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约阿希姆斯塔勒 -希特勒女秘书的遗著-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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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手中都存有一些笔记，但发表出来的却为数不多，因为这些笔记一旦发表出来，就会立即招致别人的批评。
　　施罗德女士要发表其笔记并非为钱。她拒绝金钱和物质的东西。她一再强调，她的养老金足以维持她的生计，生活方面她没有特殊要求，她对她的现状很满意。她没有兴趣出售她的笔记。尽管不少人一再向她表示如果把笔记拿出来发表将给她适当的酬金，但直到去世为止她并未为其所动。
　　对于她的问题我没有立即做出答复，所以这个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搁置起来了。在她看来此事已算不了了之。然而当她做完手术出院之后——从她的肾上割除了一个恶性肿瘤——她又提起有关出版她那部应当由我编辑并评论的笔记的事。这时，她打字已很吃力，因为她的手指已不听使唤，而且还很容易疲劳。
　　在她住进上施陶芬城堡医院的前一天，她把我和次日将陪她去上施陶芬的女友一起请了来，再次详细谈了出版其笔记一事。
　　住了一段时间的医院之后，救护车将她这个重病号从上施陶芬送回家中。几天后她给我打电话，请我到她那儿去。她告诉我她还得住院，随后她把一只用旧了的大黑皮箱交给了我，里边保存着她自己撰写和积累的材料。她不想让“……她那全部文字遗产落入某些人或记者手中”，对于她经常谈及的意见和愿望我是十分清楚的。
　　根据施罗德女士的愿望，即在她去世之后再发表这部包含着许多有意义的当代史素材的笔记，我对她的文字遗产进行了整理、编辑和评论。如果说这本书是在未经字斟句酌的情况下写成的，那主要是书中必须引用部分笔记底稿和一些详细记录的缘故，这些材料都是克里斯塔·施罗德保存下来准备发表的。
　　克里斯塔·施罗德何许人也？
　　埃米莉·菲利皮内·施罗德1908年3月19日出生在离汉诺威不远的明登市。她与单独抚养她长大成人的母亲关系一般，因为她是一个十分严厉的女人，并未给予她的女儿那种她始终渴望得到的抚爱。1926年，施罗德女士年满18岁可以独立生活时，母亲去世了。
　　她读完小学和中学后，于1922年4月11日在明登市远房本家的施罗德合股公司里接受为期三年的商业培训。同时她还在商业职业和贸易学校里上学。1925年4月1日结业。
　　此后至1929年7月19日她继续留在该公司任速记打字员。她有速记天才，经过持续紧张的练习和学习，她的速记打字能力提高很快。她参加过各种各样的速记打字比赛，经常获一等奖。
　　1929年10月她离开明登市到了纳戈尔德，为一位律师当秘书，她独当一面，处理办公室的具体事务。在那里她停留到1930年2月20日，然后去慕尼黑，指望找一个好点的工作，在业务上有所进展。
　　在当时那个失业工人已近700万的困难时期，要想在慕尼黑找个工作并非易事。为了工作，她跑过许多公司，当她在报纸上看到招工广告之后，她来到坐落在席林大街50号的纳粹党全国指导处求职。在87名竞争者中，她凭借其优异的成绩和能力取胜，于1930年初受聘，先后在那里的许多部门工作，一直到1933年为止。
　　1933年1月30日阿道夫·希特勒掌权后，纳粹党的许多参谋部门都迁往柏林，1933年3月4日施罗德女士也一同调到柏林。去后不久先在总理府帮忙，在此期间被希特勒看中，后调到元首私人副官团当了秘书。
