而后者又反促了市场民族主义的崛起。结果，人类的运动都趋于同一个方向：民族主义对世界实施了有力占领。
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不仅是对这一环球思潮的简单响应。经济复兴和中产阶级的形成、民间资本的迅速增长，制造了一个所谓〃大中华〃和〃二十一世纪巨人〃的壮丽图景。西方的左翼政客和学者也加入了这一合唱，后者正是中国九十年代民族主义思潮的一个热烈基调。在西方〃妖魔化〃中国的同时，中国知识分子也已经〃妖魔化〃了西方。这场互相抹黑的运动为后冷战时代提供了新的新闻素材。
我并不想在此否认民族主义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激励意义。我只想探究由此产生的民族话语在九十年代中国所产生的反响。我们已经发现，任何样式的民族话语，总是建立在民族情感的基础之上，以道德话语和国家话语的面目涌现，并在宗教的界面上完成其终极追问的作业。而除了张承志和北村，绝大多数中国作家并未企及这一目标。他们仅仅驻扎在〃民族－国家－人民〃的三位一体的结构中，去题写〃道德－情感－历史〃的中间价值文本。余文（有时候还应当包括贾平凹和张炜等等）正是这方面的一个范例。在散文或随笔的情感（情操）性言说中，历史话语和道德话语得到了〃宏大的〃展示。
是的，如果我没有弄错，民族历史和民族地理，是余文所有母题之上的首席母题。在〃苦楚〃行旅的地理路线中，时间语法悄然展开，令读者倾听到了历史之爱的细弱回声。这回声缭绕着以往的保守而忠诚的气息。
这种民族主义气息在余文的那些海外之旅中获得了最直接的言说。在〃漂泊者〃和〃华语情结〃里，旅行者的异乡际遇成为民族自恋的一次证明过程。作者在新加坡观看华人组织的一场台湾相声剧演出，然后再去吃宵夜，这些细小的生活细节引发的竟是最赤裸的民族豪情 ：
理直气壮地用华语叫菜，今天晚上，这座城市的笑声属于中国人。
《华语情结》
利用对海外华人的言说的转述，去点燃〃民族自恋〃的激情，这种毛时代的政治宣传技巧，现在又一次推进了民族之爱的燃烧，使之成为余文的一个基本话语标记，像固执的烙印那样，悄然遍及所有的言说过程。
让我们再次回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