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另一个中国-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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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现在，读书做官的遗风仍有表现。前年陕西商洛地区闹水灾，但学校未停课，有位校长到避水帐篷里动员一个缺课的孩子上学。校长问，“你长大了要做什么？”孩子回答说：“要当官。”校长又耐心地启发他：“做官总得签字啊，你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怎么成？”小孩表示愿意上学。这还是作为正面报导的。早就应该消失的东西，现在仍然有它的市场。我们虽然很少公然吹捧读书做官，但每年高考成绩一公布，什么“神童”、“状元”之类满天飞，以致人人惊叹，再加上现实中不良社会现象的影响，人们还是把受教育、考试与成为人上人结合起来。科举的陈旧观念正是借此而还魂的。
新的学校是建起来了，在教育内容上也有了全新的内容，例如老学究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声光化电”、拿破仑、俾斯麦之类，然而根本方针没有变，比如圣经贤传还是学习的主要内容。他们担心西洋教育会不会把学生教育成乱臣贼子，特别对于官派的留学生，是很重视学监的选派的。这些学监大多属于顽固派，常常与留学生发生冲突。
近代教育已经搞了一百年了，科举制度废除一百年了，其具体形制大多已被遗忘，然而其基因（如一元化的学习内容与一元化的评价标准）尚存于新的教育体制中。因此生长了一百年的近代教育，仍然没有长成为大人。其原因除了基因上的毛病外（先天不足），后天又失调——教育的目标、方式、教学内容，乃至学校建制，无不处在经常性的变迁中，有时竟是一天一个令。而且出现过古今中外教育史上绝对没有过的特殊现象，例如十年浩劫当中，让不识之无的人当大学校长，让没文化的给有文化的上课，让没有知识的去传授知识等。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几乎天天喊“教改”，直至今日仍是“教改尚未完成，同志仍须努力”。真是令人浩叹！
说八股文（1）
说八股文
八股文已经成为一个恶谥，举凡僵化、保守、食古不化、语言无味、面目可憎的事物，都可以顺手赠给它一顶“八股”或“老八股”的帽子。它还波及到政治领域，共产党内有“党八股”；国民党内有“抗战八股”、“反共八股”。至于八股文，早在明代就受到有识之士的痛斥，甚至说它颠覆了大明的江山。到了八股文极盛的清代，也是它备受指责的时代。徐大椿在《时文叹》中写道：“读书人，最不济；烂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朝皇帝？案上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唏嘘。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日昏迷。就教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这篇俗曲把读八股读伤了的士子们挖苦得无以复加。作者认为八股文造就了一群废品，既无知又无用，连个合格正品的人都做不了，何况做官呢？现在人们更是把它与辫子、缠足、鸦片烟枪归为一类，而且“想起来就令人恶心”。
事情就是这样奇怪，人们越骂，它就越有市场。近几年来有关八股文的书出了三四种，有王凯符的《八股文概说》，启功、张中行、金克木等的《说八股》，邓云乡的《清代八股文》，现在又再版卢前的旧作《八股文小史》，还有几个八股文的选本也应运而生，几乎可以成为一个系列。这些作者对八股文的态度不同，但都是从新文学理论出发，对八股文的产生、发展、衰落作了有益的探索。新文学家关注与研究八股文，据我所知是从周作人始，他写了《论八股文》，1932年他在辅仁大学讲《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时，又把八股文弄为一讲，视为“清代文学的反动”。研究者从文学角度说了许多话，然而，八股文首先不是个文学问题。《儒林外史》那位八股才女鲁小姐的父亲鲁翰林说：“八股文章若做得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这是由八股崇拜造成的气迷心，其话不能当真。老一辈的文化人齐如山先生曾说，许多靠八股拿到秀才功名的人连一封简单的家信都写不了，因为做八股与写应用文，不是一股劲。但是我以为也不必过甚地责备这种现象。因为统治者设计了以八股取士，目的不在于训练其写作能力，而是进行思想灌输的一种手段。因而人们说八股文是如何废话连篇、如何枯燥无味、如何“甘蔗渣嚼了又嚼”，写八股文的士子如何愚昧无知等等，这些义正辞严的批判似乎都有点无的放矢、没有搔到痒处。因为统治者思想灌输的目的不是培养文学家，更不是造就学问家，而是为他们训练驯服的统治工具、选拔合格的官僚。纵观五百余年的八股取士史（如果加上宋代以准八股文——经义文取士，共八百余年），统治者的目的达到了。
现代人谈到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往往会嗤之以鼻，实际上它是一项相当了不起的发明，以至有人说它称得上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20世纪70年代初，正当“文化大革命”闹得举国若狂、发誓要与“四旧”彻底决裂之时，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一世来访中国。在欢迎的宴会上，这位阅历极丰富的老皇帝不识相地热情赞扬了中国古人的智慧，说他们发明了通过科举考试选拔文官的制度是很了不起的。这一制度打破世袭制，促进了各个社会等级之间的垂直交流，使得出身下层的人们有个奔头，可以说是给了每个男人（下九流除外）一个潘多拉的匣子。揆之于世界中世纪史，它是非常先进的。即使在公务员制度没有完善的今天，它仍然有其现实意义。官吏的来源问题，对于实现有效的社会控制是非常重要的。
