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叫花子做的策划-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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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应该怎样选择呢？你会问。
应该注意两方面，一方面要选择自己喜爱的事情，人只有热爱才能极大地发挥他的潜能，为什么比尔•;；盖茨能成功？因为他为编一个软件能三天三夜不睡觉；为什么李昌镐无人能敌，因为他能12个小时下围棋都不知疲倦。一个人只有“醉心于此”，才能做出精彩的东西来。
另一方面，一个人的定位如同企业定位一样，一定要有独特性，一定要有差异化。别人是红苹果，我就做绿苹果；别人都是苹果，我就是梨。不管怎样，我都要与别人区别开来，做不了唯一，也要做第一。这个时代人们只对第一感兴趣，在人们的脑海中，也只能记住第一名。可是，社会中的各个行业，梁山好汉座位都已经排定，对于你们这些后来的，想进去已经没有空间，那如何坐第一把交椅呢？
你不要试图在一个大领域里跟人家争老大，而要找一块适合自己的山头另立为王。比如你成不了作家里的第一，那你可以争取成为女作家里的第一；如果女作家你也成不了第一，你可以争取成为美女作家里的第一，如果在美女作家里你也成不了第一，那就争取在美少女作家里取得第一。
定位的要领就是不求超越他人，只求与众不同。
上面所说的五点就是大学生走向社会应该注意的，其实需要学的还有很多，社会才是真正的大学，人生才是最好的导师，人只要活着，就要不断地从书本和实践中学习，毕业，学习才刚刚开始。
那一年我们都十七岁 序
高中同学老艾在德国给我发了个Email，让我有空的时候，用调侃的口吻写一篇有关他身世的文章。老艾，这些日子过得很滋润，既享受了家庭的幸福，又获得了云游四方的乐趣。一个人背着相机，前往欧洲，美其名曰为留学，可溜达了半年，还没找到学校。为了写好这样一个人，我努力回忆着他当年那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样子。题目我已想好，就叫《那一年他才十七岁》。可当我下笔写他的时候，却发现不得不牵扯出其他同学，发现那时我们大家都很意气风发，结果就写成一篇《那一年我们都十七岁》。当然，老艾第一个出场。
老艾，原名艾三军，可能是敬佩大禹经常不回家，要不就是碰到过一个叫“雨”的女孩，后更名为艾禹。因为年龄比我大，上学时又经常得到他的教诲，所以尊称他为老艾。
刚到四中读高中的时候，我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乡下孩子，对于城里的一切都觉得是那么新鲜。那时候，下了晚自习，我和老艾经常围着操场遛两圈。他边走边给我讲人类的各种知识，讲人生，讲哲学，讲费尔巴哈，讲《反杜林论》，讲得我的两只眼睛，在黑暗中能放光。心理不仅仅是佩服，简直就是崇拜。那时候不兴同性恋，否则的话，真不知会怎么样。记得有一次，他和我讲起了摄影，从摄影原理讲到摄影技巧，从美学构图讲到一个个摄影大师。最后他说他总不明白，为什么获奖作品注明是外国作品的总比中国作品多？过了些日子，有一天兴冲冲告诉我，他明白了。那是因为外国不是一个国家，是许多国家的总称，很多国家加起来当然比一个中国获的奖多了。这么难的问题，他都想清楚了，我越发佩服他了。
那时，老艾就时不时地创作一些作品。曾经有一次，把我和同学朱立志叫到一个小黑屋里，用几盏不知他从哪找来的，审犯人用的那种强光灯，照着我俩。让我俩做出各式各样的动作，时而独自手托下巴，故作凝神思考状；时而相互注视，两眼脉脉含情。最后，竟要求我俩脱掉上衣。我和立志互相看看，半带羞涩半带疑惑地问他：“有这个必要吗？”老艾换着胶卷，头都不抬，“别废话，脱吧！为了艺术，磨蹭什么？”
十多年过去，风风雨雨，物是人非，已让他改变了许多，可他那种对艺术的执著追求却一直未变。
上次聚会时，老艾端个相机，也不和大伙说话，除了偶尔吃口饭，便是咔嚓咔嚓地拍个没完。就连我用筷子夹块排骨送进嘴里这么一个简单动作，他就给了五个镜头。后来，于畅同学实在忍不住了：“老艾，你丫那个胶卷是不是五块钱两米买的？”
其实他这种执著的精神，上学时就有良好体现。一天中午，大伙都在宿舍里吃饭，老艾端着饭盒，走进来。问靠近门口的朱立志有咸菜吗？立志说没有。他接着问我，我也说没有。老艾并没有放弃，一个床接着一个床问过去，全宿舍24个人，他问了23个。他这么执著，仅仅为了一个咸菜。可令他遗憾的是没有一个人有咸菜。他只好走到自己的铺位；打开自己的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个罐子，还叹了口气，说：
“唉！只有吃自己的了！”
姚骁是个好同学，从不向他人要吃的。他家境比较好，家里人来看他，总给他带一些香肠。姚骁把香肠锁在自己的抽屉里。每到吃饭的时候，看看左右无人，迅速拿出一根放在饭盒里。看着他大口大口嚼着，香喷喷的样子，我只能恨自己出身不好。
