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0-川人大抗战-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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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义勇军。那年2月20日，‘成都敢死队第一队’就沿江东下出川抗日了！成都连小学生娃娃都组成救国童子军，年过花甲的老太婆、老头儿组成‘中华白发赴难团’，皇城坝的回民成立起救亡组织‘坚一社’，还有啥‘劳工抗日义勇军’、‘川大学生抗日救亡请愿团’等相继成立……各界民众多次举行大会和游行，请求川军出川抗日。这些，我都采访报道过！”
从重庆到成都石室中学教国文的张先煌有些不服气了：“‘九一八事变’一发生，我们重庆也马上成立‘各界民众反日救国大会’嘛，那篇成立宣言写得好慷慨激昂啊，我如今都背得出来：‘值此一发千钧、巢倾卵破之际，誓与日人奋斗到底，头可断、身可碎、肉可烂、骨可摧，此志不可夺，此心不可死！’我们重庆人马上收回了王家沱日本租界，把龟儿小日本吓惨了！驻渝日本领事清野长太郎和在重庆的日本人，不得不在这年10月22日坐上两艘日舰，灰溜溜离开了重庆。日本商轮也因‘久无客货可装、华人退工上岸’被迫停航了！”
从简阳县乡下到省城卖椒盐炒花生米的赵四根，每天在几个茶园之间乱窜，混碗稀饭钱，这时尖起耳朵听得忘了做小买卖，插嘴说道：“嘿嘿，各位先生，你们只晓得说你们的大城市重庆啊、成都啊……其实，四川哪个小县城、乡坝头不一样爱国嘛！我们小小的简阳县，1932年2月26日召开了抗日大会，县城头的、乡坝头的……老百姓一两万人上街游行，贴红布标语，县长还派汽车游行散发传单呢……我外公80多岁了，他说这是简阳县从没有过的事，他都摇摇晃晃地挤到队伍头扯起喉咙跟着吼了半天！”
一些从没正眼看过这个花生米小贩的茶客，也不觉对这个“乡巴佬”肃然起敬起来，都说：“就是嘛！哪个敢说我们四川人不爱国！”
赵四根说：“我们四川人这么爱国，咋个那么多川军窝在各人地盘头，不开出去打日本人嘛？”
听了这句话，刘师亮砰地拍桌子说道：“对喽，花生米师傅，你问得好！早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一发生，2月间，四川省抗日救国大会请愿出兵代表团就发表《告民众书》，督促川军出川抗日，喊出‘杀尽倭奴雪宿耻’、‘借故不出兵即为卖国贼’的口号！ 那年3月7号，成都举行大规模‘泣请出兵’大会，到这个少城公园体育广场来开会……妈哟，会场上的人密密麻麻，达8万人之多！大家都在吼：‘若此次请愿后再不出兵，四川军队就不是四川的军队，而是四川人民的敌人！’ 3月10日，重庆也举行督促川军出兵救国请愿大会，3万多人跑到刘湘的二十一军军部请愿，督促这个刘督办确定出兵日期……刘湘不得不亲自出来接见，昂首挺胸一本正经，说得比唱还好听：‘本军长肯定派兵出川！’”
第一部分第4章 四川人民的抗日呼声（4）
《新闻》记者尹志年忍不住插嘴说：“刘先生说得对头，那天中午12时后，游行队伍分成四组，浩浩荡荡前往省政府及三军军部，分别呈递请愿书，一直闹到深更半夜……省城各家报纸上都报道了这次‘民众痛哭流涕、泣请出兵’的请愿大会！”
