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氏家族全传-第5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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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北平，可以说是五大势力并存。国民党是事实上的统治者，但内部并不统一，陈立夫想有所行动，得先看看张学良的脸色；共产党处于地下，只在知识文化界有市场；失了势的北洋军阀人还在，心也未死，一直跃跃欲试；前清遗老遗少们从盼博仪从天津租界返回改为盼从“满洲国”返回；少数汉奸觉得日本人来统治最好。可事实上有竞争影响力的，却只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两派，国民党掌握了军政大权，共产党掌握了民众运动尤其是学生运动。
陈立夫不信他搞不过共产党。他颇为自信地向蒋介石说：“若说作文章、讲话、搞学生运动，我们总不见得搞不过共产党吧广于是，他亲自从南京跑到北平，真的在作文章、讲话和搞学生运动三个问题上开始下手。他召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学生讲话，大谈中国古代文化源流，并不时地引用“四书”、“五经”中的话；为了表示他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解深刻，他自撰了一本小册子《唯生论》，到处散发，四处炫耀，以致引起蒋介石的不满，斥责他不懂孙中山的“民生史观”。可由于陈立夫以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身份莅临北平，北平各界还得给他面子。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等都到场陪座，平、津、冀、察、晋、绥、辽。吉、黑、热等各省市党部委员也都同席。陈立夫颇有演讲才能，他的讲话博得阵阵掌声。他转向张厉生叮咛，要张指使陈访先、陈石泉和胡梦华趁热打铁，分别把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河北与北平分会及北平学生组织好好地组织起来，澄清华北文化教育界的民主进步气氛，破坏、窒息革命进步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以实现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陈立夫进而宣称，这一年他还要在武汉、南京、上海等大都市及各省省会对10万大学生讲话，以便为他的“学生运动”打好基础，大张旗鼓地进行活动。
在陈立夫的推动下，北平的反动学生运动立即开始了起来。
1933年夏末，CC分子胡梦华通过河北顺义人刘子麟的关系，认识了北大政治系学生赵在田，又通过赵在田认识了北大经济系学生李宝深，北大政治系学生田文奎、顾承锋，北大国学系学生许叙典，北大物理系学生伍腾阁。胡梦华在河北省党部委员他的宿舍，分别约见了这些人，就建立学生组织问题和他们交换了意见。委托他们在同系同班同学和同乡中扩大宣传，拉拢思想相近的人。随后，胡梦华又找到国民党河北完县党部委员杨荫衡、束鹿县党部委员史国源等在北平大学法学院设法拉人。这时胡梦华自己还办有一个刊物《人民评论》，该刊编辑四川合江人李白虹又介绍了一批四川人，计有北大政治系学生宗成凯，北大历史系学生徐世勋、北大经济系学生李守权等。胡梦华又约师大教育系学生朱芳春、张光涛二人谈话，主要谈的是教育改革和教育和政治的关系，朱芳春、张光涛二人一致认为国民党花了大笔钱办大学，聘请名流学者当教授，由他们宣传民主、革命，无异于自掘坟墓。
胡梦华最初认识的这些人，除了李白虹介绍的几个外，都是河北人，他的目标先抓北大、师大、清华几所名牌学校的人为骨干，再通过他们去发展组织。清华远在西郊，认识的人不多，他着眼的重点是北大政治系、经济系和师大教育系。不久，他又结识了北大经济系四年级学生齐联科和北大经济系学生常荣德，这二人也是河北人。
在有了上述人员基础以后，到1933年冬初，胡梦华便授意他们利用同乡、同学等各种关系，四处活动，到处拉人，在北京大学政治系、经济系、国学系、历史系，北平大学法学院法律系、经济系，师范大学教育系、历史系和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农学院以及中国大学、辅仁大学、朝阳大学、燕京大学等学校拉拢了一大批人。胡梦华对这些人进行了初步的组织部署，在各大学指定召集一人或二人，其下按系编为小组，小组包括五至十五人，由其成员共推组长一人，为召集人。北大小组最多，召集人为赵在田、李宝谦、田文奎；平大法学院召集人为杨荫衡、史国源；师大召集人为张光涛、朱芳春；清华召集人为张秉刚；中国大学召集人为左子奇；辅仁大学召集人为柴景仁、马文升；朝阳大学由北平大学的杨荫衡、史国源二人兼管，燕京大学由清华的张秉刚兼管。
1934年春，张厉生约见国民党天津市党部书记长邵汉元和天津河北省立法商学院教授施奎龄，同时胡梦华也在座，张厉生当场把加入了CC学生小组织的河北省立法商学院的八名学生介绍给了胡梦华，他们是谢天培、曹传善、魏普泽、贾锡恩、庞宇振、康玉书、王增、罗统三。这样，胡梦华便成了国民党北平和天津各高校学生组织的统一领导人。
为了避免政治性太强，引起学生反感，张厉生和胡梦华一直没敢在他们组织的学生中提出“拥蒋”之类的敏感的政治主张，反而处处以学术的姿态出现。张厉生说：“实则虚之，虚则实之。这个外围学生团体，将以政治学术团体讲学的姿态出现，以矫正当前学生运动引导一般学生不读书、不研究，而偏向于游行示威、请愿、卧轨等风气，但仍需要参加者体会其政治实质。‘修辞立其诚’，我已报请南京中央干事会，以‘诚社’命名该组织”。
