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新探-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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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周向张解释抗日之必要与可能，解释苏联援助中国之必然与真心，解释红军在山西站得住，对日军作战有把握，却并不多谈对蒋问题。并非这个问题不重要，而是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避免一切争论而已。因此，说什么周恩来被张学良的拥蒋、联蒋主张所打动，表示要回去劝说中共中央改变政策，恐怕不合逻辑。不仅如此，事实上周恩来仍旧把“抗日反蒋”视为一体。他明确认为：张学良现在之所以还不能“揭旗抗日”，就是因为目前“揭旗抗日”必然要与蒋介石相对抗，而他还不能完全改变对蒋介石的幻想。周恩来于会谈后第三天就在一封电报中说明过此点。电报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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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拨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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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目前行动，彼因对蒋尚幻想及利害关系，反蒋尚不可能，但认识蒋真投降，彼即离蒋独干。
这段话清楚地表明，周恩来无论会谈中还是会谈后，仍旧寄希望于张学良能够转而参加抗日反蒋。而周恩来也断定，张学良具备这种转变的基础，只要条件成熟，他肯定会站到共产党一边来。周恩来总结他的印象是，估计张：
一、确有抗日联共联俄要求及初步决心，但揭旗抗日，必须情况发展到下列程度：（1）红军与日本直接冲突；（2）国际外交有进一步开展；（3）或蒋介石急他，蒋降日卖国状况益显著时。
二、目前行动，只要我们在关中能打击东北军，杨部在宜川不进，沿潼关到肤施大道发展游击战争，摧毁其沿途工事，并乘其主力回调，击中央军，打通永和关以南两岸交通，判断东北军北进行动可暂停止，以便促进局势开展。
三、张对经济、通商、交通上助我，确有诚意。
从上述报告及相关文件的内容中，我们怕是很难相信延安会谈有所谓张学良力劝中共实行拥蒋、联蒋，周恩来为之心动的情节。其实，关于周恩来延安会谈后究竟是继续坚持中共中央“抗日反蒋”方针，还是接受所谓“联蒋抗日”思想的问题，从周恩来回瓦窑堡后写给张学良的亲笔信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信称：
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电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惟别后事变益亟，所得情报，蒋氏出兵山西原为接受广田三原则之具体步骤，而日帝更进一步要求中、日、“满”实行军事协定，同时复以分裂中国与倒蒋为要挟。蒋氏受此挟持，屈服难免，其两次抗议蒙苏协定尤见端倪。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为抗日战线计，为东北军前途计，先生当有以准备之也。
在这里，周恩来主张张学良反蒋的态度，可以说是再明白不过了。蒋介石为日帝所要挟，屈服难免，其进兵山西、抗议苏蒙互助协定，足以为证。以蒋势力之大，排斥于抗日战线之外，固足可惜，但不能为了要抗日，就替蒋介石这样的人做殉葬品。故真的要为抗日战线计，为东北军前途计，就应当迅速准备联合红军，另立局面，揭旗抗日才对。由张魁堂整理的《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三）》称，周恩来信中所谓“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为抗日战线计，为东北军前途计，先生当有以准备之也”，是“中共主张有条件地联蒋”。此说显然曲解了文意。这就是周恩来的态度。其中岂有“联蒋”之意？
正因为如此，周恩来回瓦窑堡向留守后方的军政委员会汇报了会谈的全部内容之后，给毛泽东的第一封电报中，就直截了当地称呼蒋介石为“蒋贼”。他同时起草的向东北军宣传的口号，明确地主张东北军应以蒋介石为敌，主张东北军官兵“反对接受蒋介石命令自相残杀”，提醒他们认识到“强迫东北军捣乱抗日后方是蒋介石卖国铁证”、“强迫东北军开入苏区分散兵力是蒋介石阴谋”。
由此可想而知，如果说延安会谈促成了什么人对蒋政策的改变，那么至少可以肯定地说，被改变的绝不是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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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蒋酝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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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经过两次洛川会谈，张学良与共产党在许多方面已经相当接近，但颇让人奇怪的是，在延安会谈中，张学良的言谈话语，却并不十分坦白。特别是在对蒋介石的态度问题上，张学良看来还多少留了一个心眼。结果，延安会谈并没有使双方关系取得重大突破。对于张学良的种种许诺，共产党方面还多少有些将信将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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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蒋酝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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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经过两次洛川会谈，张学良与共产党在许多方面已经相当接近，但颇让人奇怪的是，在延安会谈中，张学良的言谈话语，却并不十分坦白。特别是在对蒋介石的态度问题上，张学良看来还多少留了一个心眼。结果，延安会谈并没有使双方关系取得重大突破。对于张学良的种种许诺，共产党方面还多少有些将信将疑。
