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西风凋碧树-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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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保存宗脉的考虑，但客观上却也达到了分镇境内的目的。否则，临安一陷，帝国也就寿终正寝了。
太皇太后此人虽是一介女流，但在关键时刻倒还有些倔犟。大臣日请东走，她就是不答应，似乎也有点与临安共存亡的想法。不过，太皇太后尽管不失勇气，但仍然不敢死战，数度拒绝了文天祥与另一位领将张世杰召义兵背城死守的建议。可见她或许还是对敌人抱有一线希望，至少幻想着能够以不惜屈辱奉表称臣来逃避灾难。但是，她本人也许可以全首退处，我们的帝国怎么办呢？
德祐二年（公元1276年）正月十八日，太皇太后派监察御史杨应奎奉国玺降表向伯颜无条件投降。伯颜接受降表，要宋廷宰相来营商议具体事宜。当夜，陈宜中就逃往温州，张世杰也退走海上，其他宰执无人愿意出面，天祥只有出来主持残局。但他辞去了宰相衔，而以资政殿学士的旧职出使，想在最后时刻保留一些帝国的颜面，用心可谓良苦。
天祥一去就被拘执，并被伯颜送往北方。所幸在三月初一走到真州时，借机逃离了虎口。同时，伯颜进驻临安，将宋室幼帝及皇太后全氏等皇族遣送燕京，惟有太皇太后以疾暂留。
至此，大宋帝国差不多就可以说走到了尽头。
三百年的岁月两分天下，一分归于东京，一分归于临安。由此看来，王朝兴衰并不完全系于地域之多寡，就是与外敌是否强大似乎也没有决定性的联系。历史虽不乏机遇巧合，但所有震天动地的变故背后也都能找到一些必然。因此，一切的一切都在于我们自身。所以回首往事之时，实在也用不着悲哀。惆怅因缘、喟叹世事从来都是懦弱者的表现，真的勇士，就必须抛弃无谓的空想，敢于直面惨淡的现实，用一点一滴的努力去重塑自我、再造乾坤。说实在的，我们的帝国就是因为缺乏实干的精神土壤，才落下今天这步田地，尽管灾难唤起了沉睡，但毕竟是太晚了。
太皇太后嘱使南行的益王赵昰、广王赵昺分别只有七岁和四岁，在禁兵保护下经过千辛万苦，于德祐二年（公元1276年）闰三月到达温州。第一批闻讯赶来的大臣有礼部侍郎陆秀夫和殿前指挥使苏刘义，接着宰相陈宜中和少傅张世杰分别从清澳和定海被招至两王行营。这一条逃奔路径几乎就是当年高宗皇帝走过的路，温州江心寺里尚还保存着南奔时的御座，众人在此会面，免不了大哭一场。收泪之后，一致推举益王为“天下兵马都元帅”，广王副之，发兵除吏，传檄天下，并准备开赴入闽。其过程似乎也与当年高宗在应天受命危难时同出一辙，但此际时势已有根本不同，他们显然也不会再有高宗那样的运气。
文天祥从真州脱逃后本无意南下。当时扬州及所属高邮、宝应、真、通、泰州等仍在拒守，因此淮南尚有可为。天祥先是分别联络李庭芝和夏贵，试图举兵以兴恢复。但此时夏贵已经降敌，而李庭芝得书后却不相信天祥真能从敌营脱逃，反而谕使部下杀掉天祥。于是天祥只有转奔扬州，由于庭芝下令防区戒严闭城，天祥至城下而不敢进，又去高邮。途中迷路，几被元军擒获。历经艰险，方于三月二十四日到达通州，巧遇商船，遂偕入海，四月八日到达温州，立即上书劝进。国不可一日无主，在天祥看来，只要天子仍在，帝国就仍有希望。
