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氏家族全传-第7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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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两个人就是否严格执行预算问题,旋又出现冲突。宋子文对整个政府预算偏重于军费大为不满,例如 1929年南京政府总支出为6.19亿元,而其中军费竟达2.66亿元,行政费用为1.46亿元,经济建设却是分文不支;其余均为债务本金利息所支。即使是再蹩脚的经济学家,对如此国家预算收支状况也会感到不正常,何况宋子文还是经济学博士呢,对此不会没有看法。他一是对国家预算中的各项支出比例不合适而屡次向蒋进言,要求限制军费所占比例;二是对蒋介石不尊重和任意修改预算、且军费高于一切的主张极为不满。
但在蒋介石看来,宋子文当时简直幼稚可笑。现在是“训1政时期”,军事上既要对付红军,又要对付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唐生智和张发奎等地方倒蒋势力,军费当然是重点保护的支出。由于当时蒋的反共内战和军阀混战不断,蒋也无法估计作战的大小规模和次数多少,如此又怎能确切预算军费所需数目?故蒋介石对军费支出只有采取按需分配、实报实销的办法。然而当时,军费支出又是打破宋子文收支平衡的主要原因。
最初,宋子文确实显着“幼稚可笑”,他主张限制军费但并不主张停止反共内战和军阀混战。当时蒋介石发给部队的薪饷军需本来就不足,以致使军队内部喝兵血之风盛行,对外则抢劫老百姓财物。如果宋子文再削减军费,军队内的贪污和危害百姓的罪行将会更多。所以到后来,宋子文便提出减少军费,平衡开支,力劝蒋介石“停战”。一日,宋子文竟为此与蒋争吵起来,蒋一怒之下,给了宋子文一耳光。
“你敢打人?”宋子文当即被这一记耳光打懵了。片刻后待他反应过来,方欲向老蒋扑去时,被侍从们急忙进来拦住了。
那天,宋子文被送回自己的官邸后,便躺在床上长吁短叹。
秀才遇到兵,有理难说清。宋子文此刻为那位曾在上海十里洋场厮混过的妹夫,伤心到了极点:“当财政部长跟当蒋介石的一条狗没什么两样!甚至还不如他的一条狗!”
守在旁边的太太张乐恰听着丈夫的含泪诉说,也只能暗暗地落泪不止。
张乐恰是江西九江富商张谋知的女儿。在前面我们讲过,当年宋子文娶张乐恰为妻,曾经还有过一段颇为曲折的插曲呢。
当初,宋子文经过5年经商后感触颇深,其最大的感受莫过于无法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在贫穷、落后和混乱的旧中国,商离不了官,富离不了权,生意场上的拼杀必须要有政界和军界的支持。50年前的洋务运动就是前鉴,清末民初的资本主义发展更是实例。所以他自觉应走官商合一的道路,并决心从政。由“商”到“政”再到“官商合一”的转变,充分显示出宋子文年轻时就已属罕有的决策能力和远见,所以在以后短短的20余年里,宋子文在仕途上出将入相,在财力上更是一国巨富。即使那些旧中国名闻全国的实业家,哪个还有宋子文的实力和威风呢!
当年离开盛谨如后,宋子文遂改娶江西九江富商张谋知的女儿张乐怡小姐。虽然张家不如盛家,可彼时岳父家的家景如何,对宋子文已不起作用,他不再需要把妻家的势力作为上升的动力了。
当天夜里,宋蔼龄和宋美龄姐妹二人闻讯后,相继赶到宋子文家里。在张乐怡的陪伴下,姐妹二人当即来到了宋子文的卧室看望。
“子文啊。你感觉怎么样?要不要去看医生?”宋蔼龄走在前面,心疼地问道。
宋子文躺在床上,默然无语。
“大姐,咱们还是到客厅里谈吧。”张乐怡打着圆场。
“小妹,你告诉老蒋,你大哥若是有个好歹,我们宋家非找他算帐不可!”宋蔼龄此话虽是说给小妹宋美龄听的,不过更多的是说给宋子文听的。
但到了客厅里,宋蔼龄又道:“乐怡你要好好劝说子文,不要过于生气,保重身体为要。要说这也是我们家庭内部的事,兄弟之间打架吵嘴,是常有的事,并不为过。但话说过来,介石是委员长,子文才是财政部长啊!要按前者说,兄弟间互相谅解就算了。但若按后者说,我们宋家也不能饶了他。……我现在怕的是老蒋对大弟有成见,影响大弟的前程。这个问题就看小妹的啦!”宋蔼龄讲到这里,把目光投向了宋美龄。
“大姐,你就放心!”宋美龄软中带刚,仍很生气的样子。
“有小妹保证,我就放心了。”其实,宋蔼龄心里也很复杂,因为此前蒋介石已放出风来,让孔祥熙接任财政部长。这样一来,一边是自己的丈夫,一边又是自己的亲兄弟,搞得宋蔼龄左右为难,既喜且悲。想着想着,宋蔼龄不禁叹了口气:这个世界真复杂啊!
再说当夜宋美龄驱车回到家中,直闹得老蒋不能入睡。她非要蒋介石说个清楚不行。蒋介石只好一个劲儿地向宋美龄承认错误:“今天确实是怪我火气太大,我不该拍他的耳光。我承认错误还不行吗?”
“不行!你打了人,说声认错就完啦?没这么便宜的事!你得保证,今后不能加害于我哥,也不能对我哥抱有成见!”
