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物 作者:[美] 迈克尔·克莱顿-第5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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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莱顿的笔下，杰克是一位身份特殊的叙述者。《猎物》没有采用无所不知的第三人称视角，但是，杰克在科技知识方面几乎是一个“全知全能”角色：他曾经在斯坦福大学学习种群生物学，熟悉野生动物研究技术和遗传筛选技术，在电子媒体公司担任过程序设计部门的主管，专攻分布式并行处理程序，而且擅长智能体群体研究。作为叙述者，杰克的这种专家身份很容易取得读者的信任。其次，他是艾克西莫斯技术公司副总裁朱丽亚的丈夫，暂时处于失业状态。这种精心打造的身份设计使杰克既有业内人士的专业知识和背景，又在利益问题上比较超脱，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局外人的独特优势。
其次，克莱顿巧妙地利用了主角杰克和朱丽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来推动情节发展。这种独具匠心的构思有利于增加作品的可信度，有利于情节展开的连续性。因此，读者大都相信作为叙述者的杰克在小说开始不久留下的伏笔，“事情的发展总是出人意表”，知道对平淡家庭琐事的叙述中暗藏玄机，愿意跟随杰克去寻找一个个问题的答案。例如，杰克发现朱丽亚行踪诡秘，怀疑她另有所爱。读者一方面相信杰克的判断，另一方面在心理上也有所准备，去发现新的情节。杰克想要弄清的第一个问题是：朱丽亚为什么行为反常，她是否有了外遇？在探寻真相的过程中，读者和主人公一起离开小说的第一个场景“家”，进入了第二个场景“沙漠”中的装配工厂。
小说的情节随即变得非常紧张，环环相扣，伏笔迭出，几乎令人透不过气来：艾克西莫斯技术公司的集群项目从开始便遇到了设计缺陷，到那时仍束手无策。公司得到的金额高达数百万美元的国防项目化为乌有，看来难以摆脱破产困境。于是，朱丽亚和里基铤而走险，释放出纳米微粒集群，让它们繁殖和进化，观察那些集群是否能够学会自己存活，期望能够绝处逢生。然而，那一试验计划“漏洞百出，技术不成熟，匆忙凑合而成，只是为了解决眼前问题，根本没有考虑到将来情况”。它是“处于巨大压力之下的典型的企业思维的产物”。
这样一来，杰克想要查清的第二个问题是，朱丽亚迷恋的是她的同事里基，还是那些被她视为尤物的纳米集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杰克在寻找事实真相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出人意表”的情况：当初他领导的团队编写的分布式智能程序已被滥用，朱丽亚和里基事实上制造出了一种能够自体提供能量、自体维持的机器人纳米集群。而且，那些集群的人工进化速度异常迅速，在野外变成了真正的掠食者，动物和人类都将成为它们的猎物。于是，杰克要解决的第三个问题是：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消灭自控集群？
再次，《猎物》妙笔生花，较好地处理了展开情节与介绍科技知识这个科幻小说创作中的重大难题。克莱顿当年从哈佛大学英语专业改行专攻人类学，并以最优异成绩毕业，后来又进哈佛大学医学院做了一年博士后研究。这些经历有助于他在这部作品中得心应手地处理相关的现代科技知识。在他的笔下，医学、物理学、生物学、计算机技术都不是枯燥乏味的内容，而是在文学想像中变成了精彩纷呈、妙趣无穷的知识。作者很好地平衡了介绍科技信息与保持情节连续性二者之间的关系，充分利用杰克这个专家型叙事者，时而讲述故事，时而讲解科技知识，显得驾轻就熟，游刃有余。《猎物》的前半部分用通俗的语言介绍了故事所涉及的各个科技领域，这既有助于读者了解杰克和朱丽亚的专业背景，又为故事的发展起到铺垫作用，形成了精心安排的伏笔和扣人心弦的悬念，与后半部分情节的快速推进形成强烈对比。这就避免了科幻小说中常见的那种堆砌术语的做法，使整个作品张弛有度，开合自如，让读者始终保持适度紧张感和阅读兴趣。
此外，克莱顿还采用了寓意深刻的对比手法来保持情节的发展节奏，深化了富于启迪的人文思考。如果说《猎物》中的科学幻想令人匪夷所思，那么对杰克一家生活状态的描写则拉近了作品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距离。如果说朱丽亚从科技人员和贤妻良母变为被纳米集群控制的恶魔，类似于玛丽·雪莱笔下的弗兰肯斯泰因，那么对来自中国的科学家常梅的刻画则有助于读者始终意识到什么是科技人员的职业操守和道德良心。如果说朱丽亚的“外遇”包括现实社会中的里基和被里基形象具体化的纳米微粒集群，那么对杰克这一人物的精心塑造会使读者在情感层面上产生这样的认同和共鸣：对杰克来说，这两种“外遇”都是异己力量，起到破坏个人家庭和人类家园的有害作用。
除了以上三个推动和控制情节发展的创作手法之外，《猎物》在现实意义方面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突破。克莱顿认为，小说创作中需要处理的主要问题包括叙事技巧和现实意义。他在２００２年１１月的一次访谈中讲到了创作动机：“一般说来，我知道我努力去尝试这二者之一：要么解决某种叙事可信性问题（例如，如何让人们——至少在几个小时中——相信恐龙的存在？），要么认识现实世界中的某个问题（例如，在性骚扰中侵犯者与受害者之间的关系如何？）。”他指出，“战争事关重大，不能只由将军们说了算；与之类似，科学事关重大，也不能只由科学家们说了算。”克莱顿认为，传统的人文主义批评者对科技知之甚少，而科学家们既不会去接受外行的意见，也不会去接受用荒谬危险来蛊惑公众的做法。
