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西风凋碧树-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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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崎岖山区的作战，屡受顿挫，蒙哥也于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七月死于合州城下。此时忽必烈已到达长江北岸，他本来无意半道而辍，因此仍然渡江围攻鄂州。但到了十一月份，突然传来了其弟阿里不哥谋取汗位的消息，忽必烈在部属的劝说下终于决定回朝争夺汗位，并于月底匆匆北返。由于这个意外原因，我们的大宋帝国才得以又延续了二十年。
第六部 谁宾谁主第2节 生死决战
翌年三月初一，忽必烈在蒙古帝国最高政事会议上战胜了自己的弟弟阿里不哥，被推举成为新的蒙古大汗，时年四十四岁。在一定意义上，忽必烈才是一位真正具有了入主中国能力的领袖，他早年受命经略中原，此后又转战西南灭掉了宋室的南方藩国大理国，文治武功，高标一时。他的即位，标志着蒙古帝国自北向南战略转移的最后完成。此后的数年中，忽必烈平定内乱，加强集权，同时在燕京营造国都，建立年号，推行汉制，承认汉人文化特别是儒学的正统地位，使原本游移不定的蒙古帝国在中原站稳了脚跟。
忽必烈受他的母亲影响很深。这位贵族出身的王后与他的丈夫拖雷一样，在国家政坛上享有很高的威望，寡居以后她被封在了原属金朝的真定路，以立学养士之政享誉一府五州。忽必烈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了与汉人士子的接触，并渐渐形成了一个幕僚集团。蒙古人也称天子未即位前所居之藩邸为“潜邸”，这是取“潜龙在渊”的意思，忽必烈登基后，他的这个智囊团被人称之为“潜邸旧臣”。这个集团的出现最初是来自于一位僧人的建议，这位很有名望的高僧劝说忽必烈“求天下大贤硕儒，问以古今治乱兴亡之事”，有志于天下的忽必烈采纳了这个提议。宋淳祐十一年（公元1251年），忽必烈在蒙哥即位后受命经略汉地，在金莲川设立幕府，开始四方延揽人才，标志着这个集团的正式形成。“潜邸旧臣”的人数众多，高峰时期达到六七十人，大多是富于才学和经世之术的汉人世族士子，蒙古人只占很小一部分。此后忽必烈能够成功地治理汉地、夺取汗位，战胜蒙古保守势力而趋于汉地文明，这个集团起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作用。
忽必烈的第一个年号是“中统”，中统二年（宋景定二年，公元1261年），他在中央政府设立了“劝农司”，鼓励百姓开垦荒田、种植农桑，并且禁止了蒙古人占田放牧的旧有做法。这对于蒙古民族来说，同样是一个难能可贵的贡献，较之他的祖父伟大的成吉思汗，似乎也毫不逊色。
从此，中国大家庭中又多了一个新的成员。
回到临安来，我们帝国的气氛依旧萧索。理宗皇帝于景定五年（公元1264年）十月二十六日驾崩升遐，时年六十一岁。皇太子赵禥即位，后来的庙号为“度宗”。第二年，改元“咸淳”，当朝首相仍然是贾似道。
似道知道自己之所以能够取信人主、威震朝野，完全是因为鄂州解围的结果。从那时开始，似道就已懂得了如何利用外敌的威胁来为自己谋得利益。虽然他本人远远算不上是个勇敢的人，但有时也常常为帝国内部的恐惧心态而感到好笑。似道很清楚，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只要刻意而为，世间的任何事情都可以加以利用。咸淳元年（公元1265年）年初，理宗山陵事峻，似道便突然不告而别，回到越州故里。同时密令手下诈报道：蒙古军队正在向下沱猛攻。下沱是江陵府上游的一个重要集镇。
