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梦-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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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答应Bill。我告诉了他我的打算，我说我的计划是游说国会议员。我认为游说国会议员也很重要。我希望我们能从不同角度，一起行动，一起给澳洲政府施加压力，最终达到我们的目的。
说做就做，这是我的性格。
我把中医诊所和《新移民》杂志的工作都安排好，便开始了我的游说计划。我在两个月内，游说并嬴得七位联邦参议员的支持，他们是参议员SidSpindlev；KarinSowada；CherylKerrot；VickiBouurne；MegLees和JohnCoulter。在澳洲，参议员的影响是很大的。如果在澳洲的国会里，有这么多参议员支持基廷总理的政策，支持中国留学生留下来，中国留学生的命运就会好多了。
在澳洲发展，我痛感中国移民在澳洲的政治层面表达意见和表现力量的微弱。而其他欧洲后裔的移民，比如意大利裔、希腊裔等等，都比我们华人移民在争取自己族群的利益方面主动得多。
只关心赚钱，不在乎政治地位，这是有些海外华人的主要生活原则。
我不赞成这样的生活原则。
这段时间，杨军领导的“人权会”声势越来越大，几乎惊动整个澳洲。他们真的集到一百万，请了澳洲最出名的大律师，扬言要把澳洲政府告上法庭。此举令朝野震惊！
这场还没有粉墨登场的官司被冠以“百万官司”。
杨军也成了一时无两的风云人物，号称“杨百万”！
说老实话，仅仅是因为中国留学生有能力集资一百万，仅仅是因为中国留学生扬言要把澳洲政府告上法庭，就已经足够了，确实给了澳洲政府很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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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一封信换来澳洲总理的承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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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杨军的“居留会”搞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又有一个叫做韩尚笑的人拉起了另一支队伍，成立了“自救会”，要用更激烈的行动争取居留。中国留学生真的行动起来了。
韩尚笑摇身一变成了“韩上校”！发动了一批自救会成员，浩浩荡荡杀向坎培拉——到国会大厦前绝食去了！
悉尼的留学生去了，墨尔本的留学生也去了。
从悉尼开车去坎培拉要四个小时，从墨尔本开车去坎培拉要七个小时！他们放下手中的工作——可能是在餐馆里洗盘子，可能是在办公楼里做清洁，也可能是在流水线上象机械一样装零件，连休息都顾不上，就去了坎培拉。
有一辆车在路上出了车祸，撞到迎面对开过来的一辆载重卡车上。车上一共五个人，全部罹难！据到过现场的人说，车子已经被撞成了一个小小的“铁蛋”，拯救人员用电锯锯开车体，拖出残缺的肢体，惨不忍睹！
多大的代价啊！
本来就悲壮的行动越发悲壮了！
他们在堪培拉国会大厦前集会绝食。
“韩上校”含着热泪，在现场用手动打字机打出一封“致澳洲国会的公开信”。
一天。两天……终于有人倒下了。
救护车开到现场。记者也云集现场。
坎培拉的大主教第一个来到现场，他流泪了。然后，他就走进国会大厦，责骂澳洲政府……国会的每一个议员都被震动了！
已经不记得“难民自救会”在坎培拉国会大厦前的绝食是怎么收场的了。
死了五个人，饿伤了几个人。这已经足够了。何况还有大主教的责骂呢！
舆论足够了，压力也足够了。
另一边，“居留会”的“百万官司”还在继续“骚扰”着澳洲政府。
而我，还在继续游说国会议员。有了“百万官司”的压力，又有了“绝食”的壮举和大主教的责骂，很多国会议员都受到了震动，我的游说就容易了。我依然认为游说是非常重要的，澳洲是法制国家，玩的是议会政治，如果没有议员的支持，无论是霍克前总理还是基廷总理，都帮不了中国留学生。
后来，总部设在悉尼的两个争取居留的学生组织，“居留会”和“自救会”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冲突。主要是两个组织所代表的学生群体不一样，操作方式也不一样。
我没有参与悉尼的争吵。我只是不断地游说国会议员。
再后来，又出现了“居留会”的经济问题。
先是有人捅出杨军擅自动用打官司的钱，把钱送给了当时澳洲国会的移民事务委员会主席安德鲁博士。这下事情搞大了，行贿受贿可是大问题，澳洲国会开始调查本来一直同情中国留学生的安德鲁博士。杨军还被要求去做证。
接着，“居留会”领导层也开始出问题了。甚至有人愤而退出。
再后来，有人揭发，经常在赌场看到杨军……
中国留学生就这样走过最黑暗的1992年。
后来，澳洲的老华侨社区开始转向支持这批留学生，悉尼“中国留学生福利会”会长黄肇强医生（后来组建团结党，做了新南威尔士州上议员）等近二十个华人社团组织联名声援，要求澳洲政府留下这批中国留学生；墨尔本的李锦球、陈文山等侨领也行动起来，动员墨尔本很多个侨团支持留学生居留，和悉尼华侨界遥相呼应。
澳洲政府开始任职考虑留学生问题了。
最后，澳洲政府终于在1993年11月1日做出正式决定：凡在1992年年３月1日以前来到澳洲的中国人，都可以获得澳洲的永久居留权。给予87年－93年前后抵达澳洲的中国人都可以获得澳洲的永久居留权或变相的永久居留权。
这个消息一经批露，澳洲墨尔本、悉尼等地的留学生都开始了通宵狂欢！共同举杯庆贺！他们认为是一种新生活的开始，在黑暗中看见了光明。不少留学生打电话给杂志社，或者我本人，感谢我们所做的巨大努力，有人甚至用功臣来形容我们，我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中国留学生问题终于解决了！
“居留会”的“百万官司”、“自救会”的绝食，以及游说国会议员，是中国留学生争取居留运动中最突出的三个亮点。虽然“百万官司”出现了经济问题，虽然绝食途中出了人命，但是，这一切都不容质疑地推动了整个居留运动。
