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生豪小言集-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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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再郑重声明过。
没有人不对这两个国家坚决保卫自身独立的精神肃然起敬,但也没有人不对他们的命运深抱忧虑。侵略者所以至今尚未向他们染指,不是尊重他们的中立,更不是畏惧他们的抵抗,只是因为时机尚未成熟。
以自己的力量抵御外侮,固然很好,然如执着于中立的观念,而视友敌为一体,则徒然削弱了抵抗侵略的力量。
单单警告侵略者勿得作非分之思是不够的,只有切实与民治友邦加紧合作,才可以使这警告发生力量。
以行动评断日本
(1941年11月4日)
苏联外次罗索夫斯基说,对于日本政府的评价,须以其行动为根据。然则最近的边界冲突事件,当然是日本政府真意的最好测验。
罗氏表示苏联政府“愿意相信”这不过是一队不守纪律的日军的妄行,希望日本政府能将肇事者加以惩处。我们以为日本政府倘果有尊重两国中立条约的诚意,则此种手续是最低限度应该办到的。
然而关东军当局轻描淡写地认此种“微细事件”为不足重视,而东京则根本诿为不知,甚至形式上的彻查也未敷衍一下。
这是日本政府“诚意”的最明白的表示,也是对它下评断时一个最有力的事实根据。
华盛顿的对日态度
(1941年11月5日)
将在本月十五日召集的日本特别议会,本身的意义虽然不值得特别重视,但在对外作用上,显已被日方利用为对美威胁的新武器。前晚美京高级官员声称关于对日谈话,美国不愿遵从东京所发警告中的时间限制。可见前传日方所提“协定须于十五日前为之”的“最后通牒”,的确是有这回事儿。
日本的手段是软硬兼施的,一面以“十五日后将有新行动”的威胁造成恐怖空气,一面又表示它愿作“避免冲突的最后努力”,以引诱他人入彀。据传日方已在考虑一种“有限制协定”建议,以避免轴心同盟义务及不干预英美荷南洋利益,作为美国松弛对日经济压力的交换条件,这比之侈言信守同盟义务及不顾一切阻碍建设“东亚共荣圈”的狂妄声调,诚然已经有了相当的让步,倘日方果有此项建议,而美国也确有绥靖日本之意,那么这未始不可暂作初步的谈判基础。然而美国既强调两国现所进行者,仅为“谈话”而非“谈判”,复表示不欲自既定立场退却,决不放弃中英荷之太平洋利益,则美国所要求于日本者,决不是局部的退让,而是全部侵略政策的放弃,自无疑义。
我们所欲建议于美国的,她不但应将日方所提出的“时间限制”置之不顾,且应表明她在认为谈话无法继续的时候,随时可以停止,而现在就已经到了这个时候。她应该扫除一切“极愿避免太平洋海军交绥”的示弱论调,而坚决宣布在必要时准备予日海军以打击,能如此,则事实必将证明畏惧交绥的,究竟是美国还是日本。
所谓柏林压力
(1941年11月5日)
在美国有一种见解,认为“日本之威胁系由于柏林之压力”,此语颇可斟酌。日本推行其扩展政策,根本无须任何方面的压力,柏林的压力倘果能生效,日本也早就行动起来了。“决定东京行动者,乃军事局势而非轴心条约”,如果德军攻陷莫斯科或侵入高加索,则吾人可以断言日本不待压力之来,就会义不容辞地“援助”它的盟国的。
美日“妥协程序”
(1941年11月6日)
日本《广知时报》这次又有了新玩意儿,它替美国设计了七点“妥协程序”,建议应由美国向日本提出。如果《广知时报》认为美国不是自己有主张有立场的国家,而必须由它借箸代谋的话,那么我们以为不妨更彻底一点,索性由该报代表美国政府将该项程序献呈于日本军人之前,也免得再在华盛顿作纠缠不清的谈话了。
该七点程序中,特别着重“中国事变”的解决,它主张美国及其他列强停止援华(第一点),而且不仅不应阻碍中日和平(第二点),且应竭力促成中日和平(第三点),在中日“和平”以后,日本在中国境内所造成的局面,美国必须默认,而且“无人能加以改变”(第五点承认满洲国)。这是一个设想得非常美满的好梦,可惜它不曾考虑到美国如能同意此种“建议”,那就不成其为美国了;而且单凭美日两国的同意,也决不能迫令中国停战,然则“中国事变”的解决还是一场空。
解决“中国事变”是日本目前最亟切的目标,然而解决“中国事变”的终极目标则为建设“东亚共荣圈”,因此该报复在第四点中主张美国须承认“共荣圈”及日本在西太平洋之领袖地位,在该范围中美国不得妄加干涉;换言之,解决“中国事变”还只是要求美国以中国为牺牲,而这里则更进一步要求美国退出远东了。
而且,美国为了帮助日本建设其“共荣圈”起见,应该“无条件”溶解对日资金冻结(第六点)与恢复日美商约,并解除一切“经济及军事方面之错误行为”(第七点)。至是,日本解除了中国战事与美国经济压力的双重镣铐,确立了东亚霸主的地位,便可更进一步而与纳粹瓜分全世界了。
美日尚未开战,而上述程序则即使是战败国的城下之盟,亦无如此苛刻。《广知时报》为代表日本外省的报纸,而其论调如此,则美国对日尚有何谈判之可能!
