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第6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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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所谓的“孔子为王”，同样只是三位一体的一位。后世的《公羊》学者们，往往也借助这种说法，来制衡皇帝的权力。我这种说法未必能得到现代《公羊》学者们的认可，但是我这里要表述的，是希望较好帮助不知者来理解西汉的学者们是如何看待《春秋公羊》的。至于现代学者们如何解释《春秋公羊》，是另一回事。我所做的是，是表达西汉时代以及之后一些时代的人们对《春秋公羊》的认知。
至于说“孔子改制”，则是属于所谓的“公羊口说”，一般认为是后代公羊学者的发挥。究竟是孔子的本意还是后代公羊学者的发挥，在当时也许是个大问题，影响到一系列观点的权威性和合法性，但是在今天，却变得毫不重要了。我们只需知道，在当时，这种说法同样流行，虽然遭遇一部分学者的质疑，但是至少在公羊做为官方主要政治学说的年代，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孔子改制”，公羊学者们往往称之为“春秋制”、“太平制”，《公羊》学者们通过公羊口说认为，孔子在《春秋》中通过讥、贬、诛、绝等条例，实际上改变了周制，孔子要实行的，是一种全新的制度，亦即“春秋制”。这种“改制”，包括公羊学者们认为，孔子改正朔，要行夏代的历法而不用周代的历法；规定了嫡子继承制；大一统制；亲迎制；三田制；三年丧制；三等爵制；七等官制；选举制；井田制；郊制等等。观察其中这些改制，有些是因袭周制，有些确有改变。至于是否改变，我们这里不必追究，由学者们去考据好了。我们只要知道，到了西汉中后期，这些制度成为了理想政治制度。因此我们只要了解这些制度的内容和其中暗藏的含义就够了。
嫡子继承制，是提出来保持国内政治稳定的一种方法。这一点，可能是孔子从春秋的政治现实中看到了反面的教训，而强调的一种礼法秩序。至于其利弊得失，严肃的作家有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有论及（我记得韦伯的《道教与儒教》似乎也有论及，不知是否记错）；通俗的作家田中芳树《银河英雄传说》也有论及，这些人都有肯定这种继承制度的正面意义，我就不多说。
大一统制容后再述。
亲迎制，指天子以至庶人，在成婚时，男方必须亲自迎接女方，以完成婚礼。这种礼制上的道德规范，是为了确立夫妻之间的纯正关系。我们不必自欺欺人以为这是孔子尊重女权，这不过是为了确立嫡子的一种附属制度。至于强调天子亲迎，一方面固然同样是强调将来的嫡子地位，一方面，则似乎也有暗示天子一爵的意思，即认为天子不过同样是人间的一个爵位。同样要受《春秋》新王法的制约。这种制度一直持续到今天。
三田制，是限制天子打猎的时间。在之前，天子四季都可以出猎，公羊学者们认为《春秋》认为夏季打猎，有违天时，所以限制只有一年只能三季田猎。这里面在生态方面有积极的一面，主要是在政治上传递一种“仁”的信息。这里要指出，在古代，天子田猎，是一件大事，有保护庄稼、祭祀、练兵等多重含义，并非只是打打猎那么简单。这是一件重要的政治活动。
三年丧制传递的是“孝”的意思。但是就算在当时看来，也是负面意义多于正面意义。
三等爵制容后再说。七等官制无须多述，只有象征性的作用。
选举制则是反对世袭，主张选贤举能。所以汉代公羊学者董仲舒上天人三策，就提出要把察举制度固定下来的观点。并被采纳。所以《公羊》有所谓讥世卿，即认为卿世袭是非礼的，春秋之际，世卿是祸乱的一大表现。这种反面的教训，加固了选贤举能的思想。《公羊》学者在这里，不仅仅和古文经学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虽然经历了东汉以至两晋南北朝的反动，但终于还是对中国历史也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应当说，这是有正面意义的。
井田制亦不多述。不过是关注民生的一种技术性措施。汉代的公羊学者并没有追求形式上的井田制，因为汉代的赋税轻于井田制。这里传递的政治信息是关注民生。
郊制，古代祭祀是和战争并列的大事情。孔子改变郊制，不过是希望天子定时祭天罢了。这是一种礼制，只有象征形的意义。公羊学者对这种定时郊祭的鼓吹，也成为了中国几千年的制度。
以上就是孔子改制的一些内容，也是公羊学者们从《公羊传》中发现的政治理念，这些理念有些在今天看来幼稚可笑，但是在西汉，却深深的影响着政治生活。我们从中间发生，这些公羊理念，绝大部分，是用来稳定社会秩序，制约统治者的。我们如果一定要说这是统治者的思想工具也无不可，但是无法否认的是，这个统治者的思想工具，主要还是为了约束统治者。我们无法否认《公羊》是一本政治精英教材，即便说它是工具，至少也是被动的工具，并且，对当时代的百姓来说，起了相当正面的作用。民主政治思想也被人污蔑是“统治工具”，欺骗手段，这时候，民主政治的信仰者无不气愤，但是等他们反过头来，照样会一盘污水倒在公羊学者们头上。这种讽刺性的画面，我们今天己经见怪不怪了。是为中国民主派之怪现状之一。
