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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

陈氏家族全传-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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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而散。而我们的省府会议,四年零两个月之间,和和气气,没有闹过一次。为公事,并不是没有争论,但亦是君子之争。一次会议中解决不了,下次会议准可解决。我们这些委员中,也有个性很强烈,主张很坚定的。其所以能维持会议的和谐,基本原因还是在乎平时彼此间感情相处得很好。大家的注意力,又都用在事业方面。所以就没有对人对事的意气之争。我在开会之前,往往和大家非正式的先聊一阵闲天,造成和谐的空气,然后正式开会,这样,就在无形中消除了不少可能的争执。我们在甄审县长、公安局长的会议中,也从来没有人坚持他所提的人非通过不可,因而造成争执,大家都服从多数,多数通过,谁也没有异言。有时赞成的人数相等时,双方都说请主席决定。主席最后决定后,也从来没有人退有后言。我们任用县长、公安局长,都由民政厅长在甄审合格人员名册中,择其人地相宜者,先请示主席,再提出省府会议通过。如大家都认为不相宜,亦可另定人选,民政厅决无成见。我们对于县长、公安局长的奖惩,亦摊开来公平处理。有些县长、公安局长,优良努力,但可能因公犯了手续上、法律上的错误,各厅处依法予以处罚后,省府在开奖惩会议时,一定再予检讨,如他们在政策上并无错误,则必记他们的功,以抵销他们所记的过。因为功过分明,所以上下间亦无怨言,大家都在工作上求表现。我们对人如此,对事亦如此。省府会议时,各部分负责人不单注意其本部分之事,而且兼顾其他,互相批评与贡献意见,成为真正的省政会议。各厅处重要事项,提出之前,亦必与有关部门互相商量过,所以席间争执甚少。我平时对于各委员、各厅处局长,各专员、县长、随时接见。各方情形,凡厅处局长所知道的,我也大半知道。所以开会时,很少隔阂之处,人和两字,我在江苏任内,是足以自慰的。”
  陈果夫在后来回忆文章中说:“我们一到了江苏,首先面临的便是用人问题,尤其是县长及县公安局长的任用。因为这两者是地方行政中的骨干;两者得人,则整个人事问题,可说解决了大半。我们当时就决定了县长及公安局长的甄审制度。甄审本来是各省行之已久的老办法,所不同者,我们是名符其实的把它作为一制度,而不把它作为应付工具而已。既然成为一制度,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县长、公安局长一定要经过甄审,才能任用,绝对没有例外。这一原则,我们是始终守住的。甄审设一甄审委员会,甄审委员由省府委员充任之。应审者的资格,及甄审取录的标准,都有规定。我们开始甄审时,外面介绍而来者居多。到了第三个年头,改变了方针,除了外面介绍来的特殊优良人员而外,我们的甄审着重在本省任过县佐治工作三年以上、合乎应审资格而有功绩之人员。上项人员经过专员或县长之考绩特保,便可参加甄审。这一办法,立下人事制度中循序上进的基础,是很重要的一着。不仅现在县佐治人员,有了这个上进的希望,都可以因此兴奋努力,而且也可以藉此鼓励大学毕业生肯从县地方行政下层做起。过去有许多受高级教育者,不愿做下层工作,就是因为前途没有希望的缘故。我们当时决定这个方针,还有事实上的原因,因为其时江苏各县的秘书、科长等县佐治人员常常为别的省分拉去当县长或公安局长,而且往往做得不差。如果在江苏不给他们一上进机会,所有得力县佐治人员都将转而他就,并且也好像委屈了他们似的。江苏的县,也和别省一样,依其面积、人口、富力条件,分成若干等级。