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另一个中国-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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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千倍于他们的官军搞得团团转，没有谋略、勇气行吗？没有才智行吗？他必定还有强悍、富于进击精神的一面。作为36位英雄好汉的领队，与做数万人的寨主不一样。作为大寨主，他不必身先士卒，只要在后方指挥若定就可以了。可是作为36人的领队，他必须冲锋在先，撤退在后。这种生活对他的性格必然有决定性的影响。元人陈泰从“长老”那里听说的宋江为人是“勇悍狂侠”，这是接近宋江的本来面貌的。《大宋宣和遗事》中的宋江还有其粗犷豪迈、敢做敢当的一面，杀了阎婆惜，还要在墙上题诗，不诿罪于他人。
可是到了《水浒传》中，宋江面貌、性格有了很大改变。首先在宋江还没有正式出场时，作者就把他定位为名满江湖的英雄好汉。他号称及时雨，受到见过面与没有见过面的英雄豪杰的爱戴与拥护。这种称赞调动了读者的想像力，以为我们将面对的是一位多么了不起的大英雄。待他出场之后，除了慷慨大方、该花钱的时候决不吝啬而外，宋江是再平常不过的一个普通人罢了。他没有什么武功，不能像鲁智深、武松、李逵那样去打抱不平，也不是像吴用那样的聪明智慧，大者能够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小者也能为人排难解纷，主持公道。当面临死亡时，他也不能像石秀、史进那样英雄气十足，视死如归。在上梁山以前，他还做过几件漂亮事，如为晁盖通风报信，杀阎婆惜，结识武松，等等；待上了梁山之后，所作所为，多是现代读者难以接受的。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每次梁山与朝廷作战，梁山好汉得胜，俘虏朝廷的文臣武将，押到大营，作为主帅的宋江都要为俘虏亲解其缚，并跪拜在地，向他们请罪，甚至对梁山的死敌高俅也是如此，而不考虑与高俅仇深似海的林冲会作何感想。这种屈辱的表现，并非是礼贤下士，而是要表达他对朝廷的忠心，为实现招安作铺垫，而不考虑这样做是否符合宋江的身份以及由此决定的思想意识和性格。作者随意决定文艺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的思想意识和动作行为，不尊重人物形象的性格本身发展逻辑，目的在于实现作者为作品所设计的情节。这一点我在前面已经谈到。为了实现“招安”必须把宋江写成这样，它既远离历史真实，也不符合艺术的逻辑。因此，评论家在论及宋江形象的意义时分歧最大。赞美者说他“忠义仁厚”、“忠义之烈”、“农民的革命领袖”；反对者说他是“犬彘不是”的“盗魁”，“虚伪猥琐”的反派人物，说他是“农民革命的叛徒”、“投降派”等等。这种认识都是只抓住《水浒传》所写的宋江形象的一面，而且不懂得江湖艺人在创造宋江这一形象时，是寄托了他们在反抗主流社会同时又有所妥协的态度。这种态度他们要寄植在游民领袖人物身上，也就是说寄植在他们的“大哥”的身上。
这种“大哥”类型的形象还没有被人们认识到。《水浒传》中宋江艺术形象成为了江湖艺人所创造游民团体中的“大哥”的典型。这种“大哥”不是像现实生活中游民群体的“大哥”一样带领着弟兄们去冲锋陷阵，而是游民弟兄们向主流社会进击时的制动机，防止游民的反社会行为发展到为主流社会所不能允许的地步。当宋江还没有上梁山的时候，虽然江湖好汉们也称他为“大哥”，但他还没有“大哥”这个位置，所以“制动”作用还不明显。他上了梁山以后，在与官府特别是与朝廷较量时，才变得处处委曲求全起来。这样塑造“大哥”的形象，几乎成为通俗文艺作品的一种模式，为许多江湖艺人所模仿。如《三国志演义》中的刘备（此书是在游民艺人创作的“说三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带有强烈的游民倾向），《精忠说岳》中的岳飞，“西汉”、“东汉”长篇评书中的刘邦、刘秀，“说唐”中的秦琼，都是具有这种倾向的“大哥”的形象。江湖艺人之所以塑造“大哥”这种类型的艺术形象，目的是在于取得主流社会对于游民文学的认同。为什么具有明显的反社会倾向的文艺作品能在主流社会中通行，甚至受到最高统治者的爱好，原因很多，江湖艺人有意识地用“大哥”的形象作为游民群体抗争的制动阀也是其原因之一。在社会斗争中的制动作用，说白了也就是向主流社会靠拢，不把反社会斗争搞得那么激烈，从而在求生存、求发展的道路上倡导多种选择。这样宋江是一身而二任的形象，他既是游民造反的领袖，攻城掠地，给宋王朝造成很大的威胁；又是呼群保义，时时不忘招安，比孤臣逆子更能效忠尽孝。这除了表现出游民在社会斗争中投机的一面之外，也是主流社会所倡导的“中庸之道”在游民中的反映。我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中，反复强调不能用现代意识去解读古代和近代的游民斗争，他们斗争的目的就在于求得“发迹变泰”，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游民不在乎
