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堪回首 -李梧龄1016-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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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报上正经常以孙大雨吝啬来对他人身攻击。此语一出，举座喧哗， 纷纷嘲笑，辱骂他。孙则举着一卷纸往头顶上敲击，愤怒地说；
“我不记得了嘛！”
此情此景除了说岂有此理外还能说什么呢，这些至少曾是他的朋友的人 即使对他的吝啬有看法，也怎能在这种场合用这话去侮辱他呢。这不就是落井 下石吗？
孙大雨先生成为右派的情况和我所知其他人都不同。他解放前原是上海 大学教授联谊会主席，解放后权位大大地不如前了，未免牢骚。以老革命自居， 骂人成性。恐不免是为地位之争吧。
然而他的批斗会也确实令人寒心。回忆那位张教授也曾在上海市宣传工作 会议上以“千士之诺诺不若一士之谔谔”开头慷慨陈辞提了不少意见。很有士大 夫的气慨。然而一旦受到攻击，他和朋友之间非但做不到“泉涸，鱼相处于陆， 相嘘以湿，相濡以沫。”反而相互攻讦。我想起清人周容的文章《芋老人传》中 有一段生动的描述：“老人邻有西塾，闻其师为弟子说前代事，有将相，有卿尹， 有刺史守令，或绾黄纡紫，或揽褰裳帷，一旦事变中起，衅孽外乘，辄屈膝扣首， 款惟恐或后…”说的是一位塾师平日里和弟子们熟读圣贤书说的都是忠君爱国之 道，但一旦城陷，纷纷争先卖国唯恐落后。我对张、潘的批评也许是只看到了表面， 然而当时整个知识界的情形却真是可悲。你只要想想百万知识分子被无端的打为右 派，纷纷落马时却又相互攻讦的惨状；特别是那些头面人物，争相自我辱骂。无怪 事隔多年后有人批评说中国知识界之所以被毛打得落花流水，其自身之没有脊梁骨 也是原因。这不正应了一句古话“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吗？
散会时已是中午，我到食堂一看十分拥挤，便走进来喜饭店。这是一家很 小的饭店，只有不多几个火车座，除了一个外，也都已满座，但人们还是往已 坐了四、五个人的座位中挤。背朝里的那位没人敢惊动的大人物正是孙大雨先 生！我毫不迟疑地走过去，转身向外坐下，微笑着轻轻地说了声“你好”。他 不敢答理我，甚至微笑也不敢。但我相信他是得到安慰的。说时迟那时快，唰 地一下，全体目光向我投来。我心里想“你们又能拿我怎样？”这件事发生在 我被上报纸批判的前一天，所以连日期都记得清清楚楚。
舒服的日子没几天，就来了通知。蔡怀新安排说“请你到系图书馆去指导 编目。”蔡是53年毕业的，此时已是讲师，是一个党员干部，说起话来是很客 气温和的。我于是到图书馆去上班。系图书馆的规模很小，只有两间房间，书 籍主要都在外间，有一张桌子和一些椅子供阅览。里面是个小间，放即期期刊， 有沙发。我搬了桌椅进去放上打字机办公。系图书馆并不每天有新书来，工作 太轻松了，明摆着是硬添出来为了不让我闲着而设的工作。
我既然做了这份工作，就也兴致勃勃地去大图书馆借来了许多图书馆学的 书看。发现了图书馆目录的许多不足之处。至少就系图书馆而言，其图书分类 竟还用的是几十年前的王云五分类法。于是我按当代的物理学拟定了一张新的 分类表，请示系主任同意后，开始将书籍全部重新编目。
我这时在学校宿舍里无人说话，便搬回家里去住。每天上班路上要一小时， 约九点钟到校。不久他们传话说我应按时上班。我回话说；我是教师，本没有上 班制度，何况你们安排的是“指导编目”。我不但每本新书都亲自编好目，打好 卡片，还主动提出重编全部目录。这点工作根本用不着多少时间。如要我按上下 班制度上班，请先降我为职员。他们也就没有再坚持。
转眼秋去冬来，已到了11月份。我的父母亲为我选12月1日结婚。照农 历算法，这也正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我和金美梅相爱五年了，双方家长也 有往来，这是顺理成章的婚事。我父亲按着古礼还亲自去求亲，约定了婚期。 只是因为我的事见报以来，金的同事们都劝她和我分手，所以就没有事先与 她们说过。这一天，她去见工会主席魏芹请结婚假期。魏吃惊地说：
“什么？你怎能和他结婚？”
“为什么不能？”
“他是右派！”
“右派也是人，又不是鬼，为什么就不能结婚？”
“那好，后果你自己考虑！”
魏芹的口气不无威胁，但我们也没有当它一回事。事实上，我们早已办 好了结婚登记。有趣的是，当我们拿到结婚证书时，其上赫然签名证婚的卢湾 区区长关百胜却也是一位右派！
我妻工作的单位是岳阳路小学。教导主任吴家琦是和她同一天去报到任 职的。吴的男朋友是复旦历史系的学生。她俩关系本不错，每当她们学校开舞 会时，她总希望我去参加。当我提前毕业任助教后，她不无嫉妒之意。这也 许是她以后如此穷凶极恶的缘故吧。
小学的整风运动起步晚，一开场就反右了，这时刚“揪”了几个右派， 所以她们认为金美梅简直是胆大妄为极了。不久她也当然成了右派。其实她根 本没有鸣放过任何话，于是连平时说过美国货好也算是罪名了。这时放了寒假， 我说不要理睬她们，不必去开会。