我的《新移民》杂志一直伴随着留学生居留行动的全过程，她为居留行动推波助澜的同时，也扩大了她在社区中的影响。
有关《新移民》杂志还得做个最后的交待。
我在开始创办《新移民》杂志的时候，就有不少朋友劝我：在澳洲办中文媒体完全是自杀行为，是主动破产。挣钱的机会这么多，为什么要选择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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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一封信换来澳洲总理的承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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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真是这样的吗？我不是很相信。
我在澳洲几年得到了澳洲社会各界朋友的帮助，使我的事业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现在许多中国留学生也需要帮助，我应该回报社会，尽力为他们做一点事，而移民及各种主流社会的信息时他们最需要的。
我们的杂志的主打就是贴近中国留学生，解答中国留学生在澳洲居留和生活方方面面的问题，做留学生的好帮手。所以，中国留学生几乎人人都看《新移民》。
我们杂志几乎每期都有澳洲移民部的独家专访，这是我们的重头戏。
在这个关于移民部的专访当中，通过我们自己的渠道，我们可以详细地定期地从澳洲移民部那里，获得关于移民问题的政策和相关的法律信息，而这一点，正是很多身份不明确的中国留学生所特别关注的。
当然，我们杂志社还为新移民们来澳洲创业提供各种各样的具体帮助。
我曾在《新移民》杂志上大力倡导澳洲华人要自强不息，要尽快出现新移民中的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和亿万富翁！在这篇文章里，我还更加大胆地预测：今后五年之内，从中国大陆来的新移民中间，将要产生一批百万富翁。
我的这个论断，当时在华人当中引发了不少的议论。因为我的这个倡导和预言一下子把不少华人给吓坏了，他们认为这根本就不可能——生存还没有解决，谈什么“百万富翁”？我还亲耳听到一些老华人说，这些年轻人，太轻狂了，太不现实了！这批留学生能打个FullTime工（全职工作）就不错了，还要当百万富翁？笑话，再等二十年吧！
听到了这样的议论，我悄悄地笑了。
其实，新移民的百万富翁已经产生了，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只是他们还不知道罢了。
《新移民》杂志后来还设立了“新移民奖”，专门用来奖励和培养新华人移民企业家、技术人员和专家学者。我们还在杂志上开创了中小企业版块和专栏，介绍在澳洲如何做生意，提供各种信息和咨询。
我特别希望新移民当中能出现一批各个方面都出类拔萃的杰出人士。
《新移民》杂志伴了我将近七年，昔日的留学生已经安居乐业，消费水平提高了，对传媒的质量要求也提高了，他们渴望得到更快、更新的信息。这样，一份一个月才出一期的综合性杂志，显然已经不再适合新形式的需要。于是，周期上更快捷、内容上更丰富的周报便应运而生了。我忍痛关闭《新移民》杂志，办了一份叫做《澳洲侨报》的周报。
这又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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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投资地产的三块“试验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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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的重头戏是中国留学生的“居留运动”。
我已经在上一章讲过，我的《新移民》杂志一直伴随着整个留学生的“居留运动”。
其实，对于我自己来说，1992年是我中医事业发展迅速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我的中医诊所从1991年底的三间发展到五间。
五间诊所为我积累了数目可观的资金。
在我手中有了一笔现金之后，我开始捉摸了，怎么使用这笔钱呢？
眼前一个现成的方案是：再开一间诊所。我原本计划要开30间呢！
可我很快就否定了这个方案。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已经有了五家诊所和《新移民》杂志，已经很忙了，再开一家诊所，可能真的会有点应接不暇。其实，这里面真正的问题还是管理，如果真的能象西方大的连锁店那样管理，别说是五家，就是五十家、五百家也不在话下；但是华人中医不会接受这种管理模式，他们不喜欢用其他人的名字，而喜欢自己或家庭的形式去经营，因此我的发展已受到了制约。我想放缓适度去开诊所，同时想再深入调查一下墨尔本中医诊所的现状。
总不能把钱攥在手里吧？于是，我就想到了再买一幢房子。
第一块试验田——仅仅为了节省租金
说句老实话，那时我对地产投资基本上还是一窍不通。第一个房子嘛，是因为我自己要住。现在想起要买第二个房子，其实也与投资无关，我是想买我的中医诊所的不动产。说起来当时的想法也很简单——房子是我的了，我就再也不用交房租了，这不就提高收入了吗？
我马上把我的想法告诉了那几个出租诊所不动产的地产代理。
还真巧，我在Burwood的那间诊所的房主愿意卖。房主William是英国后裔，原来是个牙医，后来干不动了，就把房子租给别人开诊所。现在，他想把房子卖掉，然后带着钱回英国安度晚年去。真是个好机会！
William开出的价格是26万澳元。
那时的26万澳元可是个大数目。还记得我的第一个房子吗？全新的，才12万5千。现在这个诊所实际上就是个古老的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