招安的悲剧
7招安的悲剧
论者在谈到《水浒传》的招安问题时，常常强调梁山好汉中的“反招安派”，把吴用、李逵、武松、鲁智深等看成是“反招安派”的代表，还把吴用说成反对招安的总后台。这是不符合书中实际的。在招安问题上，吴用是与宋江发生过分歧，而且两人就此问题也辩论过。吴用的态度实际上是代表了作者的意见。作者也是把招安看成是梁山好汉的惟一出路，但是他不同意宋江那种饥不择食、委曲求全的招安。从《水浒传》对梁山被招安过程的描写中，我们可以感到作者把招安看成一种交换，朝廷以不同等级的官位来换取江湖好汉们的效力。这种交换应该是有担保的，这不仅要朝中有同情江湖好汉、并能为江湖好汉说话的大臣当政，而且江湖人要保有一定的实力，时时可以作为讨价还价的本钱。这两点都没有具备，而宋江等人急于成交，才导致招安的失败。作者（也就是吴用等人）反对的不是招安，而是不成功的招安，失败的招安。一些论者笼统地说他们反对招安，这是不准确的。
本篇前面说过，宋朝一代武装抗争中被招安的很多，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从概率上说失败的大于成功的。既然成功不是一点希望没有，那么人们就要探讨如何争取成功、避免失败的问题。可惜仍是无规律可循。上面说的两点有些作用，但也非牢靠的办法。
第一，支持招安的大臣不可能永远当权，他不当权了怎么办？如果他在权力斗争中垮了台，力主招安就会成为他的一大罪状。
第二，保存实力，用现代的话说就是不把枪杆子交出去。这样做分明是对朝廷不信任，朝廷如果不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决不会答应的。
被招安者的安全得不到保障，这是因为封建专制社会实行的是“人治”而非“法治”，招安的成功、失败都只系于皇帝和主持者“一念之间”。因此《水浒传》的作者对梁山好汉征方腊以后所处的悲惨境地的描写，实际上是对不成功招安的批判，其中也包含着对当时社会制度的批判，虽然这一点作者还不太理解。
宋元两代史书关于宋江招安以后境遇如何都失去记载，但从现存的宋元两代有关“水浒”的文艺作品中来看，选取悲剧结局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从说话分类上看，这些作品属于“朴刀杆棒”类，这类作品主题是写游民奋斗的，但奋斗结果一定要“发迹变泰”，“发迹变泰”则是大团圆。《水浒传》这部小说虽然还有“大团圆”的痕迹在（如第七十一回写一百零八将排座次，有的研究者认为最初的《水浒传》就是写到这里），但最后还是以英雄寥落，“神聚蓼儿洼”作结，完成了悲剧结局。这可能与全书完成于明代中叶有关，明代对于各种反抗镇压的严酷在历史上是数一数二的。特别是明朝初年的洪武、永乐两朝，不要说对被统治者的反抗，就是对统治阶级内部镇压的恐怖也是骇人听闻的。那些特别忠心的臣民，如对某皇帝稍有拂逆，往往下场更惨。南宋的岳飞自不必说，明代靖难时的忠臣方孝孺、天顺时期的于谦，都是令有心人扼腕浩叹的。在镇压人民的反抗时，明代统治者虽然也有时使用“抚”的一手，但是当他们有力量时，反攻倒算、“杀降”也是常见的。《水浒传》作者也许有感于此，把宋江招安后的结局写成悲剧性的，其所批判的不仅是招安，其中也包含了对于“忠”的观念怀疑。
总之，招安是个复杂的历史现象，《水浒传》中的所写的招安折射出的历史现象更为复杂，对此，是很难用肯定或否定来判断的。
8作为好汉话语系统中的“招安”
“水浒”的故事流传之后，形成了一套反映游民意识并得到主流社会某种认同的话语，“招安”也是其中的一个。“招安”是宋代统治者处理武装反抗者的策略，武装反抗者也会运用各种手段与之对抗。南宋的范汝为在与统治者斗争中反反复复，连朝廷派来的与他谈判招安的官员都被他收买了，为他通风报信；招安之后，不肯放松手中所握的重兵，党徒也未遣散，就这样最后也未成功。这是现实斗争中的招安。而《水浒传》中写的“招安”主持者是那样反复变诈（作者把这个责任推到奸臣的身上），一而再，再而三地不遵守自己的诺言，节外生枝，并对梁山好汉的人格加以摧辱；而梁山的领导者宋江委曲求全，对朝廷一片忠心，向往招安之心，几经挫折，始终不变，最后还落了一个悲剧下场。这样，通过《水浒传》中对梁山好汉受招安的描写告诉读者，正义在梁山一方，不义在朝廷一方。这个情节的设置不仅具有悲剧的震撼力，而且把“招安”这个专制统治者对待造反者的政策，变为不被朝廷理解的、主流社会以外忠臣孝子向朝廷尽忠的行为表现。
《水浒传》及其有关通俗文艺作品的流行，使得“招安”成为造反者乃至江湖人的流行话语，他们用它作为一种手段，向统治者讨价还价，在生存斗争中争取到一个最好的结局。他们懂得招安的底线在哪里，梁山好汉的遭遇给他们以教训。主流社会、特别是文人士大夫谈到“招安”也能理解，认为这是造反者的出路，是协调社会矛盾的最佳选择，如果不是实际操作者，谁不相信这一点呢？
前面说过，宋代以后官方文件中基本上已经不用“招安”这个词了，但在“水浒”一类作品的影响下，“招安”与《水浒传》中其他反映游民思想意识和性格情绪的话语构成一个系统，并被频繁地使用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