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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3章

陈氏家族全传-第10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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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话音刚落,便有几个“监委”站起来,说明“监委”质询时对被质询者“礼貌唯恐不周”,而绝不把他们视作囚犯。
  蒋介石一听,“监察院”的CC派直接冲自己来了,死了一个陈果夫,走了一个陈立夫,CC派还如此张狂,但蒋介石深知CC派在国民党内人多势众,根深蒂固,想一次性铲除干净是不容易的,同时,在国民党内部,一些老党员也接受不了,必须慢慢来。
  想了一会,蒋介石镇静地说:“不能咬文嚼字,鸡蛋里挑骨头。我讲话的核心是,我们一定维护党内团结,消除派系,大家精诚合作,共同为党国效力,使我们尽快形成合力,早日收复大陆。”
  监委中又有人站出来说:“维护党内团结的前提是总裁要一视同仁,把一碗水端平。”
  蒋介石被激火了:“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我结党营私,拉帮结伙了?娘希匹!在我离开大陆的时候,就讲过,共产党没有打败我,打败我的是你们这班人!事到如今,你们还在顽固不化,我行我素,强词夺理。难道你们愿意看到国民党彻底垮台吗?难道你们想让共产党马上打到台湾吗?”
  监委们见蒋介石又开始骂人了,没有人再站起来说话,但对他的发脾气,却表现出不以为然。
  蒋介石干咳了两声,缓和了一下口气说:“我再强调一句,我党内部一定强调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这些年,我们的经验教训还少吗?”
  蒋介石说完宣布散会。
  这次会后,“监察院”并没被蒋介石的大发雷霆给镇住,依然我行我素,并发表长文,对俞鸿钧的申辩书进行反驳。
  这次弹劾案,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也可算是CC派另一个小的胜利。
  弹劾案风波很长时间没有消停。
  CC派的人在国民党的夹缝里艰难生存,他们不肯坐以待毙,需要垂死挣扎,他们不许其他派系忽视自己的存在,宁可小题大作,无事生非,也要显示出自己的实力。
  其实,在台湾官场上,“兼职领薪”算不上什么大过,更不至于为此弹劾“行政院长”。
  如果与当年的孔祥熙、宋子文相比,俞鸿钧能算什么?
  俞鸿钧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文学院,曾当过新闻记者,后得吴铁城赏识,从上海市政府秘书逐级升至市长,进而受到蒋介石器重。
  俞先后任“中央信托局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因帮蒋经国盗运黄金,更成为蒋门大红人。
  到了台湾以后,蒋介石解除了陈果夫的“中央财务委员会主任”职务,让俞鸿钧继任,1953年,吴国桢辞“台湾省主席”职,接任者又是俞鸿钧。一年后,俞又升任“行政院长”,由于他对蒋介石唯命是从,台湾报界送给他一个绰号:“OK俞”。
  据说俞鸿钧本人曾打算到“监察院”备询,但国民党中常会和“行政院”院会都通过决议,阻止他去。
  如果俞鸿钧真的去了,CC派“监委”们已捞足面子,也就不会再弹劾他了。
  而俞鸿钧坚持不去,“监委”们自然认为他是仗着背后有蒋介石撑腰,而无视“监察院”,更确切一点说,就是无视CC“监委”们的存在。
  为了维护“监察院”的地位与权力,只有走向弹劾的一条路。
  因此,台湾有些民办报刊认为,俞鸿钧是作了“‘监察院有关方面斗法的牺牲品”,说他是“代人受过的替罪羊”。
  俞鸿钧弹劾案,是继李宗仁、吴国桢之后的第三大弹劾案。但李宗仁和吴国桢是已脱离台湾后才被弹劾的,不过是国民党自找台阶下而已,而俞鸿钧却是在任“行政院”长位置上受到弹劾,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
  外国观察家认为“实际是对国民党一种反叛”,而且“反叛的党员不是这个党内比较年轻的那一派,而是国民党内以前从没有发生任何真正的纪律问题的老党员。”
  这些老党员,当然指的是CC派。
  1958年1月16日,公务员惩戒委员会根据监察院的弹劾案,宣布对“内政部”长王德博和“警政司”长李骞违法支持国民党的省工会理事长简文发枪夺民办《工人报》发行权一案进行了判决。CC系派“监委”对促成弹劾也起了很大作用。
  “监察院”方面的“弹劾热”尚未冷却,“立法院”方面又爆发风潮。
  3月份,“行政院”向“立法院”提交《出版法修正草案》,并要求“立法院”以秘密通过的方式完成“立法”手续。
  这一“修正案”规定凡新办刊物必须向台湾当局注册登记,非经批准不得发行,从而在原来的“报禁”之外又加了“刊禁”。
  至于办刊物,原《出版法》细则规定,非经法院宣判不得查封,而“修正案”则规定,“政府”有权根据出版物登载的内容对其进行“警告”,经三次“警告”后该刊停刊一段时间。
  如刊物已停刊三次,将取消其注册,这就是台湾当局可任意找每一家刊物的岔子,并不经法庭两封闭报纸。显然,这样的“修正”,是把原来已徒有虚名的言论自由越修越少。
  这一“修正案”系由蒋经国所控制的特工系统制订,以“行政院”名义提交“立法院”。
  身为“行政院长”的俞鸿钧,事先并不能看到这一草案,更不可能提任何建议,只有扮演一个“邮差”角色。
  本来蒋氏父子是想尽量保守秘密,但内部却失控,此一“修正案”终被台湾新闻界侦悉,立刻引起了一场庞大的抗议风浪。
  当时,《自由中国》、《公论报》、《中国邮报》、《大华晚报》等各家民营报纸和独立刊物,纷纷发表社论,指责“修正案”扼杀言论自由。
  “台湾省议会”、“高雄市议会”、“台湾省杂志事业协会”、“台北市新闻通讯协会”,也都公开声明反对“修正案”。
  CC派的“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和民、青两党及无党籍“立委”们联合,在“立法院”内外阻止通过此案。
  海外人士和国际新闻协会也来抗议台湾当局践踏言论自由。
  4月15日,台湾各民营报刊推出9位代表到“行政院”谒见俞鸿钧,请“行政院”自动把“修正案”自“立法院”撤回或函请“立法院”“暂停审议”,以便广泛争取各方面的意见,重新审慎研究,但被俞鸿钧拒绝。
  4月22日,以CC派“立委”为主,联合120名“立委”提出将“修正案”公布,听取意见后再做审议的议案。
  谁知,这个议案为157名主流派“立委”给予否决。
  在双方激烈辩论中,青年党“立委”李公权说“立法院”不应成为猪仔议会。
  李公权这句话刚一落地,主流派的“立委”侯庭督立刻拍案而起:“你再说一句我听听,为什么叫他们猪仔议会!”
