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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章

女人十曰谈 作者:[苏联] 里娅·沃兹涅先斯卡娅-第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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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很伤心地回答说:‘她喜欢我这个外孙女。现在她把别人都忘了,连妈妈,也就是她女儿,都不认识。她只记得我。’他们还给我讲,凯蒂卡和弟弟如何每天用扶手椅把姥姥推到街上——这算是老太太的户外活动。他们没有适合乘电梯的轮椅,也无法把房子换到一层。我建议他们最好把老人送到老人院。但他们全家人都攻击我:‘我们怎么能把姥姥送进老人院,而我们自己图快活。人家会怎么想吧。她苦挣了一辈子,有权死在自家的床上。’凯蒂卡带着恐惧的神色望着我说:‘戴维,你不会抛弃把你抚养成人的姥姥吧?’于是我想起,我那位未婚妻的母亲在老人院已好几年了,更不用说她姥姥了。她觉得这样对母亲更好,自己也方便。由此我突然想到,一旦我出点事成了残废她会轻易地抛弃我,就象抛弃她那中风的母亲一样。那天晚上我便下决心娶凯蒂卡为妻,但几年后才得以实现,那是在她姥姥逝世以后,我与未婚妻以及她父母吵翻了。在这项婚姻的审批上也遇到了很多麻烦,克格勃给凯蒂卡施加压力,让她别嫁给我。这促使凯蒂卡下决心出国。她说当局的作法很愚蠢,他们怎么能够决定谁应该嫁给谁,谁应该怎么个活法呢?她甚至不想在这儿生孩子,那是因为担心孩子将来的命运不好。于是,我就娶了这么个妻子,跟她在一起老了,病了,也能心安理得,不必担心她会抛弃我。”

  亲爱的诸位,凯蒂卡多走运。大家想想,像这样的女人俄国遍地都是,只是戴维不知道罢了。我知道许多家庭,他们都同有病的老人生活在一起,没人想到要抛弃他们。

  “戴维的想法很奇怪,”佳丽娜评论道。“当然,西方的老人院跟我们的不一样。显然那边的老人能住单间,而且还有零用钱买东西。”

  “你把他们看得太好了,佳丽娜。”奥尔佳笑着说。“他们没法能给老人单间住,至于零花钱,那绝对是胡说。要是国家养着他们,他们怎么还可能有零用钱呢?那是资产阶级的宣传罢了。”

  “不见得,没准儿真是那样。”爱玛说。“但即便如此,国家办的老人院与自己的家也不一样。即使有自己的房间和全套设备,他们的生活也不会幸福,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家,没有儿孙在身边。我们为演员建了很不错的老人院,但我永远也不希望我儿子把我推到那儿去。从他的眼睛我就能看出,他决不会那样做。”

  “现在说他将来怎么想还为时太早。”女人们都笑了。但大家都同意,晚年离家索居是很可怕的事情。

  ◆ 故事之六

  持不同政见者佳丽娜把她讲的故事称为“吉祥服的故事”。

  我有个朋友叫玛丽娜。她是个优秀的打字员,也是个胆小鬼。她父母在1949年被捕,并死在劳改营,所以她总觉得有责任为民主运动做点儿事。但每当有人带地下出版物来请她打印时,她总是警告来人说:“看在上帝的份儿上,别告诉我这东西从哪儿来,或到哪儿去。我特别软弱,他们一审问我就会垮下来。所以谁的名字也别跟我提。我不想出卖这些人,因为我爱他们,只要我不认识这些人,审问时我就不会供出他们。”

  她特别害怕密探、窃听器以及其他所有跟克格勃有关的东西。可她还老是要求任务:“我必须做点儿事。但我不想知道不必要的事情。”

  很难说服她。有人试图安慰她,让她别害怕:“他们为什么要逮捕你呢?如果把打印地下刊物的打字员全都抓起来,监狱非爆满不可。”

  还有的人试图避免与她打交道。“要是她自己都警告我们,”他们说,“那就说明她知道自己软弱,她就会经不起审问。”

  玛丽娜生活不宽裕。她有个宏愿,这就是订做一件黑色天鹅绒裙服,还要镶上黑色沃洛格达花边。这套裙服已经成了她的心病,为它攒了好几年钱。最后她终于倾其所有,买了天鹅绒和沃洛格达花边,并交给了裁缝。她想穿着它去参加新年晚会,应该提一下的是,她正悄悄地与我们的一位朋友相爱,她的梦想就是穿着这件令人惊异的衣服出现在他面前。但是,她没能如愿以偿,恰在新年晚会前,她被捕了。

  调查进行了好几个月。起初听说她被捕的消息,我们想起了她说过的话,断定她会供出对我们不利的证据,使更多的同伴遭逮捕。但过了好长时间也没人被捕,甚至连讯问都没有。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并不是好事,因为无法知道调查是如何进行的。玛丽娜有个哥哥,他们准许他为妹妹请律师,还告诉了他开庭时间。我们当然要到法庭看看,幸运的人进了审判庭,其余的人就挤在走廊和楼梯上。审判是在城区法庭进行的。

  我们坐在审判厅里,等待着。突然门开了,两个持枪法警把玛丽娜押进来了。整个大厅的人都惊呆了:她穿着奢侈的天鹅绒晚礼服。在狱中关了几个月,这可怜的姑娘当然看上去脸色苍白,但却像童话中的公主一样美丽。真不知道她在狱中怎么会有这种打扮,而且她还梳着皇后般的发式,脖子上系着天鹅绒缎带,上面挂着一个十字架。这是第一个迹象,表明玛丽娜没有屈服;在监狱中很难争得戴十字架的权力。

  审讯进行过程中,玛丽娜没牵扯任何人。只有她的两个邻居出来作证。克格勃强迫他们证明,有人找过玛丽娜,而且来去时都带着纸张。玛丽娜否认打印非法印刷品。她说:“我没看出这里面有什么错。人们有权了解全部事实真相。但如果人们为此而受迫害,我为什么还要帮助迫害者?”