姚骁那时当班长，我也很想当个班干部。一天，中午吃饭，我把自己最喜欢吃的二圆（四中特有的一道菜，当时是高档菜）夹到他碗里，说“乡下来的，吃不惯这东西。”姚骁也没推辞。看着他腮帮子吃得鼓鼓的，我小心翼翼地提出当班副的想法，他说这好办，但得经过选举。那二圆真没白吃，果真不久就举行了一次选举，可惜我自己不争气，总共才得了五票，其中还包括自己那一票。
高考结束之后，我和姚骁做了一项壮举，骑车去密云找朱立志。出发那天，相约在马甸桥，结果一个在桥上，一个在桥下，相互遥望了半小时，才找到对方。骑了大半天，才到密云立志家。敲敲门，开门的竟是刘世辉同学。他说，高考考砸了，到立志这来散散心。那时我总纳闷：为什么学习不好或考得不好的人总爱往立志家跑，是他人缘好吗？后来我想明白了，主要是见到朱立志之后，心灵上获得一种安慰。那时，每次考试，他都是班上后两名之一，像他学习这么差的，还活在世上，我有什么想不开的呢！刘世辉大概也是这么想的。他说高考完后，他总是做梦，梦见因考题泄漏，国家教委宣布此次高考不算，要重考。我们真是被高考摧残的一代。
在密云，过得很开心，我们去水库，去钓鱼，还去了袁媛同学家。当路过一片玉米地，姚骁想掰点玉米，袁媛说：“这片地是邻居家的，要掰，就掰我家的吧。”她说这话时，神情刚毅，把一只胖胖的小手，攥成拳头，放在胸前。我觉得她特像刘胡兰。
那次去密云，唯一遗憾的是就是没吃上袁媛家的鸡，据说相当好吃。于畅那个组曾在暑假里到袁媛家住了十来天，天天都吃鸡。吃饱了，就到村口晒太阳，等下一顿。
说到立志，也许是患难之交吧，关系一直不错。每到周日，家近的同学都回家了，只剩下我们这些远郊区的，有时就是我和立志相依为命。那时我俩学习都不太好，尤其是英语，都听不懂教英语的唐琳老师讲什么。有一次，唐琳老师让我复述一个英语句子，我复述完了之后，唐琳说：“让你用英文复述，没让你用中文解释。”我无地自容。我和立志互相鼓励，发誓头一年赶上班上的小翻译同学，第二年赶上大翻译同学。后来我们才发现，无论我们怎么努力，也无法和那些“简直不是人”的好同学比。正经的学习比不过，只好来些旁门左道。一次，我和立志发现医用胶布在撕开时会发出荧光，我们欣喜若狂，以为物理学上有了重大发现。为了防止许尚栋、陈曦同等物理学得不错的同学剽窃我们俩的研究成果，我和立志只能夜里继续搞试验，后又有重大发现，此胶布在水中也能发光。我们把研究成果写在一张纸上，郑重地寄给了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我俩盼望着哪天中科院突然来人，向刘秀莹校长要两个人，朱立志和我，然后把我俩送到少年科大。可一直到毕业，也没人理我们。我泄气了，转向传统学习。立志乐此不疲，又相继发现了物理学里的几条谬误，并获得当年的“奇花异草”奖。
在那些郁闷的日子里，给我和立志稍微带来点安慰的就是那不知忧愁是何物的马参谋。马参谋是三班的，原名马玉波，又名马玉波波。马参谋给我的印象就是一手拿双筷子，另一手拿了一个赵一曼式的碗，时常告诫我们：“苏联不敢打中国。”马参谋学习方法比较特别，考试前看小说，哪门考完了，开始复习哪门。据他说，这样有针对性。高考完了之后，为了继续复习，他上了一个师范，又拿起了高中课本。
马玉波波，你现在在那里？过得还好吗？您放心吧！这十几年，苏联一直没敢打中国。
我曾对某人说我住过一个24人住的大宿舍，那人不相信，说能住吗？我告诉他，不仅能住，而且太有意思了。到了夜里，你看吧，有磨牙的，打呼噜的，说梦话的，嘬牙花的，把条腿放在旁边人肚子上的，白天不敢放，晚上偷着放屁的，简直就是一幅众生酣睡图。最奇特的要数罗清江同学，睡着睡着，突然站起来，挥着右胳膊，高喊了两句口号，又躺下了。第二天，浑然不知。
宿舍里，真是不知发生过多少有趣的事情。一次，郭庆志同学洗完脚，懒得再跑到楼下去倒，便顺着二楼的窗户泼了出去，洗脚水顿作倾盆雨，正好楼底下一人路过，结果从头浇下。老志这个人绝对善，也绝对诚，可有时会在不经意间伤了别人。有次聚会，几个男同学先到，老志拿出他刚刚出生的孩子的照片，“瞧，咱们的儿子。”我们听着那叫亲切，那叫舒服。可过会儿女生来了，老志递给人照片，还是跟人家这么说：“瞧，咱们的儿子！”
十多年过去了，这些往事是不是真的，我也记不清楚了，也许是张冠李戴，也许是无中生有。反正班日志也找不到了，无从查考，但有一点我敢肯定，那一年我们都是十六七岁。
同学聚会一
那天聚会是在一个临湖的酒吧里，没什么人，只有一个落魄歌手在台上唱着。台下只有一个小女孩，痴情地注视着他。可那歌手只顾自我陶醉，都不给她一个正眼。我和老杜，老艾先到，闲着无事，便打了两盘台球。老杜水平实在不怎么样，可还嬴了我两盘。后来，冯旭东、吴冬梅、黄小东、姚骁等同学便陆陆续续来了。有些人相互之间是离开学校之后的头次见面，自然是分外亲热，一阵“胖了瘦了”“变了没变”之类的寒暄之后，我们便找了一个靠近湖边的一个长台子坐下。湖面上很静，飘着几丝细雨，影影绰绰倒影着远处的灯光。
老艾又把他那相机带来了，不过还好，这次没拍。女生问他为什么总随身带着相机。老艾说他以前看女孩，盯得时间稍长，人家就会怒目而视。自从带着这个相机，就大不同了，当女孩发现在注意她时，都冲他莞尔。我们这才明白老艾为什么这么热爱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