果然朝廷大骇，天子百官手足无措。度宗与太后先后手诏谕敕似道，希望他能立即回朝应付时局。似道当然暗暗窃喜，洋洋自得地回到临安。这是似道给度宗皇帝的一个下马威，他要让年仅二十六岁的新天子知道，没有他这位辅弼大臣，帝位是不可能获得安稳的。显然，他的目的已经达到。四月，贾似道被加衔太师，封魏国公，权威达到顶点。新帝每次朝会必答拜，称之曰“师臣”而不称其名，至于朝廷百僚，则尊称为“周公”。这实在也是一件太过分的事情。
咸淳三年（公元1267年）二月，似道再次故弄玄虚，上疏天子乞求卸职归养，顿时又让度宗龙颜大惊。天子命大臣与宫侍传旨似道表示固留，一日之内来了四五批，至于派中使赴似道府第宣慰加赐，更是走马不歇。度宗为了不让似道离朝，甚至命人卧于第外日夜守之。天子对宰相如此圣恩隆渥固然前所未有，但身为人主如此谦卑无奈也是亘古罕见的。最后，特授似道平章军国重事，一月三赴经筵，三日一朝，治事都堂，这就是明文确立了他的最高宰辅地位。此外，赐第于西湖葛岭，迎养其中。
然而似道每隔五日才上朝一次，而且是乘舟泛湖而来，优哉游哉，轻松闲适。都堂则从来不去，凡有公事处理，则由吏员抱牍就第呈署，大小朝政，一切委之于门客廖莹中和堂吏翁应龙。朝廷的其他宰执大臣，基本上已形同虚设。似道虽然深居简出，但他同秦桧一样，善于将人性中的丑恶因素充分调动起来。朝间贿赂贪污、徇私舞弊、欺上瞒下的风气大盛之时，当然也就是独裁者最安稳最放心的时刻。
自开庆元年忽必烈从鄂州退军后，蒙古帝国近九年之内没有进兵南下，这个新造之邦的版图太大了，当它把重心转移到中原时，无疑需要集中精力修整内部，积聚新的力量。不过，从它以往的进取精神和强大的实力来看，自然是不会就此裹足不前的。咸淳三年（公元1267年）十一月，一位宋朝降将刘整向忽必烈陈言道：
“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者，不为正统。”
作为降将的刘整有这样的言论不足奇怪，因为他所投靠的新朝若非堂堂正朔，自己就难免成为乱臣贼子，所以他当然希望蒙古君王能够一统天下。而忽必烈接受这样的理论就更为正常，他既然有意领受儒学的指导，也就首先必须树立自己的正统地位。否则的话，他就把蒙古帝国放在了夷狄的位置上而自绝于他一贯向往的中国大地了。
不过，事情也并非如此绝对，假如七年前忽必烈派往宋廷的使者不是因为贾似道的拘留而使鄂州达成的协议实施，蒙古朝廷得到了岁币二十万两银绢的利益后是否还会刻意南下？这个问题倒也颇令人困惑。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正如辽、金对待南渡帝国的一贯态度一样，蒙古人同样不会仅仅满足于金银，南下只不过是迟早的事情而已。真正的问题在于，如果局势一旦缓和并持续较长的时间，双方是否会发生势力消长的变化呢？即使我们的帝国已经垂老欲朽，但成吉思汗的事业也绝不会永远年轻。
假设毕竟是假设，对我们的帝国来说，生死决战已经无法避免。
决定性的战役首先在襄阳打响。
