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日本侵华战争的最后一批人-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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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残，简直是一群披着人皮的野兽，我决心亲手杀死这群野兽，为祖国同胞报仇！因此，当陈嘉庚先生号召南侨机工回国服务时，我便积极报名回国打日寇。　　我们第四批南侨机工回国的路线，与前三批不同，不是经安南转乘火车入滇，而是搭船到仰光，再乘汽车沿滇缅公路抵达昆明的。我被编入西南运输处第十三大队三十七中队。中队的任务是在畹町、芒市至保山之间抢运军用物资。　　1942年5月，惠通桥失守，滇缅公路中断，盟军供应中国的武器及军用物资，就只靠飞越喜马拉雅山的中印航线。这些军用物资必须从仓库运往机场。因此，印度丁江机场，急需一批汽车司机，盟军便在昆明招募华侨机工前往印度，我们这些刚从滇缅公路撤退下来的机工们都踊跃报名。我与50名战友被批准第一批赴印，领队是李卫民，于1942年8月乘美军飞机抵达丁江机场。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在机场跑短途运输。我们这些南侨机工在滇缅公路开过车，技术很高，因而受到盟军的赞赏。当时在印度机场搞运输，时常遭到日军飞机的空袭。每当拉空袭警报时，那些外国人都弃车跑到防空洞里去了。有一次，空袭警报才拉响，日本飞机就已到上空了，这时，一辆满载军用物资的大卡车刚开进机场，情况非常危急，万一被炸，会造成对机场的威胁，后果不堪设想。这时，我们的这位南侨机工战友，并没有弃车逃命，而是掉转车头往外直冲，目的是将敌机引到别处，以便保住机场以及其他车上的物资。车子加大油门呼啸着向前飞奔，黄土尘烟滚滚，像一条黄龙翻腾，敌机发现目标立即尾随追击。当飞机追上黄龙背后射击时，这位机工却来个急刹车，车停了，但黄龙却滚滚向前，飞机追着黄龙疯狂扫射，以为汽车已被炸个稀巴烂了。其实，司机又掉转方向，把车开到路边的大树下，隐藏起来。飞贼绕个大弯回来不见汽车踪影，以为得手了，就洋洋得意飞走了。由于这位机工的英勇行动，机场上的物资和人员都安然无恙。许多外国人看到这种宁可牺牲个人而保住其他人的英雄行为，都连声称赞。　　我们在印度机场完成了运输任务之后，即搭乘美国“空中霸王”号，飞越喜马拉雅山驼峰，回到了昆明。　　好容易熬到卢汉起义，昆明解放了，但南侨机工失业的问题一时还未能根本解决。在困难的时候，我想起了陈嘉庚先生，想起了抗战期间成立的华侨互助会，心里亮了，就给陈嘉庚先生写了封信。　　我们没想到，陈嘉庚先生收到信后，立即拍来急电给昆明侨务处，侨务处王一知处长到处找我。王处长高兴地对我说：“一个月前陈嘉庚先生就拍电报来了，非常关心你们南侨机工，指示说云南任何单位需要司机，首先要录用南侨机工。”王处长接着说，“我看你们生活确实太困难，先给你们一些救济好吗？”我说：“我们要就业，不要救济；救济只能救一时之急，就业才能解决根本问题。”