五月一日，赴难众臣拥益王登极于福州，改元“景炎”，史称“端宗”。两位儿童当然无法主持政务，因此国事皆决于陈宜中。文天祥则辞去相位，外赴江西经略帝国腹地的抗元战事。在元军紧逼之下，福建行营一再南迁，自十一月起，陈宜中等不得不奉驾入海，在泉、潮、惠州一带辗转漂泊，完全就是苟延残喘，不仅谈不上振作恢复，即使谋求容身之地似乎也不可得。
只有文天祥以他的报国热诚和急难精神，给疲敝的帝国重新鼓舞起一些斗志。他于这年的七月到达南剑州，开设督府，传檄起兵，一时福建、江西两地云起响应。元军数路进击闽、广使形势恶化以后，天祥在景炎二年（公元1277年）初转战到漳州及梅州一带。五月，又引兵越岭复还江西，终于在江西掀起一场抗战高潮。先是进入会昌，进击雩都，取得大捷；此后在六月进入兴国，七月进至赣州城下。与此同时，其部下各军连克江西四县，声威所及，达于江北、淮南，各地起兵者纷纷不绝。
整个帝国腹区，包括江北、淮南甚至巴蜀，仍然还存在着相当规模的抵抗力量。然而星星之火欲成燎原之势，非有强大的号召力而不能成。流亡朝廷已远在海上，根本不能担负鼓舞天下的重责，所以文天祥奋而跃起，四方顿时响应。但是暴风骤雨来之既快，去之亦急，关键是天祥的力量实在是微弱而不足道。各地相互支援的通道早被元军切断，初看起来似乎四方旌旗犹在，但其实是四分五裂一盘散沙，因此天祥所能起到的作用，也就仅仅局限在表面的影响而已。
元军在这年上半年进攻缓慢是由于北方出现了一些变故，但从七月开始，又加紧了对江西、两广的围剿。元将李恒亲率大军入援江西，直趋文天祥而来。天祥没有料到李恒进兵神速，仓促应战，结果全军覆没，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尽遭毒手。时间是景炎二年（公元1277年）的八月十七日。此后天祥退走汀州，收拾残部，屯兵于南岭。景炎三年（公元1278年）二月，天祥又转至潮、惠，探访朝廷下落。
与此同时，元军翻越大庾岭向南追击流亡宋廷，迫使端宗行营一再迁徙。
在逃亡路上，众皆惶惶失态，独有陆秀夫仍然朝服持笏，不以风尘仆仆为意。但秀夫有时悲从中来，潸然泪下，竟能将一袭衣袍尽数染湿。左右观之，无不恸哭失声。就这样，帝国的末代朝廷在一路清泪中走秀山、赴井澳，奔山入海，仓皇逃窜。景炎三年（公元1278年）四月，年幼的端宗殂于硇州，时年十一岁。天子一死，众臣多欲散去，陆秀夫厉声而言：
“度宗一子尚在，如何能弃而不顾！古人有一旅成中兴者，今百官具备，士卒数万，若天不绝宋，岂非一国？！”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是一种愚讷，但也是一种挚诚，在危急存亡之秋，这更是一种超绝的精神，绝不可以不名事理而一笑置之。在秀夫的鼓励下，留守众臣再拥赵昺为帝，改元“祥兴”，这就是大宋的最后一代天子。说实话，从恭帝开始，就已经无法再在宗庙中为自己找到一个位置了，因为宗庙社稷早成瓦砾。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以后人实在也无法称呼这位末代皇帝，只能直呼其名，称之为“帝昺”，这也就是亡国之痛中的一端。六月，行营再迁至新会县厓山时，天祥终于得以和陆秀夫接通消息，但两人互读书信，也只有长叹而已。此时陈宜中已遁走，天子身边也只有陆秀夫和张世杰两位辅臣。厓山在县城以北八十里的大海之上，张世杰认为有天险可守，入山伐木，大造行宫，存储衣粮，整理战备，准备建立一个海外小国。如此一来，这个流亡朝廷除了延续宗脉的作用外，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第六部 谁宾谁主第6节 大局已定
