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梦-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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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真正在意的并不是这45澳元或者是三周房租,我在意的是Grame教授给了我一个舞台。我相信,只要有一个舞台,就能充分展现出我的才华。
我当时非常激动,但是我并没有表现出来。我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没有跳起来,或者是颤抖着双手去握Grame教授的手再说声谢谢。可能因为我是个内向的人,或者是个能沉的住气的人,再或者,我可能不想在Grame教授面前表现我的激动——我为什么要激动?我是个中国贸易专家,他不请我请谁?总之,我没有流露出我内心的激动,我只是和Grame教授一起站起来,握手。
然后,Grame教授说:祝我们合作成功。
我也说:祝我们合作成功,非常感谢Grame教授。
我把Grame教授送到门外,看到他跨进一辆崭新的高级房车里,飞驰而去。
Grame教授的那辆车给了我很深的印象。我已经不记得那是辆什么牌子的车了,总之很大、很新、很漂亮。我当时就想,等着吧,我也会有一辆这样的车的!
回到房间里我才发现,我坐过的地方——牛奶箱上铺着的运动衣已经湿透了。
第一仗,这是第一仗,终于打嬴了!
我心里一激动,差点流出泪来。
傍晚,同屋住的几个陆续回来了,一个个向我讲述着英语学校里面的情况。Jack的英语老师是个20岁刚出头的希腊女孩,头发很黑,皮肤很白,眼睛很大,个子很矮(和其它的“鬼妹”比);小玉(一个坚决不肯取英文名字的上海女孩)的同桌在一家越南人开的制衣厂里剪线头,剪一件给五毛钱;Bill竟然在课堂上遇到他的大学同学!
所有人都好奇:你为什么不去上课?呆在家里干什么?
所有人都劝我:要注意保持85%的出勤率哟,小心不要被移民局取消签证哟!
Jack知道我要做澳中贸易,便悄悄地劝我:我知道你要做澳中贸易,那你也不能不给自己留条后路啊!要两条腿走路才行,也就是说,一边读书保持出勤率一边搞贸易,万一澳中贸易没搞出名堂,我们也还有机会延签证嘛……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我简单告诉了他Grame教授来访的事,就又埋下头来看我的书。
和我同住的留学生们看到我不打工也不上课,都不知道我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不一会儿,他们就从Jack嘴里得知,今天墨尔本大学的一个教授前来拜访我,便越发觉得稀奇。于是不再追问我,也不再给我出主意,只是在我的背后窃窃私语。
十点钟,所有人都聊累了,困了,开始铺被褥睡觉了,我一个人来到厨房,开始准备我在澳洲的第一次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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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我又忙了一整天……
星期三,也就是我来到澳洲的第五天,我来到墨尔本大学经济系。
记得那一天,我仍然穿着上衣和裤子不是同一个颜色的中国式西装,提着在广州买的那个仿皮小公文箱,就这样以一个中国经济问题专家的身份,出现在墨尔本大学经济系的会议厅了。想想很有意思,在中国我也不曾到大学讲课,来到澳洲,却为三年级学生开起讲座来了。这真是做梦也不曾想过的事!
我讲的题目是:中国经济的现状和澳中贸易的前景。
这个课题在我的脑子里转了很久了,可以说是耳熟能详。不过,当我真的出现在墨尔本大学经济系的会议厅时,说心里话,还是非常紧张的。因为我知道,这是我在澳洲最关键的一课,或者换个说法,假如我成功了,我就会赢得更的机会,而且我也会对自己在澳洲的发展有了信心。
在讲课之前,我就想过,重要的是让课堂活跃起来,让学生们喜欢我。
那么,怎么才能达到这个目标呢?我采取的策略是,多和学生们交流!我相信交流可以让我和学生们在很短的时间里互动起来。
我用了大约20分钟的时间讲了中国经济和中国的改革开放的一些情况,特别是我熟悉的中小企业,尤其是城市的集体企业和农村的乡镇企业,它们已经从计划经济转向了市场经济,他们不仅仅关心企业的产值,而且更关心企业的效益。企业在人财物、供产销的自主决定权反映到了企业经营活动中的灵活性,企业职工的利益与企业的经营有更紧密的联系,企业的生命力更强,并且在国营企业的竞争中逐步占据优势。国营企业虽然有着国家计划的保证,有着许多优势,有意思的是,国营老大哥正在输给集体小弟弟。
我讲了自己在中国各地考察了解数百个乡镇企业的状况。讲了我对中国的中小企业(以城市的集体企业和农村的乡镇企业为代表)的未来充满信心,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充满信心。同时讲了中国需要国际资本的合作,欢迎澳大利亚的企业去中国投资与中国的中小企业合作。并介绍了几名当时在中国很红的企业家,如步鑫生、年广久等。我对他们的发展可以说是很熟悉,所以讲起来非常自如。正因为如此,尽管我的英语并不标准,而且词汇量少得可怜,但是课堂反映依然很好。我猜测,那些听课的大学三年级学生可能很少见到中国学者前来讲课,所以才会对我非常感兴趣——估计这也是我获得成功的一个原因。
然后,就是提问时间了。那些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们向我提了很多问题,我都给予了尽可能令他们满意的回答。我反复强调的是,澳中之间在经济上有着很强的互补性,合作的空间很大。
当我的讲演结束时,全体学生站起来为我鼓掌。
那一刻,我就明白了,我真的不用象其他留学生那样去打苦工了。
这时,Grame教授兴奋地走过来,紧紧握住我的手,祝贺我讲演成功。
紧接着,影响我一生的机会来了,Grame教授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迪肯大学经济系教授RonBreth。迪肯大学是墨尔本最重要的三所大学之一,另外两所分别是墨尔本大学和蒙纳殊大学。Grame教授告诉我说,Breth教授不仅是一位经济学专家,而且是一位作家。
当我听到Breth教授是一位作家时,一个念头在我脑海里飞快闪过——我应该和Breth教授合作,写一本关于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如何加强经贸往来的书!