最后的南侨机工92岁的南侨机工杨保华（2）

　　1952年，我们车队合并前往修昆洛公路（即昆明至西双版纳的打洛）。从峨山修到澜沧，修到勐海，苦战几年没有休假。只是在送民工、石匠回家过年，才顺便回一次家。昆洛公路修成以后，改属第六公路工程局。　　在进行肃反工作时，南侨机工受到牵连。过去，侨务处常叫我们开会学习政策，讨论搞好工作。可运动一来，有人诬蔑这是“开黑会”。于是，一顶“特务”的帽子突然从天而降，戴到我的脑袋上。我为啥突然成了“特务”呢？原来是这样：有个南侨机工叫郭六成（与我同为第四批回国机工），听肃反报告，没有弄清政策，他想坦白一下，可以立功，免得人家说我们“开黑会”，搞“特务活动”。就在会上说：“我郭六成是一号特务，杨保华是二号特务。”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没人肯相信我是清白的，就被送进“老虎队”，天天写交待材料，写了一叠又一叠，写了9个月，我的字也就练了出来。　　我家祸不单行，接下来又碰上国家三年困难时期，那可是艰难岁月。当时吃、穿全部定量，凭票证购买。我的脚也受伤了，面对困难，想出办法，全家分工，共渡难关。老岳父母总管家务，岳父的婶婶老太太帮助抚养年仅9个月的老七。老大、老二、老三上学去，老四带领老五、老六。车队长期补助我家30元。　　“文化大革命”开始，大揪“牛鬼蛇神”。南侨机工抗战时期在西南运输处的那段经历，被当成大问题，大揭大批。我扪心自问没有什么问题，可是有人检举我，要我坦白交待罪行。他们天天审，天天问，就是要我交代“罪行”，查了一个多月，仍无问题。最后，他们抛出了我的“罪行”。说我1948年在空军招待所开汽车，有一天所长叫我开吉普车到南屏街拉进步人士去黄土坡枪毙。他逼问我拉了几个人，叫什么名字。并说人证俱在，还不快坦白。我说根本没那回事，你们能拿出证据来，该劳改，我自扛行李；该枪毙，我站着不闭眼睛。第二天，集中了几百人开大会，会议主持人大声逼问我，要彻底坦白交待。我仍说我没有罪。他大声喊：“褚秦真出来！”当众问褚是否说过所长派车拉人去枪毙之事。“是不是杨保华送的？”褚说：“这事杨保华晓不得！”全场几百人都听到了，会议主持人气急败坏地把褚推了下去。　　1976年，粉碎“四人帮”，我光荣退休了，却又闲不住，车队留我继续工作，当教练指导。1984年，我从玉溪车站回到昆明，与儿女、孙子们共享天伦之乐，经常与南侨机工战友们聚会。1985年，正值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张智源热心联络南侨机工战友，我积极参与活动，共联络了昆明20多人，举行座谈会。后来，张智源积劳成疾，医治无效病故，我牢记他的嘱托，继续组织机工联谊活动。当时大家最关心的共同问题，就是落实南侨机工的政策。我想昆明老机工多，生活有困难，认为应好好组织起来，于是写报告给北京全国侨联。1986年9月，“南洋华侨抗日时期回国机工云南联谊会”（简称“南侨机工云南联谊会”）终于正式成立了。　　现在，杨保华老先生收入990元，医药费也给报销一部分。前前后后我采访了他5次，拍了10盘录像带，最后一次是2004年9月。时经7年，要不是汤小梅同志帮忙，要不是参照林少川先生的著作《陈嘉庚与南侨机工》一书，我很难将杨保华先生描画出来，在此，我感谢林少川先生，感谢汤小梅女士的帮助。　　现在，南侨机工的支持者们正在云南畹町地区拍摄题为《南侨机工风云录》的电视剧，共有20集，投资方是南侨机工当年回南洋的老机工们。


最后的南侨机工中国抗战史上最为悲壮的群体（图）

在“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揭幕仪式上，部分健在的南侨机工与全国侨联及云南省有关领导人合影　　　　