于是有一天一大早来了两个人，在门外大声敲门叫“金美梅”，目的当 然是叫她去挨斗。她问我“怎么办？”我说“不要去！”她说“那就推说生病 吧。”说着就躺到床上去了。我快步下楼走到院子里开了铁门的一条缝问；
“什么人？”
“我们是岳阳路小学的。”
“有什么事？”
“我们找金美梅。”
“找她有什么事？”
“叫她去开会。”
“她不能去。”
‘为什么？我们要见她。？
“不行，她不见客。”
“什么？”
她们显然惊呆了，生长在我们这社会里的人对于一个人有权不见客是完 全陌生的。“凭什么一定得见你们。”说着我用铁门把她们推挤了出去。她们在 门外踢门大骂，我就回骂她们“匪徒！”，她们却也奈何我不得。据后来得知， 她们马上去了复旦大学告状。
岳阳路小学当时还是一个规模很小的学校，教职工只有17人。却打了7 名右派。校长是位老先生，后来死在狱中。工友林凤美还不满二十岁，也在 当时被打成右派。后来报上去时，根据其文化程度实在说不过去了，却也不 放过她，无端按上个坏份子名目。58年要赶她回乡下去，她舍不得这个饭碗， 苦苦哀求，不成。下乡不久，发了精神病，至今未愈。
我妻子后来降职降薪，拿35元工资，实际上在干校工的工作。据说是最 光荣的劳动却慷慨地让她干了多年。我出事后，她胃溃疡病发作，58…62年间 十余次住院。来农场探望我后又感染了肾盂肾炎，一病多年，有高血压、腹水、 肝硬化等症，文革时幸而病重才因祸得福，因为碰到了个好医生。当这帮人去 医院“揪斗”她时。彭龙舞医生（19）说“可以，但你们不要再送来了，出了人 命我不负责！”这样一来才吓退了这些恶狠狠的人。后来又碰到位好校长邵华 斌，在临被送下乡劳动时因病留了下来，才保住了这条命。
贱民的生活并非仅是扣工资和干体力劳动，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精神上的 凌辱。举一个例子来说，有一次我妻正在门房间劳动，忽然电话铃响了，一听， 是找一个叫陈溶溶教师的，于是我妻便高声喊她来听电话。她们原是很熟悉、要 好的同事，可是你猜发生了什么？那位“高贵”的陈老师居然脸一板，大声申 斥道“你是什么身份！胆敢直呼我的名字！”不但如此，接着还为此开会，批斗 一场。从这一小事就可见到人欺人到了何等的程度。然而这也并非可归结为小学 教师水平底、素质不够。在大学里也照样如此。我的同学张静甫被打为右派后分 配在工人师傅蔡祖泉手下的电光源实验室劳动，有一次老蔡令他去物理系的200 号楼送东西，张奉令而去。不料才走到200号门口，就见到楼梯上下来一人，此 人非他，原来比张低一级的杨福家是也。杨这时候反右起家不可一世，竟对张申 斥道：
“这是什么地方，也是你可以随便来的吗？”
啊呀呀，这是什么地方？还不就是我们一进复旦就上课、做实验的一座普普 通通的楼吗？近来荣任复旦大学校长的人物，当时的嘴脸就是如此。与其说这是 个水平问题，还不如说是人的恶劣品质被当政者鼓舞起来了为确当。
再说我妻在学校里做苦力活，一个姓周的门房便成了她的顶头上司，我妻每 天得买些小点心孝敬她。只要那一天忘了，此人就马上变脸，处处找麻烦。可见 受这种小人得志的人管有多难受。
与之相比，我在监狱21年，虽然受尽折磨，但毕竟基本上是生活在所谓“脚碰 脚”即胼手胝脚的难友之间。其中固然不乏相互残害，但伥物只能是伥物而并不能 自封为老虎。这是和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由公民”不同的。在“与人 斗，其乐无穷”的唆使下，把人性中的所有恶劣品质都煽动了起来，造成了多少人 间仇恨，对民族的心理素质有多大的损害是不言而喻的。
1958年2月的一天，我正坐在打字机前工作，系图书馆唯一的一位管理员项老 先生悄悄然走到我身边对我说：“请你帮个忙”我就跟着他走到外间去。他指着一 个书架说“我够不到，可否请帮忙替我把上面的书搬下来”。我就踩在凳上帮他搬 书。可是还没有搬完一排书，他又说“不要搬了”。我被弄得莫名其妙，很不乐意 地问道：
“什么意思，难道我搬得不对？？
“不，不换换是这意思。”
“那又为什么？”
“我不能告诉你。”在我一再追问下他又说：
“除非你到我家去吃饭，我才能讲。我家住在嘉陵村（20）某号。？
“饭我就不去吃了，我吃完后一定到府上造访。”
就这样我饭后一肚子狐疑地到他家去。他小心翼翼地关上了门，才低声对 我说：
“蔡先生来了，我才叫你搬书；他走了就不必搬了。”
原来蔡怀新吩咐他叫我劳动，他未应命。见蔡走过，叫我装装样子。我听了 气愤地说“他们竟然这样！”于是他忽然说“一碗饭吃的人多了，吃的就少了。 ”我先不明白，他又解释说他们嫉妒我，才要排挤我。当然这是他个人对运动中 我的遭遇的看法。然后他拉着我的袖子讲了他的身世。
他在复旦读书时曾和一位有钱的小姐相爱，而对方家长反对。俩人便相约 到兆丰公园21殉情自杀。吞服了安眠药。他哭别女友回家时已很晚，母亲逼他吃 了一个大西瓜。也许是这西瓜起作用救了他一命，他仅昏睡了几天。醒来时和尚 道士一房间在喊魂呢。而女友则香消玉殒。他从此心灰意懒，书也读不进了，便 恳求校长李登辉帮助，退学在图书馆工作。一晃几十年，项先生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