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夜半生 作者:吴正-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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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猛地抬起了眼来，她感觉自己有点儿失态，复又将它们平望了下去。她那仍不失有几分妩媚的脸庞带着刀刻般的深秋的霜冷。她说，“如今的教授专家研究员的头衔泛滥成灾，如今的教授已像荠菜一样贬值，一割一大把！——”
但我稳稳地望着她，显得有点胸有成竹，也显出一种绝不让她把话题引向歧路上去的神情。我说，再没人比你更了解他了。你是在一切人之先知道他将成功为一位作家，一位优秀作家的——你是几时停止读他的作品的？很久了？很久很久了？
她并不作声。
他很脆弱，也很孤独，而且，他永远会是脆弱和孤独的。我眼也不望她一望地继续顺着我的思路说下去，就生怕一望她便什么也说不成了。当全世界都向他关起门来时，他认为，他至少还有你。他的生命的一大部分至今还沉浸在过往日子温馨的梦乡里，故他创作不断。他的作品是他童年与青春梦痕的记录，是你我梦痕的记录，是我们这代人梦痕的记录，是我们当年身处的那个时代的各种梦痕的记录。从宏观和长远而言他作品的价值就在于此。他不在乎别人读不读他的作品，但他在乎我们这一代人，尤其在乎你，读不读他的作品。而你可以公正而轻易地评读任何他人的作品，好或者差；就偏偏无法忍受读他的。差了，不行；好了，更受不了。你热切盼望他成功的路途的尽头竟然成了如此一个局面？我将目光收回来集中在了她的脸上，我告诉你，他懂得这一切，他全懂。
你是他的谁？你是否代他来质问我？她说。
应该说，我算是你的谁？我说。
……他知道我俩目前的关系吗？……她说。
知道。应该讲，猜都猜得到——凭他一个作家的直觉和敏感，我说。
我是指，他是不是已经全部而真实地知道了这一切？她说。
为什么就一定没有这种可能呢？我说。
哪，他又会怎么想？她说。
不怎么想，我说，他是个智者，他明白：要来的挡都挡不住；要去的，拖也拖不牢。你我都能从他的作品中读出来的是一种评论家学者和教授们永远也读不出来的感觉：这是一种隐隐的心痛，隐隐的悲哀，隐隐的爱，隐隐的恨，隐隐的决心，隐隐的一些不知名的什么。这种对我说来最珍贵的感觉反而成了你的负累。太了解他，太深刻了解他的动能可能是逆向的，我俩对他的感觉感受与感情可能源自于同一出处，你从正面走向了反面，而我则从最反面回归来了正面——你有想过我们三个人之间的这种怪趣现象吗？
终于，湛玉不再说什么了。或者她想说：你说的关于他的不就像他曾说的关于你的？这在好多年之前了，你的第一本诗集在我们的出版社出版后，我便立即带回家来给他看。那个晚上，他很激动，他说了很多很多。
但她终没将这些话说出口来，她咬紧了自己的下唇，忍住。她从来就是个在关键时刻能克制住自己不作轻易流露之人。
十一：雨萍·童年·东上海
在这她从小就生活惯了的环境之中，她不明白这一切的一切为什么会突然显得如此新鲜，如此陌生，如此感人，如此就具有了某种异样的生命涵义？
一个常常萦绕雨萍的梦中场景是故居后弄里的那条狭窄而悠长的甬道，一直朝着弄堂口的那片有阳光透射进来的方向通出去。甬道的路面坎坷不平，阴沟明渠沿墙边蜿蜒而行，因为经常有菜皮馊饭和烂布巾淤塞了沟渠的缘故，甬道间总是弥漫着一股酸溜溜的臭味。甬道
