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生豪小言集-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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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防军破获暴徒机关
(1940年2月28日)
昨天沪西英防军破获某方暴徒巢窟,捕去暴徒十四名并搜获私藏军火一举,在目前法纪荡然的恶劣情形中,的确令人鼓掌称快。自从这次工部局与傀儡成立所谓“临时协定”以后,我们早已指出这决不是澄清现有局势的妥善办法。果然日方虽然宣传取缔沪西各赌窟,而“好莱坞”、“愚园”、“会乐宫”等声名狼藉的魔穴,依然特准“暂缓迁移”,照旧公开进行其杀人不见血的工作。即此一端,可概其余,工部局如果仍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认为日伪确有信义可言,那未免忠厚得太过火了。
我们除了对于英防军的不畏强御,表示最大的敬意之外,尤盼工部局能看清事实,不再“与虎谋皮”,而以尽可能的强硬态度处置与日伪有关的事件,务使罪恶势力有不得不销声匿迹的一天,则上海全体良善市民,均将拜受其惠矣。
如此开放!
(1940年3月3日)
日方与工部局所缔结的《苏州河北区警权协定》成立了,大家以为期望已久的虹口开放,终于成为事实,似乎是一件天外飞来的喜讯。然而一考其实,恐怕谁都要怳然自失吧。本市英文《大美晚报》所载虹口大批华人,因日人“调查通行证”或“执行搜查工作”而被捕失踪,甚至于看戏出来,不问情由,便拖上卡车,听到了这种消息,真令人寒心。
原来日人之应允交还苏州河北警权,不过是一种幌子,一方面以此作为沪西越界区警权的交换条件,让工部局得到虚名而自己坐享实惠。一方面因为鉴于略有身价稍知自爱的华人,不肯轻易涉足桥北,长此下去,虹口市面永会无法繁荣。开放的空气一传出后,因为租界生活程度的高涨,自会有大批华人被吸引而前往,不用说那是一个供其榨取的最好机会。
而且其利益不仅止于此而已。将来《协定》实行以后,警权虽称交还,防军仍未撤退,生杀之权在其掌握中的华人,随时可以被其假借任何名义大批捉去,或为他们服役,或代他们送死,一踏入他们的势力范围内,无异自投陷阱。我们要警告上海的中国民众,“红灯在前,行人止步!”
悼蔡孑民先生
(1940年3月6日)
我们以最大的敬意与至深的沉痛,哀悼蔡孑民先生的溘逝。蔡先生不但于党国有悠长的历史,而且是现代中国一位稀有的人伦师表,的确可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八字而无愧。我们要纪念他,因为:
第一,蔡先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导师。几千年来蒙蔽于封建思想下的中国人民,在五四运动时代开始觉醒了,当时蔡先生居北大校长的领导地位,对于此一运动的推进实有莫大的功绩。我们也可以说少年中国的萌芽,是在蔡先生的多方吹嘘爱护之下成长起来的。
第二,蔡先生是一位有中心思想而无门户之见的学者。他的为学兼收并蓄,不偏不倚,古今中外,极左极右,都有其深刻的研究,自己虽有确定不移的主张,但并不排斥他人的见解,这种宽大能容物的精神,正是为学者所必须具备的条件,而值得我们效法的。
第三,蔡先生是一位教育家,而且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教育家。他虽然历官显要,但始终尽瘁于树人大业。及身的门墙桃李不用说,就是未及亲受教益的,亦莫不受到他的人格,学问,与思想的涵煦。要是新中国的建立是在现在我们这辈青年的手中,那么蔡先生便可以说是新中国的一个辛勤的保姆。
可憾的是蔡先生未及亲睹抗建的完成,随而丢弃了他所爱护的青年以去,然而他如果想到后继有人,蔡先生可以含笑于九泉了。
纪念今日
(1940年3月21日)
三月二十一日是上海中国人民的一个光荣的纪念日。十三年前,正是北洋军阀势力日薄崦嵫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者因见国民革命军深得民众拥护,义师北指,所向披靡,深恐他们的爪牙旧军阀一旦失势之后,他们自己的地位也将不保。因此竭力设法阻挠,并唆使盘踞凇沪的反动军人屠杀异己,箝压民众。昧于大势的他们,不知中国民众早已觉醒过来了,压力愈强,反抗力亦必然更加高涨。手无寸铁的人民,终于和革命的武力响合,驱走了倒行逆施的军阀余孽,替上海历史上揭开了灿烂的新页。
事过境迁,盘踞在今日的上海的,却又是另一种恶势力,同样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操纵,而其罪恶更远浮于当日的反动军阀。上海的中国人民处身于更艰危的境地中,想到十三年前向恶势力艰苦抗争的精神,应该得到一个怎样有力的启示!点缀在孤岛表面上的,虽然是一片酣歌恒舞,可是别再做梦吧,大家从今天起,要拿出加倍的决心与毅力,检点自己生活,努力有意义的工作,克守国民气节,积极从事经济的斗争。至少要能做到这几点,才算不愧为一个中国人民,而今天的纪念,也就不是没有意义的了。