“他是咱们的大哥,你又和他是一奶同胞。我姓蒋的是疯了还是傻啊?!”蒋介石再三申辩道。
“那就立字为据!”宋美龄抓住不放,仍不依不饶。
“好好好,立字为证,立字为证。”蒋介石缠不过夫人,只好败下阵来。
后来,事实倒果然验证了蒋介石的话,他对自己的妻兄宋子文可以说一直留有情面。
当时蒋介石虽把宋子文赶离财政部,但两个人并不是最后的摊牌和决裂。当年10月27日宋子文提出辞职,29日国民党中常会和中政会批准。当天蒋介石在会上,大讲特讲了一通宋子文的能力和贡献,其离职只是工作的需要,且另有要职安排;并表示两人将继续合作云云。宋子文当下听着,也就心平气和了。
事实上,宋子文离开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后,对南京官场的影响力并没下降,而是更加风光起来。
1933年10月,他出任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
1935年4月,他又兼任中国银行董事长;
1939年10月兼任“四行联合总处”副主席;
1941年12月兼任外交部长;
1942年11月在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
1944年12月代理行政院院长;
1945年5月正式出任行政院院长;
1946年6月兼任全国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同年10月兼任行政院绥靖区政务会主任委员;旋又当选为伪制宪“国民大会”代表,从而达到了他仕途的顶峰和最后的辉煌。
随着时光的流逝,当年蒋介石一记耳光引起的风波,早已被人们渐渐淡忘。
3.“哈哈孔”乘虚而入
当年“耳光”风波之后,宋子文决心辞去财政部长的职务。于是蒋介石急忙请出孔祥熙,并对孔说:“请不计一切艰难,务须接受新命,并且早日就职,以稳定政局。”就这样,孔样熙接受了蒋介石的任命,于1933年11月初,就任了南京政府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
当时,从维护蒋、孔、宋三大家族的利益出发,孔样熙同蒋介石进行了长时期的讨论,以谋求改善蒋、宋之间的关系。最后双方达成的谅解是:宋子文继续当他的私人金融家,但是蒋介石和孔祥熙有事,可以找他商量。
面对“耳光风波”后的新形势和新格局,宋蔼龄不免有些悲喜交加。不过,她很快平静下来,并且心中的天平倾向了丈夫一方。她给孔祥熙暗中鼓劲,把所有的家事都包揽下来,以支持丈夫对官场的全心投入。在此之外,宋蔼龄还开办了“三秦公司”,又称“三不公司”。依靠她那特殊的渠道,大把大把地为孔家捞钱。
孔祥熙掌握财政大权以后,10年之间他利用手中职权,对外勾结帝国主义者,对内利用江浙财阀、流氓集团和特务组织,首先直接控制了四大银行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农民银行,旋又设立了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来局,从而形成了“四行两局”的格局;并打着孔氏家族的旗号先后创办、接收了中国实业银行、中国国货银行、四明银行、山西裕华银行、祥记商行、庆记商行、扬子建业公司、嘉陵企业公司、利威汽车公司等等。因为财政、金融和经济大权在握,一时间孔祥熙简直为所欲为。他或明或暗地用白银国有、发行法币、公债投机、外汇管理、购买军火和出售黄金等手段,搜刮民脂民膏,投机倒把大发横财。
当时孔样熙上台的第一步棋,就是垄断银行。
在孔祥熙最初推销公债的活动中,趋炎附势的银行家大有人在,而不愿屈从的人也为数不少。
这边孔祥熙好不容易让那些容易上当的和虽不情愿但慑于淫威的人,购买了数千万元的政府债券;而那边,有些银行家却反其道而行之。例如当时的中国银行董事长张嘉,就是一位不肯听命的强硬派。当年他曾公开演说,反对蒋介石的内战,并大讲日本人才是中国真正的敌人,指责国民党军队在“剿共”作战方面花钱太多,以及南京债券不值钱,不要受骗云云。他还叫部属大量抛售中国银行持有的南京政府债券,致使政府债券一落千丈。当时这位张嘉傲还同交通银行共同采取行动,拒绝再为孔祥熙提供资金。
于是,这位张嘉令孔祥熙极为恼火。
对于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孔祥熙早就有觊觎之心。因为这两家银行的资金占当时中国全部银行资金的近1/3。张嘉自恃有外国资本集团的支持,财大气粗,我行我素,当年根本不把孔祥熙之流放在眼里。
因此双方便尖锐地对立起来。
孔祥熙自然有自己的心计。他大权在握,气势汹汹,下定决心要垄断所有的银行。一次在家中他忍不住地骂道:“这个令人讨厌的张嘉,我一定要叫他滚蛋!”
那段时间里,孔祥熙闭门不出,细谋深算策划于秘室。因为他十分清楚,假如由南京政府接管这两家银行,民众对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发行的钞票将会失去信心,从而他的垄断地位就会建立。
在此期间,他又去请示了蒋介石。蒋介石当即表示,全力支持孔祥熙对中国和交通两家银行采取行动。
主子有令,更增加了孔样熙的信心。
孔祥熙首先对中国和交通这两家银行发起了一次“流言攻势”。他一次又一次地约见当时上海的工商业资本家,含沙射影地对他们说:“困扰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银行家们所造成的。眼下为什么工商业资本家无法得到贷款?为什么银根这样紧?为什么利率这样高?根子就在这里。”
而在这方面,宋蔼龄则更是专家了。于是孔祥熙和宋蔼龄慷慨大方,一次次设宴招待那些忧心忡仲的资本家,引诱这些人向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发泄不满,以制造对立情绪。
在一次由青帮头目杜月笙出面召集的会议上,孔样熙还信誓旦旦地对上海的工商业资本家说:“如果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能够联合起来,组成三银行财团,整个实业界的面貌就会大大改善,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得到低息贷款。”
通过这一系列的活动,当时正日益陷入窘困的工商业资本家们感到极为不满了。他们认为,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