两边暗红色的砖墙面对面地相距很近；斑斑剥剥，凹凸不平的墙面上涂鸦满了弄堂小子们用拾来的粉笔头绘制的大型“壁画”。有圆脑袋大嘴巴的“流浪记”中的三毛的形象，岔手张腿地站在那儿，手指头画得跟胡萝卜杆一般粗；也有第三次“世界大战”时的激战场面，坦克飞机军舰全面出动，一枝正在射击中的卡槟枪喷射出火焰来，说是“砰！”地一声响，头号帝国主义份子，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便应声倒地了。还有一些表达顽童们强烈意愿和深奥幽默感的口号，诸如“打倒狗腿子张三！打倒马屁精李四！”或者“阿三——老鹰来咯！”（什么意思？至今都是一句让我，可能也是让雨萍，困惑不解的晦语）诸如此类，与里委会干部张贴在墙上的“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三面红旗万岁，万万岁！”的严肃的政治标语并立而存。
其实，这里只是雨萍家后门开出去的地方。她家的前客堂充当一家卖南北干货的店堂。前门开向一片菜场，菜场里密密匝匝的摊档几乎淹没了全条人行通道以及人行道边的各种店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几乎没有一天这里不是垃圾狼藉，臭气薰天的。而这类铺子，其实，根本就算不上是什么沿街面的店铺。外人无法发现它们，只有住在附近的邻居们才会在生活上有需要时，上店来油盐酱醋肥皂草纸的作一些日用品的添补。
雨萍记得，她家隔壁是一家叫作“白玫瑰”的理发店。总共也不过二、三把锈迹斑斑的理发转椅，却在门楣的广告上标榜说：欧美最新设备，美发权威，云云。
理发店的老板是个高头大马的男人，瞎了一只右眼；后颈脖子特粗，好像整日负累着两大团的肉瘤。老板娘瘦小，但很凶也很泼，人称“雌老虎”。与老板两个吵起架来，总是一个站当街，一个隐没在店堂的阴影里，用苏北话互相对骂。
正对她家前门的那两摊菜场的档口，一边是豆制品专卖柜，另一档则是属于蔬菜组的。每朝，在她父亲卸下了店铺的排门板后，坐在店堂柜台后的那张高脚凳上朝外望去，整个早晨连上午，占据你视野的全部内容就是那个卖豆腐的女人的两枝白裸的腿棒子在那儿不停顿地跺动。后来，就到了三年困难时期。那摊豆腐档换成了肉档；白腿也就换成了两条脏兮兮的黑毛腿了。一个脾气暴躁的男人永远举着一柄亮晃晃的斩肉刀朝着那一大堆摆在肉案凹洼间的鲜血淋漓的杂件劈砍下去，嘴里不停地骂着粗口。其实，那些年的肉档上也根本没啥东西可供出售的。所谓那堆血淋淋的杂件也无非是一些碎猪骨、碎牛骨和一些家畜的内脏之类。还有几只通红通红的猪脑袋挂在摊案之上，死猪头耷拉着肥大的耳朵，眯着眼缝，似笑非笑，让人见了心里发怵。
然而，即使是为了这些食物，小菜场里排队争购的人潮，每早从三更天开始已经涌动和鼎沸起来了。尤其是在那个粗暴男人的肉档跟前，几乎每天都有人为了争购那一斤半斤的死猪头肉而出口相骂，甚至伤了人被扭送派出所的，无所不有。那些年月里，雨萍家几乎没有一晚能睡上个安稳觉的。她一家都睡楼上，而她家的前楼就挨着猪肉档的檐篷顶。每天从半夜里开始，菜场里的闹骂声就会从窗缝里钻进屋里来。年久失修的木窗棂每一扇都存有很大的缝隙，别说是声浪了，就连寒冬夜里的西北风也都能“嘶嘶”地直灌进来。
那时，雨萍正念小学。清晨四点多，大人们起床之后也就把她给叫醒了。每天都是相同的一套作业程序：涮马桶，生煤炉，洗被单，煮泡饭。当她拎着书包上学去的时候，时钟也差不多快近七点了。
