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节决定成败2-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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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的人看了这篇文章，肯定会觉得一个大数学家，生活这么不讲究，不可思议。但我是理解的，虽然我现在并不这样生活。
客观地讲，不注重细节反过来也会降低生活效率，大大放慢人们提高生活水平的步伐。中国消费者往往爱图便宜，因此购买的产品有些小问题，也只是一声叹息了之。例如，我们在大排档吃饭，汤里有一只蚊子、菜里有一根头发，也常常是自己挑出来，不再追究。
某日，在甘肃天水的一家酒店落脚，酒店经理问我如何提高顾客的满意度。我说：“你的酒店不应宣传准五星级的概念，这样拉高了顾客的期望值，事实上你的硬件接近五星，配套设施仅为四星，人员服务水平还不过三星。因此你只说你是三星级酒店就使顾客心理容易平衡，就容易产生高满意度了。”
消费者因为消费水平低，就自然而然地降低了对厂家和商家的标准和要求。实际上，这样对社会的进步是非常不利的，企业本来就是在消费者对细节的挑剔中成熟起来，是在市场的高标准、严要求下发展起来的。
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
——《道德经·第六十四章》
三、社会浮躁心态的影响（1）
当前人们不注重细节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的浮躁心态。
浮躁心态的一种表现，就是整个社会都急于求成。
就一个急于求成，也存在三种情形：其一是幻想一日暴富，一夜成名；其二是动辄宏观战略，贪大求洋；其三是只顾眼前利益，忽略未来。
一次，我半开玩笑地对一位记者朋友说，你们媒体也要对社会浮躁现象承担一定的责任。很多媒体在报道中，可能是出于“吸引眼球”的需要，讲得更多的是李宇春式的成名（虽然我不反对文化的多元化，但对此类成名之途表示谨慎的欣赏）。“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出自《论语·子路》，意思是：做事不要单纯追求速度，不要贪图小利。单纯追求速度，不讲效果，反而达不到目的；只顾眼前小利，不讲长远利益，那就什么大事也做不成。即使宣传李嘉诚的富甲华人，也不突出其成长的艰难和成功的曲折，尤其不可取的是爆炒所谓的技巧、秘诀、绝招等，渲染快速致富的理念，而很少弘扬那种脚踏实地、把小事做细的精神和思想观念。其实，中国古人早就强调“欲速则不达”，而我们现在很多时候还在做一些拔苗助长的事情。
大家可能注意到这样的一个现象，现在，国内假期逐渐加长，但很多人却不愿意驾车旅行，因为中国高速公路的收费太高了。为什么过路过桥费这么高？在西方国家，公路和桥梁的投资回收期限是30年到50年，而我国，很多路桥等基础设施的投资者都想在10年内把投资成本收回来，有的甚至恨不得7～8年就收回来，完全不顾这种投资的公益性质，也与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不相称。
一次，一个朋友驾车从北京开往郑州，来回的路桥费竟高达600多元，远远高于来回的火车票价（还不算油费）。2004年7月14日，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审理了有“北方第一大案”之称的山西璞真集团特大非法集资诈骗案。涉案主要人员聂玉声在山西创建了一个庞大的“璞真事业机构”，在三年时间内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达66亿元，集资诈骗4800多万元，受害群众达万余人。调查表明：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璞真事业机构”支付的高额回报率最高时曾达到175％。此后，逐渐降低为75％、50％和20％，平均支付利息均超出同期银行存款利率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与1993年震动全国的沈太福长城非法集资案相比，“璞真”允诺的年利率比沈太福的还高出七倍以上。渴望致富自不待言，但轻而易举地获利，获大利，获暴利，非傻即骗。如我写的《营销人的自我营销》一书所言，“天上很少掉馅饼，天上却常常掉陷阱”。人生避免上当的唯一策略就是不图较易可得之利。
即使是企业管理，当产生投资达到10亿元以上的规模时，保持3％左右的投资回报率就不错了，5％的回报率已是极为难得的。如果高于这个比率，我们就应该引起警觉。过高的回报率反倒是很危险的，因为这很容易导致大量资金短期迅速涌入这个企业，造成企业不正常膨胀。如果资金短期迅速集中到一个行业，很可能造成行业崩溃。美国有家保险公司，有一年因为风调雨顺，事故发生量大大减少，而使收益率高达75％。公司董事会认为这一数字远远高于预期的回报率，所以决定只留下5％的利润率，其余部分全部返还给客户。这是为什么？难道他们不想赚钱吗？完全不是。他们这样做的目的，除了回报客户，更重要的是为了防止其他投资者的涌入，因为高额的投资回报率会吸引社会投资大量地涌入这个市场，从而大大地损害这个行业。如果保持5％的投资回报率，那么，竞争者就不敢轻易进入该领域来参与竞争，从而保持自己的市场占有率。
我们知道，中国家电行业的竞争是比较激烈的。现在卖一台21英寸的家用彩色电视机，厂家只能赚10元钱。格兰仕微波炉有的品种每台甚至只赚一元钱。如此低的利润率，一般的企业是不敢轻易涉足的。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只有靠规模，靠精细化管理来创造效益。
三、社会浮躁心态的影响（2）
在浮躁的背景下，人们都只注重短期效益，不愿意做长远打算。