　　在总理府她一直工作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此后便作为希特勒的秘书陪同希特勒进行历次旅行，出人所有大本营。希特勒当时的首席副官威廉·布吕克纳曾这样写道：
　　“我是1930年认识施罗德小姐的。她先在冲锋队最高领导机关全国指导处当秘书，大约1933年她被调到经济政策局局长处工作，同年由慕尼黑调到柏林纳粹党联络部工作。由于她工作能力强，举止文雅，她最终到希特勒的副宫团当了我的秘书。
　　凭借她的打字和速记本领和工作能力，后来她又成了阿道夫·希特勒的秘书。在所有这些岗位上——尤其在最后这个岗位上——绝对的信任关系是一项基本条件。
　　由于她工作主动、刻苦，加之她领会精神快，并在口授时随口授内容进行思维，所以她完完全全地满足了人们寄于她的所有期望。她举止文雅、得体，考虑问题周到，尤其在旅行途中和在各个大本营里突出表现了这些优点。”
　　勃兰特教授在纽伦堡战犯审判中受审时是这样谈到施罗德女士的：
　　“……她是一位敢于发表意见的女人。克里斯塔·施罗德的特点与沃尔夫小姐不同。战争开始时主要是她们俩人负责希特勒的秘书工作。施罗德聪明、有批评精神并且判断能力强，而且她的精力比任何一位女秘书都充沛。她可以常常几天几夜几乎连续不断地为首长工作。她发表意见一贯坦率、自信，所以曾几次与别人发生过严重争吵。她不介入这个私人小圈子，连希特勒也有意与她拉开距离，因为受不了她的批评。由于施罗德小姐对希特勒总是坦诚相见，以致希特勒对她的反应使她十分痛心。后期，她对希特勒本人进行了激烈的批评。由于她大胆、坦率，她的生命无疑处在极大的危险之中。”
　　第三帝国垮台后，施罗德女士于1945年5月28日在贝希特斯加登附近的后湖被美国军队（反情报别动队）逮捕，先后在许多拘留所和监狱关押过，1948年5月12日获释。1947年12月8日在路德维希堡市第七十七拘留所开始了非纳粹化的审理程序，在一审判决中，出乎大家的意料，她被定为主犯，判处三年徒刑。后经上诉，1948年5月7日的终审判决改判她为从犯，并在路德维希堡拘留所获释。
　　获释后，她于1948年8月旧至1958年11月仅给施瓦本格明德一家轻金属厂的老板申克先生当私人秘书，接着在该公司设在毛尔布龙的总厂工作到1959年10月31日。
　　然后，如同1930年那样，施罗德女士迁居慕尼黑。自1959年9月1日起她在一家慕尼黑建筑管理公司里当办事员，一直干到1967年6月26日。由于施罗德女士身体状况欠佳，所以她59岁时就退休，此后便在慕尼黑过着隐居生活，直到她1984年6月28日去世。
　　值得注意的是，克里斯塔·施罗德晚年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她在“自我评价”的标题下写道：
　　“我考虑问题周到，有判断能力，有批评精神，乐于助人。我具有很强的理解力和直观能力。我还自以为能够从别人的表情和行动中发现许多东西。我很少喜欢谁，但是我一旦喜欢上一个人，就会喜欢得过头。真没办法！我之所以能够批评别人，是因为我有追求真实和独立的不可抗拒的欲望。
　　我蔑视那种贪图功名的人，这些一心只想往上爬的人没有自己的见解，只能跟在别人后面鹦鹉学舌。我也蔑视追求物质利益的人，他们是世俗之辈，他们不诚实，头脑里充满了偏见，而且不愿意对出现的问题进行重新思考。”
　　克里斯塔·施罗德在担任希特勒的秘书期间，是不曾有过一个年轻女人所想象的那种私生活的。在度过了并不怎么美好的青年时代之后，她仍没得到安宁和一个女人所真诚希望的生活。这也许是因为她生活中的某种悲剧对她产生了影响。
