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另一个中国-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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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制造平等幻想的科举
举制是最高统治者遴选小臣的制度，它是个选官制度，可是在史书中往往把科举与教育放在一起。孔子谈到老百姓富了以后怎么办，那就要“教之”；孟子表述社会理想时，常常提到“庠序之教”。可见，教育在儒家看来是达到理想社会之必由途径，科举似乎因与教育密切相关而伟大。三代两汉的统治者的确比较重视教育，《汉书》中有“循吏传”，所谓“循吏”就是重视教育的官吏（与其相对立的“酷吏”是力主严刑峻法的）。汉代最有名的循吏文翁之所以被人们称道，就是因为他在蜀中做地方官时积极办学，把当时最先进的中原文明推广到尚是荒蛮状态的蜀中。
自科举制完善以后，这种情况变了。京师以及各地还有学校，但作用越来越小。统治者的新策略是用科举拉动人们的学习热忱。办学、办教育不再是朝廷首先关注的政事了，因为科举遴选的标准成为士人们努力奋斗力争实现的目标，其读书作文都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不用再施加外力。而且这个目标的实现不一定非要经过学校的正规教育，自学完全可以达到。州府县名义上的学校，在明清中后期只是管理秀才的衙门，对他们很少负有培养的责任。所谓的教谕、教授、训导，也不再是教师（但人们还称他们为老师），而只是管理秀才的学官。人们读书大多是靠自学，或者自费到州府县里私人或官家开办的书院听课学习。像汉代那样由千里之外负笈求学的现象很少见了。但应该说，明清时代培养人才的方式，更与小农经济相适应。这到底是进步还是退步呢？
科举考试制度是面对全社会（除了少数吏人和操贱业的人士）的，这个制度设计使得通过科举考试从而出仕做官不再是少数人的事，虽然能够通过科举进入统治阶级圈子的是少之又少，但它的社会动员面却是非常广阔的。凡是有志进取，都可以投入其中。因为在人们心目中，它是平等地对待每一社会成员的。这是一场小投入、高回报的骗局。
科举选官，对皇帝来说是选奴才。统治者把教育纳入科举考试的轨道，它不仅把读书人固定在这个轨道上，而且成为整个社会认可的价值尺度。直至今日，老百姓还是佩服“考出来”的人（传统上有三个认可：血统、打天下、考出来的）。
在科举制度下，统治者成了受教育者的当然老师，实现了君师合一（类似中世纪的“政教合一”），这也是加强皇权专制基础。此时考生看重的已经不是真正传授给他知识的老师，而是主持考试的考官了。自己的文章内容和风格都要适合考官的口味，这样对于知识的评价标准，实际上是掌握在统治者手中了。科举中最高级的考试是殿试（清代在太和殿或保和殿），名义上是皇帝主持的，因此通过殿试（殿试只是为通过会试的进士定名次）的进士都是皇帝的学生，自称为“天子门生”，并以此为荣。皇帝不仅是这些官员的首脑，也是思想上的老师、统治者。
统治者通过科举死死把住入仕的关口，也就是做官的门坎，通过淘汰确立了教育合格标准。你不符合我的需要，不死心塌地臣服于我，你就不要做官。读书人只有通过这个入仕关口，才能确定自己士大夫的身份。这样即使不外出做官，在家耕读，他也是乡绅。因此，通过科举带动教育的做法本质上是个奴化教育，并由此确定了一元化的价值观。在这一元化价值观面前，人们似乎是平等的。
说科举（3）
6科举与八股文
明清两代的科举考试主要用八股文。为什么选择了八股？这种文章又称经义、制艺，这种文体就是用来阐述经书中所体现的儒家思想的。作者在文中要模拟圣贤，代圣贤立言，也就是要设想自己就是圣人、贤人。如果一个人数十年地设想自己是圣贤，这种思想意识必然是牢记在头脑里、融化到血液中了，最后还要落实在行动上了，这就是理学家的口头禅：“内圣”。因此做八股文的目的，就是使沉浸于此道者思想纯正，不受歪理邪说的影响。
另外，八股文一篇只有七八百字，分为八股，各有程式，考官衡文时容易有共识（本来对于文章好坏很难有共识的，八股则例外。这有些像现代体育竞技中给跳水、体操等项目打分一样，考官可以把一个连续的动作分解为若干片段后一一评判）。因此无论是从政治正确的角度，还是从考核操作的角度来看，用八股文取士都是了不起的一大发明。
明清士人给八股文定了三大罪状：
第一，八股使人无学无文。许多会写八股的秀才连个简单家信都写不了，这是事实。但学习八股文不是为了培养文章家、学问家的，它只是用来培养官僚的。做官僚的首先要熟悉统治阶级赖以论证自己的合法性合理性的意识形态。以八股为业，实现的就是这一点。
第二，八股束缚思想。但古代从经济上说是农业社会，从人际组织上说是宗法社会，政务相对简单，儒家经籍中基本上告诉了人们如何“牧民”，思想有所束缚对于官来说是必要的。