洋务运动的思想家冯桂芬谈论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和技术时曾提出：“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冯桂芬在1861年写成的《校邠庐抗议》一系列政论，明确指出中国人的素质并不比西方人差，而是人的主观努力不如人。只要国人励精图治，“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时过140多年，我们的技术发展状况却依然不容乐观。就拿现在市场正热的中国汽车业来说，2004年日本自动车协会向通产省及几大主要汽车制造商提交了一份“非正式”的关于中国汽车产业现状和发展的报告。该报告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汽车工业整体水平“还很脆弱”。报告指出：中国1540家零部件厂支撑着国内15家轿车企业的生产，其中产量超过10万辆的只有5家，它们分散在全国各地，各自为政，并不能发挥整体优势。整个国家工业体系仍处在“粗放型”增长线上。同时预言，外资企业的强势攻击也将危及中国“民族汽车产业”的生存，如果再不做好集中优势力量提高技术的竞争准备，就将被世界汽车工业发展的车轮甩在后面。
我们知道，国产化是中外合资经营的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没有国产化，就很难实现外汇平衡；没有国产化，中方就永远只能装配；没有国产化，就永远谈不上汽车工业基地；没有国产化，就不可能制造出低成本、高质量的汽车，产品也不可能具有竞争优势。
国内的汽车生产厂家，国产化率普遍不高。在中国汽车市场持续走热的背景下，中国汽车市场成为世界著名汽车制造商激烈角逐的一个焦点，一些国内汽车制造商在“以国内市场换国外技术”的口号下，纷纷与国外厂家合作。但是这一初衷正面临着被CKD（全散件组装）模式瓦解的危险。据了解，以精致著称的宝马汽车就是从德国运过来车身，在中国装四个固特异轮胎，然后进入市场的，国产化率不到1％，这与中国合资方事前宣布的40％的国产化率相去甚远。近两年下线的新车大部分都是以CKD（全散件组装）、SKD（半散件组装）方式生产的。这与整车进口差别不大，似是而非的“中国造”汽车，使我国的汽车工业面临着技术、市场两头空的危险。
在2004年召开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研讨会上，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王景川说：“我国多数行业和企业的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基本上依赖国外，缺乏能够支撑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技术升级的技术体系，特别是缺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这就向我国产业界提出了“产业技术空心化”的警告。社会浮躁还容易使社会上跟风现象严重。2004年春季，因从进口的大豆中检查出了农药，为保护食品安全，国家质检总局发布禁令，禁止进口巴西大豆，禁令涉及的商家达23家。6月23日，国家质检总局解除了对23家国际大豆贸易商的进口禁令，中国和巴西乃至南美其他国家入夏以来一直紧绷的大豆贸易神经终于暂时松弛，但是进入7月以后，国内榨油行业却面临着大面积亏损的窘境。原因是，2003年榨一吨豆子能实现700元到800元的利润。在巨额利润驱使下，榨油行业疯狂扩张，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使得榨油行业的产能每年高达近6000万吨，而国内的实际需求只有2500万～3000万吨。这种盲目投资导致榨油业的生产能力过剩，进而导致行业性亏损，进口大豆又陷入销售难的困境。盲目跟风的情况，在我们的每个非垄断行业里几乎都会发生。创新意识不强、创新机制不健全以及基础性累积不够，使我们的市场竞争一直停留在产品的层面上。凡是市面上出现畅销的新产品，很多企业便会跟风、仿造。正如一位做保险业务的人士所说的，“研发出一款新产品，不到两个月，别的公司就蜂拥而上”。就是拙著《细节决定成败》面世后，由于其不俗的销售业绩，市面上也出现了近百种跟风的图书。地方政府的浮躁也时而显现，各地开发区建设往往反应最为明显。
三、社会浮躁心态的影响（3）
由于一些地方违反城市总体规划，不顾本地实际情况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自1996年到2003年的7年间，我国耕地面积已减少1亿亩，全国共有各类开发区6000多个，2004年经过建设部的清理、撤消，在国务院造册的开发区还剩3000多个，国家级的54个，而实际上中国“开发”不了那么多的“区”，很多的开发区是“开而不发”。用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的话说，中国现有的开发区占用的土地相当于祖祖辈辈建成的全部城镇用地面积的总和，而这些土地中有40％在撂荒。我去银川的一个郊县，就看到一个开发区设计一个偌大的广场，足有100多亩地，又无力建设，适逢国务院在整改，就撒上麦子，蒙混过关。就算正儿八经的搞开发区，也得有调研、有策划、有计划、有步骤啊！而不是只要地价便宜、税收减免、劳动力价格低就可以招商引资的。
2007年，我们拟组织一支专业队伍，对政府招商引资做一些科学研究，试图从“招商引资的市场调研”、“世界百强企业的投资模式”、“招商引资工作人员的专业化训练”三个方面入手，试图以自己的知识优势给予各地方政府一些科学指导，力求少走弯路，少劳而无功，少上当受骗。
地方政府管理的浮躁，可参看温德诚著的《政府精细化管理》一书，新华出版社2007年1月第一版。一些地方政府的形式主义、急功近利已越来越严重。我在江苏和湖北的两个不同城市遇到一种同样的情形：有上级领导随意说出该市主要公路上的树木品种不理想，于是市里的决策者就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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