县长、公安局长的薪俸,也依其县之等级而有差别。这看来是一极普通而应有的制度,但他细推究,却有问题。因为县政的难易,并不一定与它的等级成比例。也许一个三等县比一个一等县更难得治理,更需要能干的人去主持。但向上心是人类的通性,如果苏北某一二等县急需整理财政,想调一个在江南一等县整理财政有成绩的县长去该县,就有困难了。因为两县县长的薪俸有差别,由一等县调二等县,好像降了级,如何能使人愿意呢?同时,贫瘠落后的县分,因为得不到一等人才去治理,也永远贫瘠落后下去,这实在是政治上的一个问题。不仅县长如此,公安局长也如此。我们有见于此,所以特地规定:第一,各县县长、公安局长的薪俸在省预算内开支,与各县县预算无关。第二,各县县长、公安局长的薪级,依县长、公安局长的原有的资历薪阶而定。譬如,一个原来支一等县薪级的县长或公安局长,调长三等县,仍旧支他原来一等县的薪俸。这样,人就乐于迁调,而次等县也就可以得到一等的人才,使全省各县能平衡的发展下去。我们在江苏第四年才实行此办法,可以说开文官官俸职俸分离的创例。但行之未久,所以外人很少知道。用人行政的重要性,我们经过了3年行政经验,才深深的体会到。记得34年,考试院曾经制订很完备的官制草案,其时军委会侍从室第三处也曾贡献许多健全人事制度的意见。惜都搁置在当时的国防最高委员会,直到抗战结束以后,仍没有一完善的健全人事整饬吏治的方案。古语说:‘为政在人’又说:‘徒法不能以自行’。我们复员以来政治的失败,没有健全的人事制度,实为其主要原因。而制度之所以不能建立,大多因主管首长恶其不便于己;换言之,一念之私而已。”
  1934年3月15日,无锡公安局总局长李文恭停了第二分局局长刘悼民的职,继任高崇山奉命前往办理移交手续。刘体民拒不移交,当天携印潜往省会所在地镇江,找靠山辜仁发。
  与此同时,刘悼民的夫人李蓉贞,对高崇山口出怨言,声称,自家男人的官职是省政府民政厅的派今,凭什么不让屁股坐热就要滚蛋呢?高崇山不理会,两下里发生争执,大吵了一场。
  再说,刘悼民到了镇江,辜仁发正巧被蒋介石召到庐山受训去了。一头撞了个空,悻悻而返,第2天,回到无锡,靠山没找到,又多了条携印私逃的罪名,夫妻双双被县政府传讯收押。
  于是新闻记者如蜂采花,营营嗡嗡地围了上来,挥笔拟成各报当天的重要地方新闻。
  消息传开,省政府秘书长程天放大感兴趣,总觉内里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立即亲移尊驾,参与开讯,不出3天,果然摸出了隐情。
  原来,刘悼民的夫人与辜仁发的夫人李淑兰有来往,那个第二分局局长的职务,其实是李蓉贞花钱从辜夫人手里买来的。
  “这不是卖官买爵吗?”程天放大腿一拍,暗示地方政府马上移交司法,自己则揣了一肚皮得意,等着往下看好戏。
  新闻媒介再次受到鼓舞,一番披露,轰动了整个江苏。
  民政厅的官员觉得事情闹大了,匆匆电告正在庐山受训的辜仁发。
  读完电报,辜人发急出了一身冷汗。过后想想,留住了青山最重要,决定马上演一出“大义灭亲”的苦肉戏。当即指使部属:内子瞒着自己犯下罪错,应以盗用印章卖官敛钱的罪名,会同无锡公安局侦缉队前往上海,将李淑兰及其母亲逮捕归案。
  辜仁发的“大义灭亲”博得了新闻舆论的赞扬。CC系对此颇觉蹊跷,眼看一番由此及彼的牵连不能奏效,反为辜仁发的把戏所窘,真有点说不出的失望与恼怒。
  然而,又是一个想不到,李淑兰在对簿公堂时,矢口否认资印卖官,相反,侃侃而谈地道出了另一桩事关辜仁发名誉的隐私。
  当时,法庭按讯问被告的例行程序,要求李淑兰自述。
  李淑兰说:我本湖南长沙人,今年23岁,几年前在汉口经人介绍与辜仁发相识,那时他正任委员长武汉行营的参议。不久我们正式结婚,但是辜仁发原来是有家室的,还生有子女,据说是离婚了,后来又听说没有离婚,那个原夫人现在还住在南京。如果确定,我要告他重婚,谁叫他这么无情,派警察来上海抓我,连我母亲也一起抓了。
  重婚?民政厅长辜仁发重婚?!