刘师亮愤然骂道：“妈的，军阀都在骗人！当时各军将军们被迫表态：‘定十日内出兵！’只听打雷，不见下雨，十天过去了，‘抗日会请愿出兵代表团’组织代表分别到三军各部，要‘欢送出师抗日’，但各军白说不动，刘湘‘正式书面表示，诚恳接受民众请求’，却仍回回落空。民众闹一阵，没球得个下文！学手艺的徒弟三年期满，都要‘出师’去挣钱，龟儿子收了那么多粮税，养了那么多兵，又不去抗日！所以我才在小报上写过《不愿出师》，语意双关，借骂学徒，来挖苦川军那几爷子……军阀们反过来骂我是‘反动文人’，要抓我。老子跑都跑不赢，到上海躲了好久！”
石室中学国文老师张先煌说：“刘先生，你也不要‘一竿子扫倒一潮’，其实很多川军官兵都是爱国的！早在1931年10月，川军二十六 师师长郭汝栋就通电表示‘愿率全军共赴国难，任何牺牲，均所不计！’1932年3月4日，刘文辉二十四军开办的第8期军事政治学校学员两千多人自动议决说：‘呈请将该校编为敢死队，赴最前线与暴日作殊死战，并同时绝食早餐一次，以资警觉川中当局，速送师赴难，以救燃眉！’3月10日，邓锡侯二十八军驻扎温江的部队也请求出川，以赴国难。”
张先煌喝口茶水，又滔滔不绝说：“ 二十八军三师十五混成旅第一团副团长蒋海峰，更是个热血男儿！他捐田10亩，并毅然加入敢死队，赴沪杀贼。这个蒋副团长在会上慷慨陈词：‘自己过去虽然无役不从，但除护国之役外，其余概系军阀私战，说不上卫国卫民。如今，日寇加紧侵略我国，如川军仍隔岸观火，这真是我们军人之耻！’”
《新新新闻》记者尹志年忍不住大声插嘴：“张老师，蒋副团长还有说得更好的！他当时振臂高呼：‘这些不愿出兵杀贼、拥兵自卫的军阀们，平日吸尽人民的脂膏，国难时不去应战，真连家里养的狗都不如！养一只狗夜间还要给主人守夜……而他们在国难时却坐视不救，不去御侮！拿出我们主人翁的资格，去监督他们， 硬要他们迅速出兵杀敌啊！’我们成都各家报纸都登了他‘大放厥词、痛骂军阀’的讲话……”
此时，闹闹哄哄的茶座霎时平静，连“怪物”刘师亮、玩世不恭的“厚黑教主”李宗吾，也都肃然正色，频频点头：“这才是川中真军人！好男儿！”
尹志年说：“各位先生，我才得到的消息：听说日本人马上就要到成都来设领事馆，只怕又有好戏看了！”
第二部分第5章 成都打死日本人事件（1）
成都的外国领事馆
1936年8月初，成都督院街四川省政府刘湘宽敞的办公室。
“武德励进会”情报室负责人杨特树（字景凡），恭敬地对端坐办公桌前的刘湘汇报：“甫公，到成都设领的日本人，要从重庆坐汽车到成都了！”
站得笔直、很有军人风度的成都警察局长范崇实，声音洪亮地接着说：“属下请示，我们应当如何行动？”
刘湘说话办事沉稳，含而不露，被人私下称为“闭口老虎”。近日胃病又翻了，加之恼人的事务千头万绪，这年才46岁的他，形容已很有些憔悴。此时他默然无语，隔了好一阵，才轻声说：“景凡，你把日本人打四川主意的事，从头到尾说说，让我通盘考虑一下。”
杨特树正要开口，刘湘心腹谋士、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朝他摆摆手。
每当蒋介石与刘湘矛盾加深，邓汉祥都利用自己与何应钦、张群等中央大员的私交，为刘周旋应付。后刘湘出川抗战，他还任代省主席……
这时他对刘湘徐徐说道：“甫公，自古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山川险恶，历朝历代外国人入川者甚少。直到清末，洋人以传教士开路，洋商来川经商、办厂，川江上也开始有外轮……1891年4月1日，英国最先在重庆设立总领事馆。此后 ，法国、美国、德国、葡萄牙、意大利各国，也先后在渝设立领事馆。1901年后，法国、英国、德国还在成都设领。其实咧，无论清政府还是民国政府，从未公开承认英、法、德等国驻成都的领事馆，但人家船坚炮利，英、法、德的国旗仍在成都飘扬……”