在得到周恩来11日电报的第二天，毛泽东和彭德怀曾专门就此通知后方军事领导人说：“我们与彼方新的谈判已经成就。此种谈判就全局看对于我们是有利的，虽然就局部看属于不利（彼方进兵甘延并沿路筑堡）。”但毛泽东、彭德怀在电报中仍旧指示部队要保持高度警觉，对东北军仍要严加防范，称：“在我们没有得到彼方通知，因而没有发出可以允许彼方部队通过与建筑防御物的通知给你们时，你们应坚决打击之。在我们将来对外交交涉时，可将此种行动作为你们及地方部队独断行动，并不妨碍大局。”
两天后，毛泽东与彭德怀进一步提出立即设法去西安购买3000支步枪、60万发子弹，以及各种无线电器材、兵工厂器材和中西药材的问题，认为可以以此来验证张学良、王以哲联共是否真有诚意。他们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特别强调说：“关于军用品购买须有一专门组织，有专门负责人去洛川或西安，与王或张专门接洽此事。张、王是否真有诚意与决心，以其对此事之态度为证。”
严格地说，中共和红军此前确已通过甘泉解围、协助换防和运送粮草给延安城守军等事，表明过自己的诚意，而张学良尚无任何具体表现，毛泽东等有所怀疑也在所难免。不过，不论信任与否，对张学良的统战工作仍旧为全党全军所瞩目，而且是关系到红军在陕北成败的一个重要问题。故谈判结束后，中共中央就通报了会谈的成绩。电称：
（一）国防政府抗日联军认为唯一出路，十大政纲张研究后提出意见。
（二）赞助红军集中河北，四方面军出甘肃，张之部队可让路；二六军则须得中央军同意，彼可任斡旋。
（三）派赴苏联代表，他的由欧洲去，我们的张任保护，由新疆去。
（四）完全同意停止内战，并谓如红军与日军接触，则全国停战运动更有力。
（五）在他未公开表明抗日以前，不能不接受蒋令，进占苏区。彼现准备以王以哲军入肤施，沿路筑堡。双方交通仍旧如此。一个月再看形势发展，决定对杨虎城集中宜川，进占延长，彼要我们派队至韩城阻扰，同时令陕南陈先瑞部北出扰乱西安，令关中区大活动，如此彼有所借口对蒋。
（六）通商问题，普通办货由我们设店自购，军用品由他代办。子弹可供给。
（七）互派代表常驻。
（八） 张云红军出河北恐不利，在山西亦恐难立足。彼主张红军经营绥远，但如红军决定出河北，他可通知万福麟部不打我们。
鉴于山西前方战事日益紧张，且经由山西转电陕北费时误事，毛泽东和彭德怀迅速将陕北一切统战工作及联络任务转交给了周恩来。他们于14日致电周恩来称：“张杨两部关系由你统一接洽并指导之，以其处置随时告我们，我们一般不与发生关系，对外示统一，对内专责成。对王以哲电台仅于你认为有必要时才用彭之名义发生一些交际性质之关系。”同日，毛、彭二人并将此一决定正式通知了张学良和王以哲。
由于周恩来实际上已经直接负责与张学良、杨虎城的交涉工作，因此，周在回瓦窑堡同留守的军政会讨论之后，也已就下一步与张、杨联络和派人赴苏等具体问题进行了安排。他在给毛泽东、彭德怀的电报中提出：（1）决派刘鼎留在张学良处。刘鼎同志与张学良继续开展谈判，增进具体办法，并协助张学良组织其干部（东北军有抗日情绪，但无组织，且求不成得力人才，是张学良最大弱点，故张颇佩服蒋贼之黄埔生，而自己连教导团或随营学校都没有），灌输抗日主张，与张同驻洛川。（2）与张处之联络员我方派白坚，随刘鼎去驻王以哲处，表面任侦察员，来往苏区，可进行下层军官活动。（3）李克农与王以哲保持密切关系。（4）派戴季英经张处去陕南陈先瑞处巡视。（5）邓发同志代表中央偕张派赴新疆代表到迪化后转送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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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蒋酝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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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国民党中央军陆续进入山西，阎锡山也已集中起4个纵队进行反攻，红军此前占领之大部分重要城镇均已失去，作战之自主性也受到极大限制。另外，根据4月13日周恩来从陕北发来的消息，“目前东北军正以主力围剿关中，以一〇五师、六十七军构筑中、洛、鄜、甘、延大道封锁，并企图配合十七路军北进延长、延川、清涧、绥德，十七路军之孙蔚如师已有一部进至宜川、韩城”，有向北进攻并封锁黄河西岸之势。一旦陕北张学良与杨虎城两部沿鄜、甘、肤及延川、延长之线步步深入陕北苏区，不仅红军唯一的战略后方可能受损，而且东征作战也将陷于极大被动。因此，毛泽东、彭德怀这时不能不格外担心张学良和杨虎城是否真有与红军合作的诚意。为此，他们一方面要求周恩来通过“外交”途径尽可能迟缓东北军的推进，并派来山西前方汇报工作的王世英立即返回西安找杨虎城谈判，一方面则要求东征部队立即做好“向西回击张学良、杨虎城之准备”。
准备向西回师陕北，这在中共中央来说，无疑是一项极其重要的战略方针的改变。还在4月上旬，红军中部分将领就已经开始怀疑在山西是否站得住脚的问题了，但当时中共中央仍坚持认为，如果不能设法创造更大的根据地并取得苏联的直接支持，要想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对全国各反蒋派别的影响力，无论如何都是困难的。因此，中共中央明确发布指示说：“中央与军委的极重大的任务，是使第一方面军在数个月内扩大至5万红军以上，在山西与华北取得大胜利，在华北首先在山西经过游击区阶段，创造比较陕北更大的根据地。在此根据地内建立模范的人民政权，成为号召全国革命的中枢，将此根据地与外蒙连接与苏联打通。凡此一切连［联］系于争取迅速对日作战的基本方针，连［联］系于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形成，也只有如此，才有真正的外交可办。”然而，不过半个月之后，即4月20日，中共中央就已经开始不再考虑回师陕北的问题了。变化之快是显而易见的。
究竟是回师陕北，还是继续东进，毛泽东等这时还没有拿定主意。从毛泽东4月20日给张闻天、周恩来和邓发的电报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这时还在考虑如何转进绥远建立根据地，与外蒙接通，直接取得苏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