祥兴元年（公元1278年）十二月，文天祥在海丰五坡岭突遇敌军，吞毒未死，被元军所执。第二年正月，主持两广军务的元军大将张弘范由潮阳港入海，探听到帝昺在厓山的消息，立即扬帆而至，但在海上却无奈张世杰。最后李恒军从广州赶到，与弘范合力围打孤岛厓山，终于在二月初二击溃世杰之军。
正是日暮时分，世杰大势已去。他来到帝昺居所，欲携天子乘舟逃遁。陆秀夫认为此去未卜，不愿帝国天子再遭凌辱，坚不同意。最后背负帝昺跳海而亡。
陆秀夫的舍身求义和威武不屈，谱就了我们帝国最后的辉煌。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中国人第一次真正感到了亡国之恸，第一次真正体察到为异族战胜的耻辱。泽畔之吟，出于憔悴；穷途散发，岂效嵇阮。严格地说，这一次的痛楚和悲哀是前所未有的。在慷慨就义的悲壮中，在凄怨不甘的无奈中，在眺望故国家园和精神故乡中，最后一代的帝国臣民用心血写下了一部动人心魄的心史。
文天祥最后被押解至大都，元廷上下极尽威胁利诱，亦未能使之丝毫屈服，三年后被杀，时年四十八岁。他的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就是这部心史的最好写照。
大宋王朝灭亡了，对自身文化过分的自信和依赖使它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血泪痛苦。但是，第一次被异族统治的中国却像一所被人打开了大门的学校，以无与伦比的灿烂文明和博大胸怀教育和融会了所有走进这个光辉殿堂的人，正是宋代的独特精神奠定了中国世界从此以后的长期统一和稳固。
汉唐以后不再有汉唐，但宋以后中国却永远是中国。
后记
本书是《日落九世纪——大唐帝国的衰亡》的姐妹篇。
尽管两书的构思、起草几乎可以说是同时进行的，但直到《日落九世纪》竣稿近一年后，本书才终于得以完成。其中的原因，主要是本人的学力和才识实在有限，面对史料繁富、异见纷纭、号称难治的宋史，每每有力不从心之感。实际上，为了寻找对宋朝历史的真切感受，在已经完成本书总体框架后，我又不得不将主要的宋史典籍重新阅读一遍，然而结果却是既未能解决旧有的未知和疑惑；又使我更加迷茫而不知所措。虽然人们常说“前人未必是，后人未必非”，但最后的成稿中这许多矛盾武断、疏陋浅薄之处，却无疑还是本人力不能逮的结果，尽管我深深地知道历史并不可能有一个最后的结论，就像真理永远不可能被完全接近一样。
另外，有一个问题也使我时常停笔深思，那就是：探究学术的目的究竟何在？贤者谆谆：小而言之，是为经世致用；大而言之，是为道德人心。可如果固守在象牙塔中寻章摘句，老死于雕虫之业，似乎与此相距甚远。而为了博取职称、地位以证明自己的高雅，则更与原则所提出的要求有着天壤之别。闵予小子，道行疏浅，但却也不敢效仿那些沾沾自喜于雕琢琐碎的衮衮诸公们，我敢说他们不仅是忘记了学术的崇高责任，而且根本就缺乏承担道义的智慧与力量；此辈鄙视奔波红尘的芸芸众生，可他们本身的功利之心却比任何人都要来得强烈。可悲的是，本人虽不惮于堕入错解经义的野狐禅，但却自感无力去抗拒正统力量的狮子吼，所以不免于低首踟躇、辗转反侧，在迷途中彷徨徘徊。这个难题不仅现在让我困惑，也许还将继续使我困惑下去。
一切的一切都是一个偶然。假如十三年前不是信笔涂抹了一张表格，假如九年前不是凭着少年意气而孜孜追求，假如七年前的那个炎热难捱的夏天能够离乡远去，假如五年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