  这就是她对法庭所说的话,说完以后再也不看法官。她坐在被告席上,安详地望着大厅中的朋友,有时还冲我们微笑。看上去好像是刚跳了许多华尔兹后正在那儿休息。这期间,她所爱的那小伙子眼睛一直没离开她。

  玛丽娜被从轻发落——在普通劳改营监禁三年,罪名是散布对苏维埃制度的诽谤。打听到她的劳改营地址,我便给她写了封信,问她从哪来的力量,因为过去她胆子很校玛丽诺契卡回信说:“佳尔卡。我穿着那样的衣服怎么可能失去自己的尊严?我的行为要与我的装束相配才对。他们来抓我,这极大地伤害了我。那天我刚从裁缝那里把这件衣服拿回来,我真说不出它有多么漂亮。我想象着如何穿着它同他一起迎接新年的到来。没想到他们突然来找我。我意识到我再也参加不了什么晚会了。绝望中,我把那件梦幻般的衣服穿在身上,来到了监狱。在我的想象中,除夕之夜我同他在一起。这都是因为这件衣服。我还是个胆小鬼,一个软弱的人,像过去一样。”

  我把信拿给他看了。他立即赶到劳改营去看玛丽娜。现在两个人关系很好,玛丽娜很幸福。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件吉祥服。

  佳丽娜讲完后,大家争先恐后地讲各自的故事,全跟衣服有关系。事实表明,买衣服或帽子不仅能改变女人的心情,而且能改变她的整个生活。

  例如,爱玛透露了一个秘密:“在戏剧学院读书时,我的梦想是买顶漂亮的小绿帽儿来配我的红发。从那以后,每当心情不好时我就对自己说:‘看来我该买顶小绿帽儿了’。我往往去商店花很多时间挑选,要没有绿色的,我就试其它颜色的,然后买一顶,这才满意地回家。我有许多这样的帽子,都不知该怎么处置它们。光绿色的帽子就有一打,你们谁想要吗?来挑吧,免费供应。”

  但没人对绿帽子感兴趣,于是奥尔佳讲起了她的故事。

  ◆ 故事之七

  女工契尔佳讲的是两位母亲的儿子在产院被调了包,以及她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第一天我就差点儿讲出这个故事。之所以没讲,是怕吓着你们。现在好了,大家都和自己的孩子混熟了,谁也不会担心自己的孩子与别人的调了包。因为我的故事说的就是调包的事。

  两个女人住同一产院的同一病房。一个是列宁格勒当地人,是一位工程师;另一个是乡下人。这位列宁格勒人是在排队买食品时开始宫缩的。她俩躺在同一产房,同时生的儿子,产后住同一病房,因此结下了友谊。同我们在座的一样,她们也是不同类型的人,但女人在一起总能找到话题,也有时间相互了解。

  后来她们出院了,相互道了声再见,以为再也见不着了。

  五六年过去了,那位工程师有一天去市场买土豆,突然看见了在产院结识的朋友正卖菜呢,她们彼此相认,并为重逢而感到高兴。

  “你的儿子好吗?”农妇问。“上帝又赐予你一个孩子吗?”

  工程师治了多年不育症,盼了好多年才盼来那个孩子,后来没再生。“这孩子很不错,我和丈夫都挺高兴,我们没再要孩子。我丈夫唯一不解的是,埃迪克长着一头红发,而我们家的人都是黑发。或许这孩子有点象奶奶。”

  “我们科尔亚也是,他长了一头黑发,象甲虫一样黑。我丈夫起初跟我开玩笑说:‘这小黑孩儿像谁呢?他却不象是俄国人。’”工程师是犹太人。她从包里掏出儿子的照片给农妇看,农妇抓过照片,凝神细看,低声问:“你说你的儿子叫什么?”

  “埃迪克。”

  没想到农妇大叫起来,声音之大整个市场都能听见:“我儿子,我亲爱的小儿子。他们怎么给你起了个这么讨厌的名字。你怎么成了人家的人,亲爱的?”

  她又哭又叫,最后招来了值勤民兵。但她丝毫没觉察到,只是一个劲儿地指指照片,又指指工程师,悲愤地哭诉道:“她把我儿子抱到她自己家去了。”

  工程师不知她为什么突然大吵大闹,吓得脸色灰白,昏了过去。幸好市场上有急救站,派来个护士。护士救醒了她,俩人都被带到了民兵纠察队接受审讯。最后他们记下了她俩的住址,并让她们找法庭解决问题,因为这不是他们能解决的事。

  去法庭之前,两个人都平静了,决定先去看看孩子,以弄清是否真的调了包。工程师叫了辆出租车把农妇带到了自己家。在路上,她就让农妇保证只是看看孩子,什么也不许跟孩子说。

  到家了。农妇看了那孩子,也就是埃迪克,坐在那儿又哭起来,但她遵守协议,什么也没说。然后两个人走出家来到街上,农妇对工程师说:“没错,索菲娅,肯定是调了包。你的埃迪克跟我的丈夫一模一样,他是红头发,跟我们其他几个孩子一样。喏,这是我的地址。去看看你真正的儿子吧。但协议照旧:什么也别说。”

  第二天,工程师为农妇的孩子们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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