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西风凋碧树-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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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秦桧已彻底放弃了本朝百年廉耻礼义之训，对祸变危迫既不以为忧，对败衅迎降更不以为耻，所以他才要朝廷正式面对南北分裂的现实。秦桧这个十足的投降主义言论也证明，他虽是不得已而北去，但却独受金人青睐而受伪职随军，其中不会没有原因。变节者只有泾渭之分，没有程度之别。不能舍身求义，反而以事贵从权的理由自遁，这从某种角度上说，与那些弃君叛父、奉敌称臣者如张邦昌、刘豫等并无明显的区别。秦桧的理论要是放在以前，恐怕任何一位天子都有可能将说话人逐出殿堂，然而眼下之时，正是理灭欲兴的末日之世，一切苟全性命的主张，都自有它的市场。
高宗已决定做一个彻底的务实者。按照他的想法，王朝正统犹在，是可以不怕那些僭逆一时的割据的。克己复礼而天下归仁，我们的天子自有他行事处世、统临四极的原则，所以他对秦桧的话便有一种强烈的认同感。
秦桧立即着手他的计划，第二天就草就了给金酋完颜昌的国书，由宰相范宗伊呈送御览。高宗为此感慨万分，对宰相道：
“秦桧朴忠过人，朕得之喜而不寐。既得到了二帝和母后的消息，又得到了一位佳士！”这一赞叹确是发自内心。
这时，完颜昌已攻占楚州，既而又有南下之意。就在秦桧入对的这天，完颜昌近二十万大军已向泰州附近的鼍潭湖水寨发动攻击，得手后又转攻泰州。转战长江沿岸的岳飞五月中旬收复了建康府城金陵后，此时受命出任通泰镇抚使进驻泰州，但敌众我寡，不得已渡江退守江阴。这下，局势顿时又紧张起来，消息传到绍兴府，天子行在已经是一片惶恐。
高宗对秦桧的讲和之书未作任何改动，只是将“国书”的名义去掉，转以私人信件的形式命负责长江防线的刘光世伺机转致金军。我们的天子尽管无可仗恃，但仍旧还是要面子的，扬州覆败后的那封辞意谦卑的信函，同样是采取了这种方式而未预外闻。假如这种东西的内容泄露出去，朝野强大的舆论将会是一个巨大的牵制力量，天子不愿看到如此事件的发生。
本来，范宗伊对秦桧的安排尚有些顾虑，但天子却十分爽快，立即就给了一个“试礼部尚书”的头衔。“礼部尚书”原是寄禄官，相当于一种薪俸的级别，元丰改制后，方实领本部事务；“试”是试用的意思，一般在一段时间后转正。任命下达，秦桧照例上了一道让表，说自己泛海而来，只是奏报两宫安好消息而已，既已蒙受恩赐，志愿已毕；况且新从敌中脱身，理应投闲，请求按原职致仕。但天子正属意有加，未予接受，四个月后的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二月，进而擢升秦桧为参知政事。参知政事一职原本已罢，一年前朝廷简化政制，并三省为一，以“尚书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原门下、中书二侍郎改为参知政事，废尚书左右丞，参知政事遂又重新成为执政官。
秦桧取得初步的成功后有些得意忘形。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七月，范宗伊罢相，近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相位无人，秦桧有点耐不住了。他逢人辄道：
“我有两条计策，可以耸动天下。”
听者中有人奇怪：“何以不言？”
秦桧回答：“方今朝廷无相，说出来也无法施行。”
这话传到天子耳里，高宗不由得不动心。此时，刘豫的伪齐已经僭立，张浚在西北战场上的主动出击也遭致失败，陕西地区的永兴路和秦川五路已尽为金人所占。形势已愈趋严重，满怀疑惧的天子当然不会放过每一个可以让他安枕无忧的妙策。八月二十三日，朝廷发布任命，以秦桧守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与吕颐浩同登相位。秦桧从逃归到入相，只用了十个月的时间。
第三部 半壁河山第9节 翻云覆雨
然而秦桧入相近一年，也并未看见他有什么惊天动地之举。秦桧大约也知道他的两条所谓的奇策其实是老调重弹而已，所以尽管早已成竹在胸，并且也将此付诸文字贻观有关大臣，但却不急于付诸实施。他现在最关心的仍然是权力，因此当务之急是要排挤掉与己不合的吕颐浩。颐浩字元直，元祐进士，是一位老资格的大臣，自高宗于应天府即位后就一直随驾在侧，在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的一次兵变中立有大功，入为右相，次年罢。此次与秦桧分任左右相，是第二次入居中枢。颐浩此人在政治策略上倾向于抗战路线，主张先平内寇，再御外侮，并进而北伐。但他的个人作风却很难令人恭维，既挟私用人，也好倾覆异己，这样的人与秦桧共担朝纲，自然不能相容。
两人争斗下来，颐浩取得胜势。他的杀手锏是讽使御史黄龟年上书劾弹秦桧主和误国。高宗本来无意以此罢去秦桧，但兵部侍郎綦崈礼出示了秦桧所谓的奇策后，天子也觉得有些说不过去。
秦桧的原话是八个字：“南人归南，北人归北。”虽然简单，但明显是比当年的“南归南，北时北”具体得多了，更确切地说，这八个字是拨开云雾露出了庐山面目，暴露出了他的真实想法。
所谓“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意思就是要把河北人归于金，中原人归于刘豫。这话的涵义也有扩大，不仅仅是承认了敌伪占领的现状，而且连帝国本身也否定掉了。把北方人赶走，这不就等于说大多数南渡臣民不是大宋帝国的子孙吗？难怪天子看后不悦道：
