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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我在联想的七年-第3章

小说: 我在联想的七年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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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蓝的则肯定是电脑公司(LCS)的。    
    靠在波音747宽体客机的舷窗上,我的眼睛湿润了。这是我在国内短暂停留后,再次飞赴英伦三岛,可是心境是那么不同。1994年3月末的一天,我告别妻儿,只身再赴英国,为的是向博士学位做最后的冲刺,毕竟离那一刻只差一步之遥了。但是此时的心情却很是不平静。离开家人独身闯荡,本身就有强烈的不安定感,再加上论文答辩能否通过还未可知,那种没着没落的感觉尤甚。    
    看着我熟悉的黄土地在逐渐远去,思绪渐渐回到5年前,那是1989年4月30日,通过不懈的努力,我总算办妥了去英国的一切手续,乘飞机出国了。那好像是我第一次坐飞机,一坐就是国际航班,兴奋的心情难以言表。那时飞英国中间还要在中东停靠一次,全程要十几个小时,但也没觉得累,降落在伦敦机场时仍然是精神抖擞。可这次是那么的不同,身体感觉很不适。这时中英航线早已改成直飞,才九个多小时就到了,可我在快降落时,觉得头晕目眩,实在撑不住,吐了。    
    这次回国是为了落实创业公司的事,打算回国创业有一年时间了。那时,我在英国读博士已近尾声,由于我一直是工业界资助读学位的,继续工作下去是可能的。可是我必须考虑我太太的情况,她当年为了支持我,在读完伦敦经济学院的硕士后,放弃了已得到的读博的机会。因为当时我们的儿子也在英国,两人同时读书是不太可能的。她是学文科的,在英国很难找工作,原来新华社记者的架子使得她又不屑于做小报记者。这样,回国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20世纪90年代中期,留学生回国并没有形成热潮,而绝大多数国内的人是想着怎么出去,已在海外的想的是怎么留下来。改革开放以来,每年国家花巨资向海外派送留学人员已达几十万人,其中大多数在北美地区,欧洲较少,当时英国大概有1万~2万人。英国的留学生90%以上是公派的,一个原因是欧洲(特别是英、法、德等)是国家教委长年培养留学生的基地,有非常固定的派送渠道和计划;二是英国在接受外国留学生时定有非常苛刻的条件,如果不是公派的,手续上将非常麻烦。这就形成当时在英国主要是公派生的现实。另一个现象是学成回国的人较少。留学人员主要有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读学位的,另一部分是进修的。前者一般要读4年~5年,而后者时间很短,短到半年,长到一年,这使得后者能留下来的可能性较小。即便这样,这些进修人员也是千方百计地寻找各种机会留下来继续读书,或者找工作。而作为长期读学位的留学生则更是少有考虑回国的。其实当时按照国家的规定,留学生学成之后是应该无条件回国服务的。到20世纪90年代初,甚至有针对性地制定了一些新政策,比如说如果公派学生学成后不回国,应将国家几年花在该学生身上的费用还给国家等等。但是这样一些规定可操作性很差,致使这些限制性条款形同虚设。大多数留学生读完学位,很自然的选择是先做几年博士后,然后找到机会就留校工作或者进入企业工作。按照英国的规定,连续工作4年,即可申请绿卡(长期居留权),再过一两年如果你愿意,可以申请加入国籍。这条路顺理成章地成为绝大多数中国留学生的首选道路。    
    既然要回国,做什么是要想好的,想来想去决定创办自己的企业。因为那时我是学地理信息系统(GIS)专业的,对于国内,这还是很新的技术。另外一个机遇是:原来GIS系统是需要非常合适的硬件系统支持的,至少是在小型机上运行的,而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些GIS软件已经可以在PC机上运行了。我认为这是一个商机,它使得大量潜在客户可以用得起GIS了。当时我的想法特单纯,用所学之长,为祖国建设出力,同时发展自己。这个想法得到了我的好朋友卢建的支持。卢建曾经是中央政府智囊团成员之一,1989年初被派到英国牛津大学进修,我们曾在牛津一起学习,学习之余一起打打零工。此时的卢建已经是中国国际期货公司的总裁了。顺便提一下,我在英国的一些朋友,回国后还有很好的交往。像现在已是科学院自动化所所长的谭铁牛、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张维迎、中和应泰公司董事长金立佐等。    
    除了中方的支持,我们在英国的一位华裔朋友也愿意做外方股东。这样,一个货真价实的中英合资企业就酝酿成立了。这次回国就是送太太先回去筹备公司,初步有了眉目我就回来完成论文。    
    当时在英国的留学生活还是比较丰富的。由于在英的中国留学生越来越多,各地自然而然地成立了学生会组织。像我前期在牛津时的学生会有近200人,后期在里丁时的学生会也有100多人。在各地中国学生会的基础上,还有全英学生会,那是由中国使馆教育处直接控制的,由重点大学的学生会负责人和骨干组成。学生会是国家与留学生沟通的很好媒介,为了表示是政府支持的,对于重点地区的学生会,政府都有资金上的支持,再加上每人象征性的会费,就能做很多事。我在里丁读学位时,曾做过一任学生会主席。我们经常组织聚会、郊游、看电影等。由于离伦敦较近,有时还请教育处的官员参加我们的活动。应该说学生会对凝聚中国同学、活跃大家的业余生活起到了很大作用。而对于初来乍到的国人来说,那就是及时雨了。通过学生会,他们可以很快融入中国人的圈子,学会在国外生活的基本常识,甚至找到各种学习、工作的机会等等。    
    留学生在国外是比较清苦的,对于公派生来说,国家给的那些生活费是比较少的。在英留学生原来是每月260英镑,20世纪90年代初调到310英镑。如果一个人全部用掉不存,可能勉强够。可是把老婆、孩子接来,再想着攒钱回国买大件,那肯定就不够了。所以基本上留学生没有不打工的,有些还打几份工。白天上学,晚上打工。休息很差,长期下来,体质普遍较差。在英几年,据使馆同志介绍,几乎每年都有留学生病死的。我所在的里丁大学就送走过一位死于肝癌的同学。据说哥拉斯格学生会在送走一位同学后,大家突然〃觉悟〃了,纷纷买车,开始〃善待〃自己。