格鲁辞职之谣
(1940年3月23日)
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将于五月间休假回国,日本人却说他感于不能调整两国关系而辞职。这种谣言造得当然很幼稚无聊,但却十足暴露了日人讳疾忌医的心理。上次格鲁由美返任后,曾发表一篇对日本人颇不客气的演说,素来受不起“侮辱”的日人,却只好暗中恼恨,莫敢奈何,而以红红脸孔了事。荏苒经月,日本口口声声所谓“收拾事变”,离题愈远,索性横了心肠,把一个沐猴而冠的汪兆铭拎上舞台,叫他僭窃国府名义,大卖其野人头,肉麻当有趣的表演,害得看戏的人连隔夜饭都呕出来。格鲁大使与日方接触较多,对于远东的实在情形比别人格外明白,此番返国述职,当然要向本国一五一十地报告,虽以日人的一百个死不认错,也知道他的报告决不会于自己有利。他们因为领教过格鲁大使“不买帐”的言论,以为如果换一个人来,也许比较容易对付些,不知道无论是格鲁也好,不是格鲁也好,一国的大使总是代表着一国政府的意见,日人如果无法改变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的意见,那么以后使他们难堪的事当然多着。也许格鲁大使这次假满返任后,将有一篇更结棍(注)的教训给予日本。也许日本今后所得到的教训,将是比言词更有力的一种。
注:结棍,上海方言,扎实的意思编者注
为手榴弹事忠告某方暴徒
(1940年3月26日)
本报向来站在一个新闻纸的立场上,在恶劣的环境中尽鼓吹正义的责任,因为深信我们所说的话,不是一二人任意歪曲事实的言论,而的确代表着全上海正义人士的意见。读者对于本报的热诚拥护,已经充分证实了我们的信念,同时并带给我们无限的勇气,使我们能在奸人多方恫吓破坏之下无所畏惧。
像昨天某方暴徒以手榴弹二枚惠赐之事,实在是无聊之至。如果此类恐吓手段可以使我们寒心,那么不待今天,我们早已如他们所期望地“软化”了。明知遭人之忌而仍然不改初衷,无非因为求良心之所安,一切可以置诸度外。过去本报所遇的种种袭击恫吓抢劫报纸阴谋中伤等行为,不一而足,但始终不能动摇我们的意志。他们这一套卑劣可耻的手段,除了证明他们动机的不纯而外,并无何等作用可言,今后似乎大可不必多此一举,因为他们的目的显然永无达到的可能。即使他们仍不惮烦地再图一逞,我们也必不介意:只要尚有一分说话的自由,我们仍将继续说良心叫我们说的话,任何暴力都不能使我们噤口不言。
我们的告白
(1940年3月29日)
在善与恶两种势力作殊死搏斗的现阶段中,站在拥护正义一方的,固然必须以不屈不挠的精神,牺牲殉道的决心,为自己所信守的主义而奋斗,但他不能不慎防敌方种种阴谋破坏暗箭中伤的手段,以免在目的未曾达到之前,先已遭到了毒手。尤其像我们言论界中人,不得不时时戒备着各式各种外似纯洁而别有用心的反宣传,以免中人暗算。因此之故,即使立场与本报相同,但因易于引起误会,使敌方破坏本报更多一种借口的消息,也不得不忍痛割爱或率直指摘。
也许因为读者爱护本报过切,所以不免或对我们存过奢的期望。于此我们不得不声明的,我们站在同情中国抗战的立场上,以报道正确消息为任务,同时希望以舆论的力量,为正义人道张目,反对暴力侵略,排击妖言谬论。如果能做到这几点,便可以认为已经尽了我们的责任,可告无罪于读者了。除此而外,则任何种类的活动,凡不属于我们本分之内者,皆非我们所愿参加。这一点希望同情我们的读者,能够顾到当前环境的恶劣,给予我们善意的谅解。各人站在各人的本位上努力,不为威胁,不为利诱,不做违背良心的事,这是我们所愿以自勉并以勉读者诸君的。
日本对公共租界的攻势
(1940年4月3日)
公共租界外籍董事人选,向来按照行之已有多年的绅士协定,维持五二二的比例,即英方五人,美方二人,日方二人。这种比例的产生,固然一方面是依据各国纳税侨民数的多寡,但尤其着重于各国在租界内产业利益的大小。这次日方突然借口日侨人口的增加而提出候选董事五名,这理由显然是不成立的。
日方此种行动,我们认为绝不足异,因为他们意图把持租界行政,蓄心已久。而其漠视他国利益,任意违反条约义务的行为,自从这次对华侵略发动以来,早已为国际人士所共睹,对于上海租界一隅的攻势,不过其小焉者也。公共租界内各国侨民,为了自己切身的痛痒,务须以全力阻止日方的得寸进尺。利益较小的各国如德义(意,下同编者注)西班牙以及犹太侨民等,尤当避免供其利用,否则“东亚新秩序”行到租界上来,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本市《字林西报》素以倾向“现实主义”见称,其论调多为吾人所不敢苟同。可是昨天他们评论此事,居然也高谈“原则”,大概因为与自身利害关系太密切了,因此连他们所津津乐道的“现实”也无从迁就了吧。我们诚意希望该报能够了悟,如果大的地方可以放弃“原则”迁就“现实”,则小的地方,即使要谈“原则”也无从谈起; 过于近视的结果,在别人被“牺牲”了之后,必将有临到自己“牺牲”的一天。
中国没有力量反攻吗?
(1940年4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