  李公权也毫不示弱:“说一句又怎么着,就是猪仔议会?”
  侯庭督上去抓住李公权的脖子大声吼道:“我揍死你!”
  李公权也抓住侯的脖子:“你动我一手指头试试?”
  众人见李、侯二人马上就要大动干戈,把他们劝住了。
  李公权最后软了:“好,好,是我的不对还不行吗?”
  国民党“国会”当即差点没有变成武斗场。
  5月4日,台湾市报业工会代表到“立法院”请愿,将“修正案”与“宪法”抵触的条文进行对照列举,请求“立法委员”维护“宪法”。
  当时台北的一家民办刊物《图画新闻》发表文章,建议各刊物在未获得满意结果之前,一律于门口挂半旗以示抗议。
  只可惜这一建议没有任何刊物敢于响应,《图画新闻》也没有自行实施。
  由于CC派坚持“忠诚反对派”立场,使国民党掌握的“立法委员”票数一分为二,通过此案有困难。
  国民党中央多次召开会议,企图说服CC派“立委”让步,但却没有结果。
  蒋介石见事态扩大,不由得怒发冲冠,他曾想开除100多名CC派“立委”的党籍,就此机会,把CC派彻底斩草除根。
  陈诚劝蒋介石息怒,尽管他痛恨CC派比蒋介石有过之无不及,但他痛恨的对象主要是陈立夫,而陈氏家族至今一走一亡,他心头的仇恨已自我消亡了一半。
  接下来了是现任“行政院长”俞鸿钧,虽然他也是CC系的冤家对头,但出于对蒋介石的忠心,怕事情闹得太大,对蒋不利。也劝蒋介石三思而行,并说即使想把CC派斩草除根,现在也不是时候。
  第三个规劝蒋介石息怒的是蒋经国,二陈一走一亡以后,没有人可以在国民党内部与自己抗衡,绊脚石已经搬开,但他还是劝父亲不要急于对CC派下手,并讲了其中的利弊关系。
  这么多人都来规劝,蒋介石只好罢手了。
  5月21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作出决议,要求党内“立法委员”必须服从“中央决议”,负责在本届会期内照原案通过《出版法修正案》,否则,一律执行党纪,直至开除出党。
  在这种“霸王硬上弓”的情势下,CC派终于屈服,同意放弃反对立场,改投赞同票。
  蒋介石乐了,他更加相信自己的权势,也更加藐视CC系这帮人。
  CC派100多名“立委”一转向,国民党想通过任何法案都是举手之劳,极少数民、青两党“立委”和无党籍“立委”即使反对,却连一个字也动不了。
  不管怎么说,CC派这次是失了面子,这是在历次党内派系斗争中最失面子的一次,他们当然不甘心情愿。
  为了挽回面子,CC派的100多名“立委”们经过研究,又推出程沧波等24名委员提出在“立法院”内公开审议“修正案”。
  此建议提出后,草草议论了一下,便被否决了。
  CC派一看面子不但没有被挽回,反倒又丢了一回面子,于是,又产生了新的计策:有彭善承等161名“立委”(占当时“立委”总数的42%)提出对程案的复议案。
  然而,这个复议案一提出,即被否决,根本没有展开讨论。
  CC派连着失面子。
  6月,《出版法修正案》在“黑天暗地的秘密审议下,由三个委员会以不足5小时的时间完成二读,最后以半小时成三读,为中华民国言论自由史写下了最可耻的一页。”(见康宁祥等著《台湾的宪政危机》中第119页)。
  《修正案》通过后,《自由中国》发表社论,指出这一“引起海内外一致谴责”的“修正案”的秘密通过,为“中华民国的出版自由敲下了最后的丧钟”。
  6月23日,台北市报业工会发表声明,表示以沉痛的心情接受事实,以尽守法之义务,同时表示:
  一、续认此法违背“宪法”保证言论出版自由之基本精神。
  二、此法若干条文含混笼统,使人困惑,望“政府”执法时勿浮滥使用,尤不宜感情用事,故人人罪。
  三、争取新闻自由为记者天责,不因修正案通过而解除,仍将不断要求当局再事修正,以臻合理完善。
  杯葛“出版法”和弹劾俞鸿钧,是当年CC派作为“忠诚反对派”,在台湾政坛上演出的最具声色的两台大戏,而《出版法修正案》的通过,则表明CC派被迫在“忠诚”和“反对”之间作出选择时,最终还是选择了前者。
  此后,国民党加强了对党内派系活动的压制,CC派虽然不断发出在主流派听来不大和谐的声音,但这种声音是越来越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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