第1章 初进联想第2节 海归

    在英国的中国人有几个圈子:第一个是留学生的圈子,包括读学位的,访问学者、博士后等。第二个圈子是已经找到稳定工作的一批人,他们一般是比较早学成的人,或者是由于种种关系直接到国外工作的人。第三个圈子一般是不为人所知的,这些人主要是由国内的下层人士,如工人、司机等组成,通过各种途径(包括非法移民)留在英国的。还有一些原来是正常出国的,后来不想回国,最后〃黑〃下来,已经没有有效签证,甚至没有有效护照的。这批人在英国也是在下层混,开车的、当工人的。第四个圈子是华侨,主要是二三十年前从港、澳、东南亚移居海外的。这些人一般是开餐馆的、超市的、小型企业的等等。他们中也不乏原来是中国内地人的,像后来成为我们创业公司股东的马丁先生就属于这类。每个圈子之间一般不来往,也没机会来往。我是因为学生会以及原本就爱交际的缘故,与各界都有关系和往来,但是深入的交往当然是在留学生的圈子中。另外有意思的事是与台湾和香港的学生的交往。时间久了发现与台湾学生更谈得来,他们的中国文化保留得很好,甚至比大陆人更传统。大陆倒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等运动,把中国传统文化破坏得差不多了。香港学生比较怪,可能是长年殖民地的缘故,一般不会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而更愿意做英国人。但殊不知真正的英国人从未把他们当成英国人来看待,所以与他们交往有些别扭,文化差异比较大,能说中文也不说。好在每个圈子都有不错的朋友,能跟他们开诚布公地交谈。他们也愿意把他们的真实想法跟我们交流,像台湾统一问题、香港回归问题等。    
    在英国最后一段独立生活很快适应了,真正的困难还是在学业上。这毕竟是英国大学的博士学位啊,想糊弄是糊弄不过去的。难点在两方面:一是论文水平,二是语言。英国教育是很讲究的。大学以前的教育相对比较宽松,大学以后开始体现精英式教育,特别是研究生、博士生教育是相当严格的。研究生重点在于要把指定领域的所有学术观点搞清,能清晰地阐明各派观点的异同就好了;而博士生的关键是一定要创新,即一定要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新的论点,并且是十分有根据的。我是学测绘出身的,在国外搞GIS已经跨度很大了,现在做的题目是〃大比例尺地图的自动概括〃。地图概括的工作一直是由有经验的人来完成的,在从大比例尺地图到小比例尺地图的转换过程中,不是简单地缩小比例尺就行了,而是要做删除、简化、合并等处理,有些还要夸张处理。这些工作由有经验的人来处理是不难的,眼睛一看就能判断出如何处理。可是这个工作由计算机来处理,就变得无限困难。实际上,我研究的领域在很大程度上跨进了人工智能领域。一个有趣的事是,当时谭铁牛在计算机系做机器人项目,在图像处理方面要用到很多摄影测量的知识;而我在地理系做地图自动概括,要用到很多人工智能理论。正好都交叉到对方领域中,所以我们有时在一起讨论学术问题。    
    在我们这个专业里,做同等课题研究的一般是同时具有地理(或地图)和计算机的理论基础,像我的导师盖瑞·罗宾森(Gary Robinson)就是地图和计算机的双料博士。而我的计算机知识基本上是自学的,在国内原单位搞科研时,搞过单板机的汇编语言和PC的BASIC语言。就凭这点基础,对计算机有些初步的认识。到了国外,我所在的里丁大学地理系是欧洲遥感研究中心之一,设备之先进令我咋舌。在国内只摆弄过PC的我,在这儿要使用DEC小型机、SUN工作站,编程要用C、Oracle、Prolog等各种高级语言和数据库语言。好在前面有点基础,这些东西从头学,总能学会。另外要读大量的本领域的论文,掌握以往的研究进展和目前的最新学术前沿,思考自己的突破点。经过近三年的努力,终于有了突破:我研究出一种特殊的算法,能解决大比例尺地图中规则图形的自动概括问题,这是以前没有人研究过的课题,论文发表后在本领域引起关注。    
    如果说学术水平的困难经过努力还能克服的话,语言的困难就是另一座山。我也不知为什么,语言能力不强,这我在大学时代就发现了。中学时我的英文基础还可以,一上大学经过考试就进入快班,可是几年下来,一些慢班的同学已经明显地超过了我。为准备出国,学外语也下了些功夫,经常听着英文磁带就睡着了。后来勉强通过英国使馆的考试,但是自己知道外语一直没怎么过关。在英国做论文,至少写得要像那么回事啊,这道坎可是费了大劲了。开始时写的论文,导师根本看不懂,打回来让我重写。我只好求太太(她是北外毕业的)帮我改,导师也帮我改,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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