　　1938年，施罗德女士与南斯拉夫的外交官拉夫·阿尔科尼克订了婚。她明明知道，希特勒对外国人的看法决定了此事不会有好的结果，希特勒不会同意这门亲事，但她还是这样做了。阿尔科尼克与南斯拉夫军界有联系，后来他在贝尔格莱德做起了不明不白的生意。他经常提到他与柏林“帝国总理府的关系”。施罗德女士因此也受到盖世太保的盘问。1941年他们解除了婚约。
　　这里，人们也许会说，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去的5500万人和在纳粹监狱里和集中营里度过的人来说，大好的时光下也是白断送了吗？而且他们所受的痛苦远比希特勒的一位女秘书要多。对于这一点没有任何争论。但是，从评价一个人的命运，评价一个人生活的道路来看，不能不说施罗德女士在希特勒身边失去了她的青春年华，在那里她内心并不感到幸福，在大本营潮湿和零臭的地下室内和后来拘留所里的生活使得她的身体受到了严重摧残。当然，她的命运只不过是千万人中的一个。
　　在施罗德女士看来，在希特勒身边生活的特点是时时刻刻都要果在他的身旁，受到他制定的清规戒律的约束，不论在总理府内、贝格霍夫还是在各个大本营里人们的生活空间是狭窄的。她幽居在被约德尔大将在纽伦堡的战犯审判中称为“修道院和集中营的杂交品”的大本营里不得不与之共同生活的总是希特勒身边的那些人，那些面孔。她没有实实在在的任务和工作，但却是被希特勒视为代替家庭的最亲近圈子里的成员之一。为照顾希特勒的情绪，她通宵陪他饮茶，恭听他那无休止的说教式谈话，希特勒常常在第二天凌晨结束他第一天的工作。
　　克里斯塔·施罗德在笔记中对她在希特勒身边的生活做出了如下结论，作为对一个女人生活的总结，这个结论听起来并不令人愉快，她写道：
　　“在15年的工作中，3年在最高冲锋队领导机关和经济政策局，中间还在希特勒青年组织全国指导处干过几个星期，后在元首和帝国总理私人副官团干了12年，这15年对我来讲实际上是与文明和正常生活隔绝的15年，是一种处在森严壁垒下的生活，战争期间大本营里的生活尤其如此。”
　　1941年8月30日她在东普鲁土地区拉斯滕堡“狼穴”大本营写给她的朋友约翰娜·努塞尔的信中说；
　　“这个地区岗哨林立，不得不连连出示证件，使人感到很不自由。我想，在这次进军之后我要想方设法与我们这个圈子之外的那些生活乐观的人们多往来，否则我将变得孤僻，失去与实际生活的联系。
　　前一阵子我清醒地意识到了这种监禁式的与世隔绝的生活。我沿着铁丝网漫步，不时路过岗哨，这时脑子里便产生了一些想法，实际上不论我们在柏林、在山上，还是在旅行途中，我们总是活动在同一个狭窄的范围内，进行同样的循环。这种状况孕育着很大的危险和可怕的心理冲突，人们向往外部世界，但当人们接触到外部世界之后，却又不知如何是好，因为人们已完全被这种与世隔绝的生活禁锢了，无法再习惯于这个圈子以外的生活……”
　　施罗德女士在她的笔记中还写道：“属于希特勒内圈的人常常被视为‘受欢迎的人’，享受优待，然而我的私人生活的斗争特性却是很差的，在战争结束时，第三帝国崩溃的情况下，以及后来在拘留所度过的3年里，是多么需要这种斗争特性啊！在没有任何依靠的情况下，1945年4月20日晚上我与年长的同事约翰娜·沃尔夫一起告别了阿道夫·希特勒，奉命离开了柏林。今后的命运如何，我是不清楚的，毫无把握，我万万没有料到过去的15年和摆在我面前的三年拘留生活给我的身体和精神造成了那么大的负担，以至于我始终都未能从中解脱出来。我的过去使我与别人拉开了很大距离，实际上早在还未成为过去的那个时候就已经是这样了，只是现在更进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