刘湘头微下垂，眼皮半睁半闭，似老僧入定。
邓汉祥说：“1917年7月，川黔两军在成都巷战，成都上翔街法国领事署被炮火打得稀烂。结果中国还赔银17472元，分三期交付，1919年才了结此事！”
刘湘睁开眼睛，嘿嘿一笑，慢慢说：“老蒋总想挖我们四川人的墙脚。说起法国领事，这回张龄九他们‘支人捉蛇’，耍得漂亮！”
邓汉祥也忍不住大笑：“果然漂亮之极！”
原来，1936年发生过一件十分有趣的事，堪称中国外交史上奇事之一。据原曾在国民党情报部门任要职的徐伯威先生回忆，1935年，蒋介石势力打入四川，同刘湘等人冲突。蒋介石的两大特务派系此时直接渗透到四川：一是康泽（蒋介石的“别动队”总队长），当时住在成都黄瓦街的“憩棠精舍”；二是戴笠，自兼其特务派系的“川康区”主任，川康区督察是叶道信。这两大特务组织都削尖脑壳想挖刘湘的情报。有个刘湘系的军官叶慎之，常偷刘湘集团的情报，分别送给康泽和叶道信去卖钱。而康泽和叶道信虽然都是蒋介石集团的特务，但因派系不同，各自保密，故叶慎之的“一稿两投” 从来未被察觉。
但刘湘集团的“反特工作”也很高明，很快发现机密有失。刘湘指定张龄九主持破案，决定“将计就计”对付康泽和戴笠。张龄九，仁寿县人，是本书作者的舅爷。他当时是刘湘集团核心组织“武德励进会”秘书长；他点子多，故绰号“多宝道人”。他说：《三国演义》中“曹操背时遇蒋干”，就把叶慎之当成蒋干，“你既是要偷盗机密，老子就故意拿‘机密’给你偷嘛！”
张龄九记得“清共委员会”秘书彭兴道自称见过“第三国际”的文件，便密令他按照那种文件的形式和口吻编造了一个假文件；又设法找到一个从巴黎寄交给成都法国领事贝珊的信封；然后用刘湘名义重金请了一位当过外交官且对法文和俄文都熟练的老先生，把彭兴道编造的假文件精心翻译成语意含糊的法文信，从信内的字里行间和密码暗语，可以隐隐约约看出这位法国驻成都领事贝珊是共产国际的特派员。这封信一切依照外国人的方式和习惯，用打字机打印、用钢笔签名，折叠和装袋都按洋人做法，装入那个贝珊的信封里面。
第二部分第5章 成都打死日本人事件（2）
诸事齐备，张龄九派人把上校参议徐友三请到半边街武德励进会的秘密会址。原来，从1935年上半年起，徐友三每天都要在成都青龙街谢五妹堂子中去同一批军政官员应酬。他照例是到了便先烧鸦片烟，顺手把他的大公文皮包放在烟盘子背后的枕头上，烟瘾过足上牌桌搓八圈麻将，搓完再上席吃酒……叶慎之带了只相同的公文包，已在这里偷了两次情报：偷机密件照抄，抄后又原封不动地放回去，如发现了就说“提错皮包”。
徐友三曾对张龄九说：“何必兜圈子？只要把叶慎之关起来一问就弄清楚了……这种出卖刘督办的人，枪毙算球！”张龄九笑了笑说：“用不着，这些情况我们早就知道了。关于仁、彭、华三县边区的清共计划，我们第二次把它批下来交给你专办，就是要让叶慎之好偷，一则为了证实他是出卖我们的内奸；二则要使他的买主上当……”
刘湘令张龄九让康泽、戴笠上大当，用的是“支人捉蛇”、“借刀杀人”这一招。张龄九边说边把那一封伪造的法国领事贝珊的信递给徐友三，郑重其事说：“这封外国信你不懂也没关系，只把它拿去让叶慎之偷去就行了。顶要紧的是不能败露故意要他偷的痕迹！”
叶慎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