中午，她回家来。菜场里已空荡荡的没有什么人了，一大堆一大堆的垃圾清扫在一块，堆砌在道路的两边，有些又再度被人踢散和踩开了去。猪肉档的斩肉案现在已被一群弄堂小子给占领，成了乒乓赛台。他们在桌子的中央搁一枝底中位腾空的竹竿，各人手握一块硬板球拍，站在了肉档的两端，拉开了决赛的架势。他们脏污油垢的书包吊在早晨挂猪脑袋的挂钩上，悠荡悠荡。
即使是大晴天，菜场的地面上也是湿湿洼洼的。被千百人脚踩过后的烂菜皮里渗出来的黄水流淌了一地，空气中永远弥留着一股烂菜皮与馊豆腐的气味。而每一天，雨萍就是从这股浓浓的气味之中，穿过摊档与摊档之间预留的窄隘的通道，又从那摊肉档的篷檐边上绕进去，最后，再从那些正处于鏖战亢奋状态中的“种子”选手们的边上小心翼翼地擦身而过，回到自己家中去的。
这是一幅她童年的熟悉不过了的生活场景。而那股气息，闻惯了，也就成了生活的一部份；非但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反倒变成一种珍贵的“家乡”气息。多少年之后，当她一个人靠坐在香港半山豪宅的那间宽阔的客厅里时，她还经常会怀念起这一切来。她隐隐地感觉到
自己的嗅觉又在下意识地搜寻点什么了。她似乎又能闻那股气味了，若隐若现，但终于还是消失。她坐在那儿，追踪着那股变得愈来愈稀薄了的气息记忆，感到彷徨感到惆怅。
然而，菜场情景也并不是一直如此叫人生厌恶的。夏日纳凉的夜晚，便是那儿的最富于生活情趣的时光之一。在雨萍的记忆里，这都是属于那段悠长的似乎永没尽头的暑假的日子。不用上学，晌午时分外面的街上日光如烤，她放下了竹帘，再将前楼的地板先湿湿地拖上一把，然后便摊开一张草席来，就地而睡。一切阴阴凉凉的，即使有日光，也都隐隐绰绰；周围很安静，她悠悠地打着蒲扇，午梦中有蝉鸣声。然后便开始近晚了，日头西斜。住在她那条街上的人，通常都是早早地吃完了晚饭，洗好澡，便一人提一张板凳握一把扇子，走到屋外来乘凉。天色还早，天空还十分亮堂，但菜场档口的篷檐下和过道间都已挤满了纳凉人。斩肉台上也坐着人，都是些上半身打赤膊的男孩子，一条平脚裤，两枝细腿晃荡晃荡。女孩子们矜持些，她们一般都靠人行道边而坐；或是围坐在档台的四周，或索性移凳坐到上街沿去，三个一堆五个一茬地在那儿说笑。纳凉是一项很重要的社交形式；在那个时代，坊间的真、假或半真半假的传闻和社会上的资讯一般都是依靠这么样的一种媒介渠道来传播的。
天色渐渐黑下来了，从档口的檐篷与檐篷之间的缝隙里能望到墨蓝的天空上闪烁的星斗。有人开始讲鬼故事了，于是，男孩女孩都向那个讲故事的人坐拢过去。有时候，故事讲到紧要关口，就有哪个调皮鬼的男孩子偷偷地钻到了台肚底下去。他伸出手来，往某条女孩子的小腿肚上猛抓一把。续一声没命的尖叫之后，便开始了长时间的哄笑与咒骂。
兆正表哥往往就是拣这样的一种夜晚不期而至的。
而这，也是雨萍最惊喜之一刻了。表哥大她三岁，因而在学业上也高出她三个年级。从小，她便是用一种高山仰止的目光来看待表哥的。再说，表哥就读的东虹中学是他们那一个地区每一个青少年都向往能入读的重点学校。每一次，当她在她的那些女同学间一谈起她还有个在东虹中学念初中的表哥时，她们都会一个个地眼露羡佩之色，这又令她的心中不由得荡漾起一片乐滋滋的自豪感来。
表哥家住得离她家不远，走到菜场的尽头，望过两条街之外，就能望见他家住的那条街尾最末排最末幢的那间平房了。围墙是青灰色的，紧靠围墙搭建了一摊自行车的修车档。一个考不上学校又不肯响应政府号召去新疆屯边的社会青年在那里设摊修车混饭吃。他风雨寒暑都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