  新闻界继“大义灭亲”之后,再起波澜。
  CC系人物更是倍受鼓舞,马上派人四出查访,结果与记者们一起找到了辜仁发的原配艾承枚。
  这下可有好戏了,CC系的人鼓起三寸不烂之舌,挑唆艾承枚出头控告“那没有良心的东西”。记者们则拿了大夫人的照片,有鼻子有眼睛地搞起了专访。
  李淑兰看见自己的指控有了真凭实据,抢先发难,特地延请上海的著名律师章士钊撰写诉状,一转身,便从卖官买爵案的被告,变成了控告重婚案的原告。
  对此,沪宁道上,争相传说,非但各家报纸采编新闻的记者们为之欣欣然,就连惯以风月为题的艳情笔客,也大有持手一试的意愿。
  舆论喧哗到了这般的地步,庐山上的辜仁发慌了,匆忙赶回镇江,安排对策。他与省警务处密谋,认为封诸新闻喉舌是眼下首要和必须做的工作。然后,再设法稳定两位夫人,慢慢和解。
  立意已定,辜仁发马上派亲信某督察跑到无锡,会同公安局总局局长李文恭,在周山浜华盛顿饭店设宴,邀请各报馆编辑与记者,届时施以软硬手。
  软的是金钱行贿,硬的预先埋伏下一批打手,在软招失效的情况下,报以老拳铁腿。
  不料,这一内幕被CC探知,故意泄露给了新闻界,各报馆在派出记者赴宴的同时,也要求县政府与驻无锡的宪兵营予以保护。
  宪兵营与县政府已经得到了CC系的关照,自然有求必应,闻风而动。等到宴席上软招不灵,某督察准备动硬时,忽有手下来报,说火车站、周山浜一带密布宪兵与县政府政警,情势不妙。随之,硬招失效,某督察在华盛顿饭店诱迫记者的情景,反而被披诸报端,激得怨骂声一片。
  辜仁发弄巧成拙,陷入被动挨打的地步。
  3月29日,监察院正式对辜仁发提出弹劾。起初他还指望张群替他转圜,可是这一场夫人攻汗,由于新闻界的渲染,闹得风波太大,谁也帮不上忙。蒋介石无意做得太绝,把辜仁发叫去训了一顿,然后建议他自己提出辞职。
  4月3日,陈果夫主持第646次江苏省政府会议时,通过了一项决议:“本府委员兼民政厅长辜仁发呈辞,转呈国民政府准予辞去本兼各职,由陈省主席暂行兼理。”
  陈果夫素重齐家,从政者最易受环境影响,而其妻更能左右他。如太太管事与任用亲戚管钱,都不是好首长,原为好人,每因此受累或转变初衷。专制时代的法律,一官失职,株连及其亲属,情节重大者竟有夷及九族的刑罚。
  陈果夫乃于省府纪念周,提出报告,勋免公务员不仅要“修身”而且要“齐家”。他以沉痛的口气,报告经过:
  “诸位!省府于最近数星期中,发生了辜厅长的一件事,诚属不幸!辜厅长来苏数月,工作努力,竟因此去职,很可惋惜!现中央已准他辞职,并且命我暂兼任;我以责任所在,也顾不得身体的衰弱,只得勉力暂时处理。
  自此事发生了之后,我们感觉得在政治上工作的人,不仅本身一切行动要加检点,即一切家庭的关系,’也须特别注意,因为从政者负治理之职,人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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