1934年秋，在北平王府大街励志社内，“诚社”举行正式成立大会，参加者共有三四百人，推举张厉生为“诚社”总书记，胡梦华为副书记，李白虹为“诚社”北平干事会干事长，赵在田、张光涛等为副干事长。会后，张厉生将成立大会的照片寄给了陈立夫。
上海CC头子吴醒亚是湖北黄破人。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组织非常国会，出任护法军政府大元帅，曾任大本营秘书处科员，说起来称得上“老革命”了。以后，他担任过国民党安徽省党部主任委员、安徽省民政厅长、安徽省代主席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由于CC派浙江系的潘公展和江苏系的吴开先互不相融，在上海互相拆台，二陈请准蒋介石，派他来到上海，出任上海市政府社会局局长。吴醒亚不仅在党内够资格，和上海的地方势力帮会也颇有交情，和帮会头子杨虎、杜月笙等人是平起平坐，称兄道弟的“爷们”。加上吴醒亚见多识广，久历宦海，所以颇有一套为人处世的办法。
自从1932年“…·二八”淞沪抗战以后，由于出现过学生代表群集上海，捣毁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一类的事，上海国民党当局也想方设法控制学生运动。上海市教育局局长潘公展的手下抢占了一些学校校长位置，从正面控制学生；陇体要则以复旦大学为中心，走的是内部引导路线，最能体现上海特色的还要算吴醒亚，他把国民党精神和上海帮会行动结合起来，组织了一个名叫“寅社”的学生组织。这些参加了“寅社”的学生，实行军事管理，配备有手枪，对同学、教师以至校长，只要认为反蒋，动辄威吓及至驱逐、逮捕。吴醒亚手下的陆京士，组织了一帮工人，由青红帮流氓领导，号称“工人行动大队”，除了在工人中活动外，也参加对学生运动的破坏。
在武汉，负责青年学生运动的是CC派的“十人团”。1930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要求迅速把各县党务整理完，以便选举省党部的执监委员。由国民党湖北省、汉口市党务工作人员训练所（即“党训所”）毕业的刘鸣皋、张导民、陶尧阶、崔从濒、王延烈、周宗颐等6人，由于同在党部党务整理委员会工作，在得到这一消息后，立即提出“党训所”同学团结起来，作好准备，竞选本届湖北省执监委的口号。另外又邀请了在武汉工作的袁雍、钱云阶、王维时、王道义等四人，以换兰谱的方式结为拜把兄弟，共同发起组织“党训学术励进社”，以“研究学术，联络感情；政治上互相提携，经济上互相帮助”的名义，结成了政治小团体“十人团”。1933年，陈立夫亲邀“十人团”“团长”刘鸣皋到南京，把“十人团”连窝端人了CC派。而在同时，陶尧阶、艾毓英、杨锦县等充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青运干事会干事，负责引导当地的青年学生运动。只是湖北并未发生大的学潮，所以三人也就未做出什么大的成绩。
南京的反动学生组织是1934年秋组织起来的。1934年9月，在陈立夫的直接指使下，徐恩曾、张道藩、叶秀峰、骆美美、洪兰友等五个组成了一个“学运指导小组”。9月14日，“学运指导小组”召集各大学校的CC派分子共167人，在四象桥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成立了一个名为“三民主义革命大同盟”的组织。据说“同盟”的成立仪式严肃而且有些神秘。由叶秀峰、张道藩亲自率领大家举手宣誓：“绝对服从蒋委员长训示”，“如背誓言，甘愿受最严厉的处罚”。监誓人由徐恩曾担任。
“同盟”有严格的纪律，要求参加者一切行动听组织指挥，绝对保守秘密，内部情况不许外泄，接受任务不许推脱，不许擅自脱离组织等。至于“同盟”的活动，当时规定每半个月开一次例会，地点在临时指定的秘密机关，内容由同盟办公室主任项本善指定。主要有：“汇报校内各种团体、组织的活动情况，院会、系会、演说会、辩论会、同乡会等统统在内；讨论如何支配、掌握这些组织和团体；接受调查任务等，要调查的对象主要是有亲共反蒋表现的人。”徐恩曾是特务出身，对调查刺探一类的事情是行家里手，因而还教给他们一套调查刺探的手段，“要伪装，不要暴露真面目，在左倾同学面前装左，在右倾同学面前装右；要千方百计往同学们的团体中钻，钻进去就要争取当领导。”
在组织北平各大学暑期南下考察团的同时，张厉生又和胡梦华策动了1934年北平各大学毕业生“职业运动同盟”，利用毕业生急于求职的心理，诱使大学生加入。由于“诚社”分子的组织和宣传，各大学毕业生参加“职业运动同盟”的有400多人，几乎是毕业生的全部。胡梦华选朝阳大学的胡松叔、中国大学的崔蔚云、北京大学的齐联科、北平大学的谭庶潜等四人为领导人。“职业运动同盟”成立后，胡梦华鼓励毕业生到南京请愿，要求南京政府教育部解决大学生毕业就业问题，并对教育进行彻底改革。南京政府教育总长王世杰，次长段锡朋在得知此事后，被迫设法应付学生请愿代表，在教育部总务司下设“学术咨询处”，登记找工作的大专学校毕业生，向有关机关推荐。胡梦华此举，虽然是给教育部出了个难题，但对学生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所以他在北平学生中得到了更多的拥护。
组织南京学生考察团的是徐恩曾、卢斌、项本善和李永懋等人，参观旅途费用，全部公费。参观团以卢斌为团长，项本善为秘书长，下分三个小组。第一组为中央大学学生；第二组为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学生；第三组为中学生，共计56人。他们从1934年7月21日出发，8月29日返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