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第6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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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坐在马车上，一页一页翻下去，一边点头称是，便是看到时政版，他也暗自点了点头——这一期没有说他的坏话，只是详细讲叙《青苗改良条例》的各种细则，在各地的执行情况，评论中也说了他几句好话。经义版的争执，他也已经见怪不怪了。一直翻到最后一页，王安石的脸色沉了下去。
这一版的内容不管是怎么来的，但是这等于是公然点评官府的案卷，完完全全是以民议官，官员的好坏，自有上司和监察御史监督，岂容这什么“报纸”来说三道四？这样下去，桑充国岂不是成了在野的御史中丞？
想到这里，王安石抬起头来，喝道：“停。掉转马车，我要面圣。”
对于《汴京新闻》的反应，王安石可以说是后知后觉了。他不知道此时皇帝正和石越讨论着《汴京新闻》。
赵顼饶有兴趣的看着手里的报纸，对石越笑道：“这个桑充国倒有点意思，这不就是卿写的《三代之治》里的东西吗？”
石越站立在一旁，笑道：“正是。陛下，不过这第八版以民议官，只怕会惹来朝中大臣的不满。”
赵顼也心知肚明，多一个地方监督他们，朝中大臣肯定会不满。他想了想，一方面觉得这样做可以有人监督那些官员，未必不是好事，但另一方面，朝廷的威信似乎颇受影响，而且万一这些报纸诽谤的话，影响更坏。这真是有一利必有一弊呀。
想了半天不得要领，赵顼看了石越一眼，笑道：“卿家有什么好建议，与朕说来。”
石越笑道：“陛下圣明。桑充国与臣其实有兄弟之情，但是他这次创办这个《汴京新闻》，臣并不以为然……”
赵顼打断道：“为何？朕以为这报纸很好。朕在宫中，出去不易，难知民间疾苦。这报纸能将民间之事一一写来，还有这些叫什么‘广告’的，有酒店的酒的价格，某店粮食的价格等等，朕读了这些，就知道民间是什么情况了。这一两版，向百姓介绍朝廷政令，亦略有嫌疑，然而也是教化百姓之意……”
石越见赵顼滔滔不绝说来，倒似比自己更维护这报纸了，心里不禁有点好笑。不过这报纸现在制约的是朝中的大臣，皇帝又很年轻，对新鲜的东西有好感，倒也不是很奇怪的事情。
好不容易等皇帝说完，石越这才回道：“陛下真是圣明。报纸这个物什，说白了一方面是为百姓说话的，另一方面则是为朝廷说话的。它的主要作用，是使下情上达，上情下达，而使奸吏不能从中欺上瞒下。所谓‘不能一手掩尽天下人耳目’，报纸便是民间之耳目。但是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
赵顼点了点头，说道：“卿说得有理。且说说这弊又在何处？”
石越继续说道：“回陛下，这报纸的弊端，其一，是免不了议论朝政，有时就免不了要损害朝廷的威信；其二，这报纸说的话，未必就一定可信，难免没有激愤之辞，不实之语；其三，报纸未必不会被奸人所利用。而报纸流传极广极快，有这些弊端，就是隐患。”
赵顼这时又觉得石越所说有理，不由问道：“可有良法绝其弊，留其利？”
石越笑了笑，这皇帝想得倒是美，不过他自然要顺着话头说话的：“臣有几个方法，不知道是不是可行，请陛下圣裁。”
赵顼急道：“快快说来。”
石越笑道：“陛下，臣以为，要除其弊，则不可断然取缔报纸，否则难免为后世所讥。报纸虽近古以来没有听说过，但说到底，也是民意，也是清议，防民之口，终非明君智者所为。所陛下欲除其弊而留其利，实是英明。而要除其弊，其要点莫过于预防。”
“而预防之策，其一，是立法，臣以为可以制订《出版管制条例》，什么事情不可以说，什么事情不可乱说，都要规定得一清二楚，违者则有各种惩罚。而其要点，则是既不过于烦苛，又不可以过于简略，养成民间士风气节，凡读书人皆能以天下为己任，是最要紧的。其二，则是报纸不能只有一家，只有一家，容易被人控制，受人利用，有人挟清议来要挟朝廷，也不可不防。所以不如朝廷以开明之姿态，鼓励天下士民兴办报馆。一方面可以借报纸教化天下百姓，一方面使报纸互相制衡。”
石越这个计策表面是很保守的，又要管制报纸，又要制衡报纸，其实不过是以退为进之计。若依了这个计划，则天下报纸丛生，风气养成，结果谁能预料？
赵顼听了这话，笑道：“石卿家眼光真是长远，这样的确是良策。”
正在夸奖间，有内侍来报：“陛下，王丞相求见。”
第九节 汴京新闻（上）
如果我们有立场的话，我们的立场就是中立！
——《汴京新闻》评论员
王安石给皇帝见过礼后，抬头就看到放在御案上的报纸，又看了石越一眼，便知道皇帝和石越肯定在谈论《汴京新闻》的事情。
石越给王安石行过礼，站到一边。就听赵顼笑道：“丞相此来，有什么事吗？”
王安石答道：“陛下，臣是为了这《汴京新闻》而来。”
赵顼笑了笑，说道：“这倒巧了，朕刚刚就和石卿在说这事。石卿，你把刚才的事向丞相说一遍吧。”
石越应了一声，便又把之前讨论的事情，和王安石细细说了一遍。