第三，以八股取士最便于乡曲之士。实际上这个制度设计就是要把最底层的读书人也纳入政权系统。
这种批评所触及的，恰恰就是八股所以被统治者乐于所用的原因。
通过读八股、写八股成为官员的人们，除了“圣贤”这一套外，对于其他是一无所知，甚至对于自己应该从事的政务都不太懂。因此科举除了奴化士人外，还有愚化士人的作用。所谓“愚化”就是使通过科举考试的人们除了政治正确外，知识面狭窄、处理事务的能力弱化。那么不会做官怎么办？在明清两代，地方官的一些纯技术性的工作都分给幕僚（俗称师爷）做了。诉讼有“兵刑”师爷管了；催租收税有“钱谷”师爷管了；连书写公文书信一类的文字，也有文案师爷代劳。这些秉持“内圣”的官员只要把握好原则就可以了。
朝廷六部九卿的官僚也是如此，技术性的工作都有吏胥去做，而吏胥几乎是祖辈传流的。因此，南宋的叶适就感慨地说，“官无封建，吏有封建”（官不世袭，而吏世袭）。这种胸怀“内圣”的呆瓜做了官，基本上还是守臣子的本分、不会犯上作乱的。这就是“外王”的最低标准。因此从皇帝角度来说，科举制和以八股取士都是成功的。
古代中国的科举制，促进了社会的垂直流动，使得社会活跃起来。然而其结果却是使权力完全集中在皇帝一人手中，人才的流动恰恰为这种集权提供了保证。中国的“中世纪”延续了两千多年，是多种因素促成的，科举制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7废科举的必然及余波
科举制是个选官制度，并以此来拉动教育，实际上也破坏了教育。虽然教育目的在不同的时代有所差别，但它还是有个共同点的，那就是，经过教育之后其素质要有所提高。而“奴化”、“愚化”这两点就有违于这个共识。因此，八股取士产生不久即受抨击也就不奇怪了。
科举制还使得受教育者都把读书当官作为惟一的目标与出路。这样教育也成为一元的、单向度的。由此出发，其评价体系也是一元的，就是要求受教育者都能达到掌握“孔孟之绪言”，领悟经典的“精微之奥旨”的程度。这与孔子时还讲究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比起来，也是远远落后了。孔子的教育反映了当时的知识水平，囊括了当时大部分知识（只是缺少医农）；到了科举时代的读书人，不能说全部，但其中的大多数人是除了孔孟的糟粕外，别无所能了（如《儒林外史》的范进、周进）。这种教育和选官也会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
第一个困难是官位有限，读书人数无穷。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读写印刷技术的进步，读书者越来越多，这样读了书而做不了官的比重越来越大。宋代就出现江湖游士，靠奔走于官僚豪贵之门为生；明代山人之多成了社会的灾难性问题，因为进入统治阶层的窄路根本无法容纳那么多读书人，所以被挤在外面而又对里面的利益无限艳羡的读书人，就只能采用更加卑微和流氓化的方式寄身于权力阶层的末端，以图分一点残羹。这在《万历野获篇》中有生动的记载。而读书人的这种生存方式，对于知识和知识阶层应有的尊严，其戕害之大是不言而喻的。清代则更是如此。这些都成为令统治者头痛的问题，但又无法解决。
其二是1840年后，中国在西方列强压迫下逐渐向近代社会转化，社会对知识需求的多样性产生了。外语、声光化电、医、军事、政务等等人材都是只通过科考造就不出来的。他们需要有计划、有步骤地教育培养，于是统治者感到有开学校的必要。
新式学校，不是明清那种有名无实的学校，这是西方工业社会造就人才的工厂。这种培养人才的方式与中国传统主要靠自己读书的方式来实现是根本不同的。它要通过上学、听课、试验、分科教学、考试等许多种教学方法，来系统和批量地培养具有严格标准的人才。这种工业化或说标准化的批量生产人才的方法，与农业社会中以手工业方式培养人才的方法是根本不同的。学校与科举不两立，科举的废除成为必然。
1905年废科举后，中国近代教育正式开始。然而，数千年的传统和社会心态也不是说变就变的。从统治者方面说，他们废科举、兴学校，改革教育，无非是要培养能够维持其继续统治的能臣（说到底就是培养能适应新的需求的奴才）；而老百姓接受教育，无非是要读书做官，使自己有个好前途，改换门庭。这样新学校的等级也要用科举来比附，如小学毕业相当于秀才，中学毕业相当于举人，大学毕业相当于进士；不仅对国内，对国外回来的留学生也是如此。如对去日本的留学生，如果毕业于文部省管辖的高等学堂的，给予举人出身；在大学某专科或数专科的毕业生，则给予进士出身；获得博士学位的，则给予翰林。于是后来就出现了“牙科进士”的笑话。
直到现在，读书做官的遗风仍有表现。前年陕西商洛地区闹水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