作为当代美国文坛上擅长编写告诫性故事的大腕，克莱顿在《猎物》中提出了发人深省的警示：如果缺乏人文关怀，缺乏人文反思，技术失控将会带来巨大灾难和潜在危险。这部小说并不止步于对科技奇迹的赞叹和对未来的憧憬，而是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当前社会中的热点问题。无论作品在某些方面显得多么离奇，多么不可思议，它的大胆想像始终保持着在将来成为现实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科幻小说，而是具有明显现实意义的技术灾难小说。作者通过富有魅力的想像，揭示了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可能给人带来的深重灾难，促使读者全面重审科学和理性，思考关于科学、人性、道德以及人的定位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值得指出的是，《猎物》这样的反思科学与人类关系的小说是在西方后现代思潮的大背景下产生的。科学哲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理论体系，能够以人文的眼光，从总体上反思科学技术的本质，反思科学技术实践与世界、与人类生活和精神文化的关系。毋庸置疑，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科学技术在为人类带来种种便利的同时也产生了各种问题，例如，它破坏了自然界的平衡，造成了环境问题，加大了穷国与富国之间的鸿沟等等。更为重要的是，经济、政治等诸多因素已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瓶颈效应，科学技术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它当初为人称道的自由、民主、平等价值取向。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观察和思考《猎物》揭示的重大问题：
第一，在经济利益与职业操守发生冲突时，科技人员如何做出选择？从个人角度上看，名利考虑是驱使朱丽亚和里基不顾后果地释放集群的直接原因。纳米微粒摄像头试验失败了，技术人员无法找到解决办法，艾克西莫斯技术公司将要失去供货合同。那样，该公司就要彻底破产。朱丽亚最初“只是想挽救公司而已”。她告诉杰克：“我以前从来没有把公司搞砸过。我管理的公司从来没有出过大问题，我不愿艾克西莫斯技术公司成为第一个。我在公司里有投资，我在公司里有利害关系，而且，我想我有自负感。我想挽救它。我知道我的判断有问题。我铤而走险。不是别人的错误。他们都想制止它。我强迫他们继续干。它是……它是我搞的重大项目。”
对里基来说，经济利益是促成他和朱丽亚合作的直接原因。读者在小说开头就已经发现，集群项目是艾克西莫斯技术公司的救命稻草。而且，“这个公司的成败在经济上对里基非常重要”。里基拥有该公司的优先认股权，认为艾克西莫斯技术公司是他赚大钱的最后机会。作者通过常梅之口告诉读者：“他在这里已经５年了。如果这个项目不能成功，他年龄太大，不适合在别的公司再去另起炉灶。他有妻子和孩子；他不能再用5年来赌博，等着看下一家公司是否成功。所以，他真的想让这个项目成功，真的在强逼他自己干下去。他不分昼夜地工作，思考。他每天睡觉的时间不足三四个小时。坦率地说，我担心这种干法已经影响了他的判断力。”读者发现，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上，贪欲是人类面对的最可怕的“掠食者”之一，朱丽亚和里基最终都变为贪欲的可悲“猎物”。为了避免在现实生活中出现朱丽亚和里基那样的毫无社会责任感的“科技疯子”或“科技魔鬼”，必须时刻提醒掌握科学技术的人：科学技术是造福人类的途径，不是实现个人名利欲望的工具。
第二，科学和理性会不会出错？科学是否会按照理性的设想发展下去？杰克对纳米集群的态度典型地体现了科学家在处理技术问题时面临的两难境地。一方面，作为科学工作者的杰克看到那些纳米集群正在迅速进化，按照他主持编写的“掠食猎物”程序成功运行，在朱丽亚和里基手里脱离了虚拟空间，变成了现实世界中的掠食者。“在那一刹那，我有一种非理性的自豪感。‘掠食猎物’程序运行良好！”而且，杰克发现问题后的最初反应也是典型的纯技术态度：弄清事实真相，寻求解决方案。他首先考虑的是，集群为什么逃脱了控制？集群能够存活多久？集群是如何追踪目标的？另一方面，作为人文主义者的杰克看到了失控集群可能导致的严重问题。“‘掠食猎物’程序并没有让元件变为真正的掠食者。它只是使用了掠食者的模式，以便让智能体集中起来，具有目标定位性。不知何故，那一点已经变了，那些集群现在看来真的在猎食了。”杰克还意识到，如果处理失当，在自然界中作为掠食者的人类就会变为科学技术的猎物。杰克“对沙漠里发生的事情感到愤怒。错误决策、操作失误和失职行为一个接着一个，已经持续了数周甚至数月的时间了。看来，艾克西莫斯技术公司的每个人都在搞短期解决办法，东拼西凑，手段卑鄙。没有人关注长期后果”。
由此可见，《猎物》所描述的并不仅是一场善与恶的斗争，而更像是一场检验理性的较量。杰克知道集群被释放的真相之后，开始怀疑理性的价值，怀疑理性能否解释朱丽亚和里基等人的不可理喻的行为。《猎物》向读者揭示，理性并非总是追求真理，它仅仅是人们的工具。当人们能利用理性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和利益时，他们依赖理性；当他们不需要理性或者理性无能为力时，他们就会抛弃理性。在某种意义上，朱丽亚和里基这样的技术人员成了他们自己信奉的科学技术的“猎物”。这正好印证了德国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