王安石一边听，一边思考。等石越说完，他立即就清楚皇帝和石越的想法了，当下皱了皱眉，说道：“陛下，臣以为定下条例管制，倒也不失为一个办法。只是任由他们这么非议朝政，只怕终有一天，朝廷大事，要受流俗影响。圣人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些人公然点评朝政得失，虽目下看来无大不妥，但长久看来，终会有隐患。若要议订条例，应当在条例中对严厉禁止此等事。”
石越心里却始终有一个维护言论自由之心，见王安石这些说，心里不由有些急，也说道：“陛下，臣以为丞相所虑，虽不无道理。但治国之道，当刚柔相济，徒以刚强，必将自折。况且士民与天子，若连为一体，则国家昌盛，若互相猜忌，则亡国可待。故民者水也，当因势利导，物有利弊，当取其利而防其弊，不必因噎废食。自古奸滑之吏，欺上瞒下，御史之设，不能尽数绳之以法，有报纸从中监督，只需事先有法令约束，使其言必有据，不敢造谣诽谤，则未必不可得其利。若一意禁止，则是使上下相隔，非上策也。况孔子虽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然孔子教弟子三千，未必不言政事，孟子在稷下，亦未必不言政事，此皆圣人权变之道，后之学者，也不必徒守经文。”
王安石见他说到“徒以刚强，必将自折”，心里不由一格，倒似觉得石越在讽刺自己一般，但细揣石越语气，却挺诚恳。他想起宣德门前之事，暗暗叹了口气。自己若一意执着，倒似自己有什么要欺上瞒下之事，怕让皇帝知道一般。当下不再争执，说道：“石越所说也不无道理。臣以为可着中书省、礼部、刑部、翰林学士共议，制《皇宋出版条例》，再下廷议，颁发执行。”说完这话，他自己也有点觉得自己变了许多。
石越见王安石退步，也说道：“臣以为丞相所言有理。”在石越来说，只要《皇宋出版条例》颁布，不管其中管制了什么，最起码的，是官方认可了报纸的存在，这一点的意义就是非凡。至于其中有所限制，不仅可以辩论，以后也是可以修改的。
而仅以这一点来说，那么桑充国的《汴京新闻》也是知道，所以在传出来朝廷有意制订《皇宋出版条例》之后，《汴京新闻》的社论立即表示欢迎。
虽然新党中也有人在担心《汴京新闻》会在以后借民意攻击新法，为新法的执行增添许多麻烦，但是大家也知道王安石自白水潭之狱后，政治威信大受打击，这时候在无关紧要的《汴京新闻》上再次激化与石越、桑充国的矛盾，是相当不智的。
何况石越等人动辄以“言者无罪”、“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为借口，而皇帝本人对此也颇有兴趣，再去争执，实在不见得能讨得好去。这个道理，便是王安石心里也明白的。加上还有许多读过书，却没有机会做官，或者官职卑微，或者颇受打压，不能对朝政发表意见，心里却老想着“以天下为已任”的士大夫，这时候突然发现报纸这个东西，可以让他们说出心中想说的话来——这一批潜在的支持者的力量，实在也是不可小视的。
在这种情况下，新党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了《保马法》、《市易法》的制订之中。王安石此时并不知道，王韶已经在西北取得军事上的大胜利。否则的话，他只要把《皇宋出版条例》稍稍牵制一下，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了。但是，此时报捷的使者，依然还在路上。
五月一日，虽然冯京与石越极力反对，《保马法》与《市易法》依然写出草案，上呈皇帝御览，皇帝当天即御批二府三司诸寺监、翰林学士共同讨论。
五月二日，崇政殿，石越上《保马、市易二法情弊札子》，预言保马、市易二法推行后可能出现的弊端，而文彦博、吴充分别上《官不与民争利札子》、《保马法事繁弊多札子》，明确表示反对。
赵顼对于石越反对二法，显得相当的不满，听石越读过札子，沉着脸说道：“石卿，诸事未行，卿岂能未卜先知？莫须有之事，怎么可以用来反对朝廷大事。”
石越早就料到皇帝会不高兴，也并不怎么着急，出列答道：“陛下，臣并不是反对保马法。”
他这话一出，真是满朝哗然，刚才读的札子反对之意非常明显，转口就说自己不是反对保马法，未免过份。冯京等人侧目而视，连王安石都惊诧莫名。马上有御史蠢蠢欲动，想要弹劾石越举止失度，言辞矛盾，失大臣体了。
赵顼也奇道：“你这不是反对，又是什么？”
石越恭身答道：“谋国如对弈，其理相同，未虑胜先虑败。若保马法之利，臣虽愚亦知，然其可能出现的弊端，亦不可不察。臣不是反对保马法，而是希望能谨慎从事。臣列举可能出现的弊病，是希望执政能够三思，想一想施行二法后，可能出现的这些弊端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和取得利益相比，孰轻孰重。万一弊病尽现，而利不能收，又当如何。臣虽然不能未卜先知，但知道用兵与谋国，都要先庙算廷议，趋利避害，庙算之时，害与利等，亦不当实行。现在廷议二法，丞相言其利，微臣言其弊，陛下与诸大臣可以权衡利弊。臣拾遗补缺而已，非敢决断机务也。至于市易法，臣以为有百害而无一利，实不足道。”
他这话说来说去，其实还是反对，不过是说得委婉一点，表明自己并无成见，不过是就事论事而已。
石越虽然表明一个中立的态度，但是文彦博、吴充却没有这么多顾忌，各自出列，断然说道：“臣反对保马、市法二法之意甚明。”二人对石越的委婉颇有不满。
接下来便是王安石新党与文彦博等人唇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