　　2005年新年伊始，南洋华侨联合会的汤小梅女士从云南打来电话，她语调低沉而庄重地对我说：“刚刚统计，自1939年从东南亚各国回国参加抗日战争的机工，目前在中国大陆还有9人活着，平均年龄91岁。你如果再不动笔写他们，将会愧对历史。”　　听了汤女士的叮咛，我的心中倒海翻江、百感交集。　　汤小梅女士是南洋归国抗战华侨汤耀荣的女儿，曾任南洋华侨归国参加抗战的机工联合会的理事。在她的带领下，我于1998年开始多次采访中国境内的幸存南洋华侨归国参加抗战的机工。在云南的广大地区，我先后采访了23人。那时，在云南的南侨机工还有96人。仅仅数年，转眼之间只剩9人！而且，这9人的平均年龄都在90岁以上！抗战胜利60年，当年20的人现在也80岁了。我确实一直没有动笔描写南侨机工群体，我感到压力大；多少老鬼子来信，多少老八路、老新四军和我联系，多少被侵华日军强暴过的妇女、多少劳工、多少参加过抗日的国民党老兵需要我去面会，我要采访和写作的人物太多了，压迫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可我的心，却一直在为南侨机工们当年的英雄壮举而震撼，为他们的命运而感动和哭泣。　　我称他们为中国抗战历史上最为悲壮的群体。　　昨天还向我们微笑的人在今天就会成为永久的历史。　　在我的心目中，我的镜头里，我清晰的记忆中永远存留这样的背影：　　采访完了，年老体衰的南侨机工们向我挥挥青筋毕露的老手，微微挪动那饱经沧桑老脸上五官的表情，似乎在微笑中告别。然后，转过身去，沿着鳞次栉比低矮房屋前的小道，悄悄地、默默无闻地又回到命运安排的无奈之中。　　他们不知道我一直在拍摄他们年老体衰的身影。　　我本来是不相信“命运”的，采访他们，我才感到“命运”的存在。　　我采访过的许多机工已经相继离开了我们，想起来，我就感到无限的悲伤。　　许多南侨机工在去世前，住房狭窄、家具陈旧、收入微薄、没有电话、没有汽车、受过批判、牵连子女等等等等。总之，没能扬眉吐气。尤其是在动乱的年代，更是如此。　　我心目中的南侨机工是中国抗战历史上最为悲壮的群体，一个理由就是他们付出的是爱国热情、付出的是满腔热血、付出的是鲜血和生命，可在长期的岁月中，他们得到的却是误解和不公平的待遇。虽然这两年，南侨机工最终得到了历史的承认和关照，遗憾的是其中很多人已经在精神和物质的困苦之中走完了人生的最后道路。　　如今，真实地记录南侨机工，已无障碍，并且不容忽视。回想过去，很长时间他们没有被真实地披露，这段历史没有人敢于触摸。　　再不为三千南侨机工的遭遇书写、记录，对我们这些研究历史、尊重历史的人来说就是悲哀。　　当然，正像无数共产党人同样遭遇了坎坷一样，时间一定会证明一切，一定会还公正给那些真正代表国家、代表民族利益的人。然而，更重要的是，这种公正还要建立在他们不会为我们和我们的后代淡忘的前提上。


台儿庄战役最后的指挥官国民党少将师长仵德厚（图）

左图：仵德候戎装像右图：仵德候的妻子（孙连仲将军介绍他认识的）　　　　

　　仵德厚老人，1910年生，今年93岁。仵德厚老人现住在陕西省泾阳县龙泉镇雒仵村，生活清贫。我去采访他，与他同吃同住两周。我们一起放羊，一起种菜，一起聊天。　　让我生气的是，我吃一张饼，他能吃两张饼！　　让我不解的是，喝盐碱成分高的咸水，我天天不正常，他天天正常。　　仵老汉是国民党军的老军人，所以，每天早晨坚持“出操”，慢走一小时。当然，我在的时候，他一人出操，好让我多睡一会儿。老汉由于白内障，所以一只眼睛失明，尽管如此，他每天都坚持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每天看书两小时。他看书时需要戴两个眼镜，并使用一个放大镜。多年来，仵德厚把他的生平一笔一画地写下来，不管是《卢沟桥战役》、《台儿庄战役》，还是《武汉保卫战》、《我的苦难人生经历》等等都记录得一清二楚。老汉有严重的前列腺疾病，但是，无钱医治。他吃一种很便宜的药，吃完就昏迷几小时。　　仵老汉虔诚地对我说：“从来没有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