“秦桧说‘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朕是北人，归到哪里去？！”
秦桧第一次入相的经历就这样宣告结束。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八月二十七日，高宗下诏罢免秦桧，制词责两策之诡，同时榜于朝堂，谕以永不复用之意。消息传出，议论沸腾，对秦桧的谬论，人无贤愚，交口唾斥。秦桧成了众矢之的。
秦桧竟会提出如此荒谬的理论，实在是匪夷所思，朝野中有不少人就认为这是有意资敌。联想起秦桧南归的种种疑点，人们怀疑他甚至有可能是金人的奸细。秦桧自称是从金酋完颜昌处逃脱的，若非其有意纵归，为何秦桧甫一回朝就献策天子，致书于完颜昌？再说，金人攻陷扬州时，就曾张榜城内，鼓动“西北人从便还乡”，秦桧要不是金人所遣，他又怎么会有如此相似的说法？不幸的是，朝野的这些议论也只是怀疑而已，尚拿不出确凿的证据。
从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八月秦桧被罢后到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年底，帝国事务的中心内容一是与敌伪军对峙中的拉锯战，一是对各地盗寇的收剿，再有就是不断地向金人派遣使节示以停战议和之意。对高宗来说，前两者并不是时政之要，重要的是后者。让天子感到无奈的是，即位以后虽屡屡遣使如金通问，但绝大多数都被对方拘留，金人也从未派遣过一介之人报聘。直到绍兴三年（公元1133年）春，通问使潘致尧去而复回，才终于打破了旧例。这件事情当然是某种消息的透露，高宗感到由衷的高兴。为此，天子立即停止了吕颐浩的北伐准备，同时由枢密院发布命令，谕戒边将不得擅越疆界。这年七月，命韩肖胄为使如金。五个月后，韩肖胄不辱使命，返国时带回了金帅完颜宗翰派遣的九人使节团，双方终于开始了正式的谈判接触。此后的几年里，金廷不断在战场和谈判桌上双管齐下，迫使宋方答应苛刻的条件，但宋廷内部反对和议的力量甚大，使高宗一时不能遽下决定。另外，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也使高宗不得不暂时将和议搁置一旁，一是金人的要价甚高，一是局面有所缓和后，朝廷上下滋生了一些相当乐观的情绪。殿中侍御史常同的话就是一个典型，他认为，和、战其实是同一件事，关键在于掌握主动，本朝已有二十万的兵力，用不着畏首畏尾。在这段时期里，主战派基本占据了主流，也不能不影响到我们的天子，尽管高宗从心底里恨不得一朝一夕就达成永久的和平而一劳永逸。
与和、战的艰难选择相关联，朝堂之上的政治斗争同样十分激烈。吕颐浩罢于绍兴三年（公元1133年）九月，直接的原因是他因独断专行过于苛刻而遭致御史的参劾，但内里的原因则是因他屡请北伐而一无效果，使一心望和的高宗有所不满。此后是朱胜非担任了一年的宰相，胜非是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秦桧去职后由吕颐浩力荐出任的，也是第二次入相了。他与吕颐浩很有相似之处，一是他们在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的那次兵变中同有斡旋靖难之功，二是两人的时誉都不很好。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九月朱胜非罢相后，赵鼎与张浚先后入相。
赵鼎字元镇，南渡后历任右司谏、殿中侍御史、御史中丞，由参知政事拜相。他基本上是一个稳重派，主张战、守、避三者并重，反对退守吴越。在这一年的二月，极力赞成岳飞收复荆襄要地襄阳的主张，并一力促成以岳飞主持战事，使其最后取得胜利。因此，赵鼎得到了高宗的充分信赖。张浚则成名较早，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后力主经营川陕以保东南，并受命出任川陕宣抚处置使，一去就是五年。张浚在川陕主持抗战中取得过一些胜利，但也在富平战役中遭致严重失败，丧失了陕西大部。从总体上讲，张浚尽管有所失误，但毕竟还保全了整个蜀地和陕西的部分领土，为屏蔽江淮、牵制金军起了很大的作用，应该是功大于过的。然而张浚回朝后，却有不少人攻击他丧师误国，处事无方，甚至说他当年请行川陕是“避祸远去”，此番受命回朝是“闻知虚位，前缓后急”。不过，高宗并没有为此所左右，仍然命其入相，并对他们两人寄予了甚高的希望。
可是事与愿违，赵、张两人几乎从一开始就产生了摩擦。赵鼎特别注重程颐之学，因此十分推崇元祐政治。高宗早在建炎初期罢停王安石在宗庙中的配享地位，反熙宁而尊元祐，就是赵鼎一力所促成。赵鼎此次入相后，提倡程门之学，擢用元祐大臣子孙不遗余力，显得十分偏激。可笑的是，由于赵鼎从没有见过程颐，有人冒称程门子弟，他也照纳不误。赵鼎的努力加上高宗本有否定熙宁之意，一时程颐门人充斥朝野，大有死灰复燃之势。
然而张浚却不以为然，至少不像赵鼎那样以个人好恶妄定雌黄，他认为元祐未必全是，熙宁也未必全非，对程门之徒喧嚣朝野也有所不满。在对待金人的态度上，赵鼎主守，张浚主攻，也有不同。政治原则上的重大分歧必然反映在日常事务中，因此两人之间不断产生龃龉，议论既不合，言语之间也有冲撞。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底，赵、张的不和达到顶点，赵鼎对皇上抱怨说：虽然我两人早年如兄弟，但今日共相，势同水火，不如留彼而去臣。经过一系列冲突后，赵鼎终于在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十二月罢去。九个月后，因为刘光世部将郦琼叛变投敌的事件，张浚也引咎辞职。不过，张浚此际的表现还是值得称道的，罢相后主动荐举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