这个念头令我兴奋起来。
我立刻向他说了我的想法。他说可以考虑。双方商定,三天以后继续讨论,同时他建议我去迪肯大学开讲座,他告诉我他们经济学院的院长开始对中国感兴趣了,学生们也想了解中国。
我真的看到成功的希望了。
那天,我早早就回了家,我要把这一切都告诉Jack,让他一起分享我的成功。
可是Jack回来的时候,比我还兴奋——他拣了一个旧床垫!
Jack拣回来的旧床垫确实令人羡慕,看上去和新的一样。想想看吧,所有人都睡在地毯上,只有他,就要睡上床垫了!那可是席梦思床垫啊!
Jack依然沉浸在兴奋之中,当我们羡慕完了之后,他就绘声绘色地讲起了他“智斗”东北留学生的过程。
他说床垫实际上是一个东北留学生先发现的,或者说,那个东北留学生比他腿快,抢在他前面占有了那个床垫。其实也不是Jack跑得慢,是他这个人有点好面子,不好意思为了一个旧床垫象百米冲刺那样跑,所以比那个东北留学生晚到了一步。他于是很懊恼,于是不服气,于是开始动脑筋斗智。
Jack紧走几步赶了上来,大喝一声:别动!床垫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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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东北留学生听后一笑:笑话,床垫在我手里,怎么成了你的了?穷疯啦?!
Jack在喊出“床垫是我的”时,其实还没想好下面的说词呢,被人家骂了“穷疯啦”之后心里特不舒服,决心争到底,于是就有了说词。他指了指身后的一个房子说,这床垫是我跟那家人要的!
那个东北留学生狐疑地眨了眨眼睛,又看了看不知有没有人住的房子,表示不信。
Jack一看那东北留学生迟疑了,又来劲了:不信,我带你一起去见那个人。
东北留学生可能是英语不是很好,怕见了“鬼”也听不懂“鬼话”,不甘心地又朝那个房子看了一眼,终于松了手,骂了句“妈了个X地”,就头也不回地走了。
那天晚上的主题是Jack的席梦思床垫,我便没提在墨尔本大学讲课的事。
我相信,在Jack们的意识中,席梦思床垫远比在墨尔本大学讲一堂课来得实在。
夜里,Jack趟在拣来的席梦思床垫上,兴奋得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Jack这么一折腾,问题终于出现了,那席梦思床垫虽然看上去很新,但是里面的弹簧断了,他一翻身弹簧就“咯吱”叫一声,吵的我们都睡不着觉。
Bill骂了一声,操那!一个旧床垫就把你烧成这样啦?你不睡我们还睡哪!
我本来就没想睡。我在想下一步。
第一,尽快和Breth教授联系,敲定合作出书一事;
第二,抽空多拜访一些有可能为我创造机会的社会名流,比如墨尔本市长、企业家、银行家以及大学教授等。
我突然发觉,人是多么的不同啊!Jack拣了一个床垫,就乐得一个晚上都睡不着;小玉这几天想的则是怎样讨好她的同桌,好让她介绍她去那个越南人开的制衣厂里剪线头;Bill呢?可能在捉摸着进个正规大学读学位吧?可是我,刚刚给大学三年级的学生讲了一堂课,现在又在捉摸合作写一本书的事,还要拜访那些不知是哪一天才会用得上的名人。
第二天早晨,也就是来到澳洲的第六天,我决定去拜访墨尔本市长。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去见墨尔本的市长,是中国人喜欢巴结官的思维定式?还是想去试一试一般认为是不可能的事?
说实在的,我真不知道怎样才能见到墨尔本的一市之长。
我就想,先进了城再说。那天是星期四,我第一次搭公共汽车进墨尔本市中心。这些天一直在墨尔本外面转,总觉得澳洲地广人稀,有些象中国的乡下。那天进了城才发现,原来市中心人也很多、也很热闹的,特别是在雅拉(Yarra)河畔,甚至有点外滩的感觉。
我看到很多衣着讲究、举止文雅的男人和女人们在街上匆匆走过。
我还看到很多高大的欧式古建筑。
虽然我非常留意,还是很少看到黄皮肤、黑眼睛的亚洲人。
一不小心,我的小公文箱碰了一个女士精美的手袋。那个女士立刻停下来,伴随着一个歉意的笑,说了声“对不起”。
我也停下来,说了声“对不起”
然后,我整了整领带,挺了挺腰板。我也是个绅士。我开始想。
这样转着转着,就转到了墨尔本市政府的那幢古建筑前。
我没有任何犹豫,抖起精神,径直踏上那高高的有点威严的台阶。
没有任何门卫,也没有受到任何阻拦。
有很多参观的人。
可是,怎样才能见到市长大人呢?
我看到一个象是问事处的地方,还看到一个衣着光鲜、面容姣好的女子正笑容可掬地望着我。
我走上前去。
我说,我是一个来自中国上海的中国贸易专家,我想见市长大人一面,和他谈一谈与上海进行贸易往来的可能性。
她纠正我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