接下来说“天子一爵”，这是公羊学者给天子的定位，也是公羊排定的政治等级的一部分。这种思想主要来流传于公羊口说。或者说是公羊学者们的出色发挥，或者是孔子思想的流传，我个人怀疑很可能是后世公羊学者受了孟子思想的影响，而有贬天子为人间一爵的说法。这种政治理论，在今天还嫌保守，但是在当时，应当是相当激进的说法了。因为在此之前，天子是人间之神的神圣存在，是天之子，并非一爵，所谓“尔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但是公羊学者开始鼓吹天子亦是人间一爵，借《春秋》压天子，很有点把《春秋公羊传》宪法化的意思，同时又有所谓“屈君以伸天”，总之是公羊学者在寻求一个制约天子的工具。我们可以相信，公羊学者己经敏感的注意到了权力需要制约的问题。虽然他们提出的解决办法在今天看来如此的可笑，但是他们却仍然在认真的寻求这种制约力。并且公正的说，这个解决办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里不能不提古文经学的破坏作用，古文经学绝不承认有这种说法，实是深得天子之心，虽然这里对于古文学者们来说也有他们的原因，因为天子一爵论与天子受命而王的古老思想，有着深深的矛盾，公羊学者比较现实，可以忽略这理论上的破绽，但是古文经学者们却改不了他们的书呆子气，他们忽略不了又没有智慧新创，只好在中间做一抉择。而同时，西汉末期天文学有了重大的进步，对董氏的以天压君以毁灭性的打击。可以说，这个解决办法，还没有撑到西汉结束，就己经破烂不堪了，但是公羊学此后湮灭无闻，其后的学者们制约皇权，一方面是试图借助道德的力量，一方面依赖制度的惯性，一方面则祖宗皇帝的权威，同时，他们仍然还在用公羊学者们编织的己经破烂不堪的学说，他们己然缺少公羊学家们那种始创的勇气与智慧了。
“天人感应说”众所周知是董仲舒的重要思想，也是属于公羊思想的一部分，实际上本身就是董仲舒对《春秋公羊传》的解释。其内容无非是借用一些灾异，赋予政治意义，来吓唬皇帝。就是所谓的“屈君伸天”。一方面承认等级制度存在在现阶段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一方面又试图给最高等级的皇帝寻找制约力量，这是公羊学者们政治学说的最大特点。为什么我要加上“现阶段”的定词呢？后面会有讲到。这并非给公羊学者面子上抹金。
“夷夏之辩”影响之深远，到了今天，仍然没有消除。这是《公羊》的重要思想之一，也是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最初萌芽之一。夷夏之辩在《公羊》中处处可见，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公羊并非是以血统种族区分夷夏。夷夏是野蛮与文明为界的。这是一种对自己文明的自信与保护，可以说是一种高傲的自卫心态。和基督教对异教徒的态度略有不同的是，基督教有的是一种进攻的姿态，他们少了一点文明核心应有的矜持，这也许与基督教初起时并非是文明核心有关。我感觉上和希腊文明对野蛮民族的态度更像一点。《春秋》对于夷夏之变，一方面是基于自信的矜持，一方面则是以文明与否做为评价标准。所以《公羊》认为，《春秋》绝不认为夷狄有资格和中国相提并论，一方面却在如泌之战这样的具体事件中，肯定为夷狄的楚，否定为诸夏的晋。这样的事例甚多，充分表明了公羊学在这方面的态度。这种文化本位论，其中开通与进步之处，只有比较不同的文明，才能体会得到。这种强者抛弃种族主义，只以文明与否为取舍的思想，就算是今天的强者也不能做到。可以说，夷夏之辩并没有成为诸夏民族的民族主义，但是却成为了诸夏文明的保护者，中国文明能传承至今，略经患难而不灭亡，夷夏之辩是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的。这种思想对今天的民族主义，会不会有一定的启示，是值得深思的。
“经权说”同样的是《公羊》最重要的思想之一。这是《公羊》区别于其他儒学的一面旗帜。经权说的意思是指，在遵守最基本的公羊原则或者说春秋大义的基础上，可以采取从权的实际行动。也就是说，《公羊》并不认为需要事事符合经典理论，只要大的原则不违背就成了。这种思想被人讥讽甚多，甚至认为他们不是儒家，而是披着儒家外衣的法家。但是却忽略了一点，就是公羊学者们承认有基本原则的存在。经权说的表现之一，就是“实与文不与”的春秋笔法。也就是说，《春秋》对某些事情，认为它从大义上讲是错误的，从理想乌托邦来讲是错误的，并不认可这样做，但是在某些现实的条件下，这样做起了正面的作用，所以《春秋》在实际上，仍然承认这样做的正面意义，对其表示肯定。这是经权说的一个表现。这也是为什么西汉一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