科学考试是个形式，考什么才是问题的关键。这与主持者取人目的密切相关。前面说过，科考是为了选择官员，而儒家思想是封建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那么考试内容必然是围着儒家经典转，这是讨论科考内容的前提。有人会说唐代曾以诗取士，这个说法不准确：第一，唐以诗取士产生于盛唐天宝间（750年左右），建中二年（781）又停试诗赋，大和八年（834）又试诗赋。实际上有唐二百余年的天下，以诗赋为考试内容仅一百年左右（见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而且在诗赋之外还要加试经史或策论，也没有离开儒家经典（唐代经典还包括老子《道德经》）。第二，唐代尚属于实行科举考试的初期，考什么，怎么考，都在摸索，还没有定型。经过了五六百年的探索，才选定与封建统治者选拔目的最相符合、在选拔过程中又特别具有可操作性的八股文。
说八股文（2）
八股文的结构、兴衰，读者们可以从《八股文小史》中读到，这里不赘。我要谈的是为什么在八股文中必须“代圣贤立言”。上世纪初章太炎在议论其政敌康有为时说：皇帝嘛，人人想做，毫不奇怪，可恶的是他竟想当圣人。虽然“具曰予圣”（都认为自己是圣人）不行，但是“非圣”、“远圣”则是离经叛道。读书人，特别是作为官僚后备军的各个等级的应考者，必须把效法儒家圣贤当作自己毕生努力和奋斗的目标。有人说这是束缚思想，是的，对于普通人来说紧箍咒是不能乱施的；可是对于只对上负责的封建官员来说，如果在其灵魂深处没有栅栏、没有一个无形的牢笼，那是不可想像的。传统的中国不是法制而是人治，即使有法（主要是刑法），也主要是为老百姓准备的，先秦就有“刑不上大夫”之说。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持官僚队伍的健康就是个大问题。在中央还有言官、三法司，对官员起到一些监督作用，例如明清两代政局安定时期，在京的官员很少敢涉足秦楼楚馆的，因为御史的眼睛都在盯着这些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事。至于地方官，由于天高皇帝远，他们极有可能成为独霸一方的土皇帝，因此，依靠道德的自我约束就成为保证官吏们不离大谱的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这一点对于准备进入官僚队伍的人是要从娃娃抓起的，学八股、写八股的目的就在此。八股作者们每当提起笔来就要进入圣贤的角色，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经过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训练，儒家圣贤的政治主张、道德理想、人格典范大多都会融入他们的血液之中，主宰了他们的灵魂，并自然而然地支配了他们的行动。尽管在以八股取士的五百多年中，贪官污吏、乱臣贼子也是层出不穷，但从整体上来说，多数官僚还是符合统治者需要的。否则封建社会不能支持那么多年。中国是那么大的国家，人口极多，地貌复杂，交通不便，明清两代都维持了二百六七十年，主要就靠大多数地方官员自觉地（这只是相对说）维护朝廷的方针大计，不另搞一套。近代学者齐如山在《中国的科名》中说：“明清两朝以来，由科举进士出身的人员不知有多少万了，而大多数是正人君子，像严嵩那样的败类，确是极少的少数，而两袖清风的宰相大臣，则时时有之。”也就是说他们中间的大多数是符合封建规范的。所以尽管科考内容几经变迁，只有在选定八股文为考试主要内容之后，才基本上稳定了下来。八股文也就成为应用最多最久的一种文体。另外，我们还可以把写八股出身的官与不懂八股的捐纳官、文化不高的“吏”作一比较，便可以看出后者与前者的区别（现在一些历史学者在研究封建官吏的腐败时，往往注重了官，而忽视干坏事更少障碍、并更具有干坏事能量的“吏”）。这一点在封建社会中是尽人皆知的。清代道光皇帝说，对于捐班（指捐钱而得做官的人），我总不放心，彼等将本求利。这个道理皇帝也知道。
有人说这种“代圣贤立言”的文章没有给读者以新的信息，而说话作文的目的在于传达信息，那么没有信息可传达的八股文只能是不折不扣的废话。这种责备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这种可以说是废话连篇的文章也传达了一个最大的信息，那就是作者对于朝廷、对于儒家学说的忠诚和他们学做圣贤所达到的程度（当然这种空言并不完全可信，但长期说这类话、长期沉浸在这种思想氛围中，也会对其情感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任何时代都需要这类“废话”。“文革”中的大量的学用文章、致敬电、效忠信、表态文章，也属于不传达任何新信息的，文中的内容也都在题目上，谁也不敢作离题的发挥，不敢自己独立造词造句，甚至不敢擅自颠倒语序。例如有位领导干部把“灭资兴无”改为“兴无灭资”（这样更顺口一些），就因此而遭到批判斗争。这类不传达信息的文章是远离文学的，其中以八股为最。言志缘情、形象思维都与它不相干，最重要的是不能表达属于个人的情感与思想（否则怎么“代圣贤立言”呢？），而个人性、独特性是文学的灵魂。蒲松龄写得那么漂亮的文章而中不了举，就是因为他不能远离文学。他的童子试题目为《蚤起》，其“起讲”为“尝观富贵之中皆劳人也。君子逐于朝，小人逐于野，为富贵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