回顾帝国抵抗北方侵略的百年历史，特别是对双方的攻守战略进行一番总结，就可以发现这绝非是一个偶然。除了早年的完颜宗弼曾单兵直突两浙追击高宗皇帝外，金兵数度南下基本上选择了三路并进的策略：西攻巴蜀，中取京湖，东侵淮东。如此全面进攻虽能给帝国防线造成极大的震慑，但敌军本身也存在着兵力分散，不能相互支援的弊病。相反，川陕固守要津，轻易不能克服，中部有长江天险，也可有效遏制入侵势头，因此两路呼应，还能乘隙各个击破来犯之敌。淮东虽最不易守，但地域广阔、水网密布，敌军一旦进入到江、淮之间，兵势很难展开，十分容易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事实证明，金人的攻击方略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初期蒙军以伐蜀为主，这明显出于包抄战略的考虑：以长江上游为目标实施重点打击，然后转而向中下游开进。当时蒙古大汗蒙哥的计划可谓相当周全，自己亲率大军攻蜀，同时派忽必烈围攻鄂州进行牵制，使中路宋军不能轻易支援上游，以保证侧翼的胜利。这个战略比金人进了一步，但实际效果也不甚理想。主要的原因是四川一带易守难攻，很难在短时间内一举肃清，因此大军主力无法抽身沿江而下。蒙军既然不能形成对长江防线的有效突破，即使当初内部不发生变故，也不可能实现从西往东扫清宋朝的初衷。
从实际情况上看，南渡帝国的四川和两淮都曾先后失地丧师并一度退守，四川甚至在蒙军的进攻下失掉了成都，但中路的长江防线始终没有被敌军攻破。这个防区包括江北的襄阳、荆门，沿江的鄂州、江陵，几个重镇形成有力的犄角之势，互为依托而以长江天堑为核心，扼守着整个帝国的正面。其中，襄阳府最为关键，它位于汉水之畔，是江防的前哨，维系着整个中部的安危，只要它没有被攻破，沿江防线不仅不会失守，同时还能够三面出击，与各个战场保持有机的联系。最强劲的也就是最重要的，这个道理毋需详说。
正是刘整为忽必烈指出了这一点。
此人是河南人，有机谋，善骑射，因避乱而从金地来到南方，很快就成为孟珙手下数得上的一员将领，鄂州解围后升为知沪州军州事。贾似道当权，大力排斥异己特别是前线诸将，刘整因不附合也在名单之中。景定二年（公元1261年）六月，蜀帅俞兴在似道的授意下诬构刘整，刘整上诉于朝未能如愿，不得已降蒙。刘整是前沿防务的重要将领，他对于帝国的军事虚实情况实在是太了解了，投降之初便向蒙古军成都经略使刘嶷和盘托出。与刘嶷的大喜过望相反，当有人将刘整叛变的情况报告贾似道，提出帝国军事机密有可能因此而泄露时，似道却全然没有加以理会。
咸淳三年（公元1267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刘整在燕京向忽必烈建议伐宋的同时，提出了先攻襄阳的计划：
“攻宋方略，宜先攻襄阳。若得襄阳，则浮汉入江，宋国可平。”
这无疑击到了要害之处。其中的关键是“浮汉入江”四个字，襄阳一得，即可沿汉水入江；沿江东下，整个两浙便尽在彀中。顺水而下的威力是巨大的，自古以来北方王朝克服江南偏安政权，大都采取了这条方针，本朝太祖平定南方诸藩，也曾走过这条路。就目前情形来看，四川宋军实力业已削弱，根本无力出峡东援；而下游宋军出兵增援，由于是溯江而上，兵势又要打上很大的折扣。可见，从中路进击是十分正确的方针。
当然，也并非只有刘整一人认识到襄阳的战略地位。此地原已沦陷金国，端平元年（公元1233年）金廷覆灭后，宋廷江陵制帅李曾伯就立即予以修复，屯驻重兵，重筑为强镇。与此同时，蒙古军中也有人意识到襄阳的重要，有一位将领就曾向当时的大汗蒙哥建议攻取襄阳。此人名李桢，是当时蒙军的前左右司郎中，他认为襄阳乃吴、蜀之要冲，江南之咽喉，得之则可为他日取宋之资。英雄所见略同，即此之谓。
忽必烈接受了刘整的方案可以说是他一生中许多成功的决策之一，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犯过严重的错误，这也是他最终成为一代雄主的原因所在。其时在燕京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