来栖赴美
(1941年11月7日)
野村谈不成功,再来了一个若杉;若杉谈不成功,索性再来了一个德日结盟的功臣来栖。如果有人以为日本如此“迁就”,可以表示它确有与美修好的诚意,那实在是大谬不然,因为尽管使者络绎于途,而其霸力扩展的政策依然坚持不变,则一切谈话依然是时间的浪费。
美国严正确定的立场,绝不容我们稍有怀疑,可是美日间所谈的,既都是与太平洋上每一国家有关的问题,则我们以为美国应该告诉日本,此项问题由美日两国单独谈判,无济于事,必须由太平洋上全体有关国家举行圆桌会议解决之;而在举行该项会议之前,日本必须先归还一切用武力攫取所得的他国领土,撤退在中国境内(当然包括东北四省)及越南的全部驻军,并立即脱离轴心集团。必如此,谈判前途方有希望。否则日本既无须再“忍耐”,美国也用不着继续敷衍。集太平洋上一切爱好自由的国家的力量,对付一个精疲力尽的日本,当然是绰绰有余的。
希特勒主义无分东西
(1941年11月8日)
罗斯福总统在前晚国际劳工局大会中所发表的演说,正象他过去所作多次演说一样,并未显明提及日本,然而也可以说处处提及日本。他在述及英国苏联及欧洲各国人民反抗纳粹暴力所作的牺牲时,同样提出了“吾人亦未能想及中国人民在其反抗侵略争取自由的奋斗中所作牺牲的程度”;他又说,“诸君来自欧洲沦陷国与中国者,已向大会详言诸君奋斗及惨淡经营而致的社会进步,如何为‘野蛮人’所摧残之事实矣”。然则罗总统所大声疾呼认为必须打倒的“希特勒主义”,亦即是一切破坏人类文明进步的“野蛮人”的象征,已属彰彰明甚。
罗总统一则曰“俾吾人可造飞机援助英苏中三国”,再则曰“俾船只得运飞机与坦克车分往利物浦阿堪遮与仰光”,三则曰“中英苏之悲壮的立场,将受美洲自由人民之完全援助”,四则曰“吾人必须以军械供应英苏中三国,尤必须于今日为之”。然则罗总统认为中国之抵抗日本,亦即抵抗远东之希特勒主义,而为美国所必须以全力援助其完全获得胜利者,更属彰彰明甚。
因为罗总统演说中所表示的美国立场是如此坚定,我们更不能不要求美国目前继续对日本开放谈判门户的矛盾状态不应再令其存在。
美国的“反日行动”
(1941年11月10日)
当日本正在“尽最后一分钟努力”,以期对美“达到谅解”时,美国却毫不假以颜色,这无怪东京各报在政府授意改取缓和语调后,昨天又再度向美发动激烈的总攻击了。综合各报所认为美国反日的行动,计有(一)以军火接济泰国,(二)“唆使”巴拿马驱逐日侨,(三)下令撤退在华陆战队三事,此外如对华援助及包围日本等,则系弹之已久的老调,姑置不论。
关于以军火接济泰国,据说美国业已以各式军用飞机“不下数十架”交与泰国,此事是否确实非吾人所知,但即使有之,也并不比“日越联防”更为严重。
关于巴拿马驱逐日侨,《国民新闻》斥为“种族之歧视行为”,《朝日新闻》称为“违反人道,国际历史上绝对空前之暴行”,大概希特勒的排犹运动,亦将自愧勿如吧?然而这是一个“种族的歧视”吗?巴拿马运河是美国也是整个美洲防务的生命线,当然不能容忍轴心的伙伴在那儿暗中进行破坏的阴谋。美国并不以“有色人种劣等民族”视日本,而是把它和“人类中最优秀的种族”亚里安人一视同仁,日本正该以此引为自荣。
关于下令撤退在华驻军,我们不须多置批评,华盛顿日方人士曾经指出日方最近曾提出召回美国驻华海军陆战队的要求,“作为改善关系之一种姿态”,现在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却反而胆怯心虚起来,这又怪得了谁呢?
美国的备战决心
(1941年11月11日)
若干时间以前,美国孤立派领袖惠勒曾表示罗斯福总统下令冻结日本资金及禁运油类至日,是他对罗总统政策完全赞成的第一次。美国民意测验的结果,主张严厉制裁日本者,常占压倒的多数。最近有一位议员表示,国会在保持美国远东地位一点上,其坚决甚于制裁希特勒。美国对日的一般观感如此,则史蒂林将军前日所谓“美国各派人士均已主张对日开战”,无宁是一个必然的结论。
美日是否开战这一个问题,目前不在美国而在日本。美国已经明示她的立场一寸一分不能更动,日本尚在希望讨价还价,但这种努力显然是白费的。不过来栖既已动身,为了不虚此行起见,与其空费唇舌于无益的折冲里,不如多多接触一下美国朝野的意见,看看人家对于战争的确具决心,究竟和自己国内色厉内荏的情形有何不同,那倒也许可以回去对本国政府贡献一点有意的意见。
罗斯福总统的“六项程序”
(1941年11月12日)
国际社传来伦敦的消息,说是罗斯福总统已准备向来栖提出六项程序,就所传内容而观,颇足代表美国的一贯坚强的立场,也许不致毫无根据。
把这六项程序和日本《广知时报》的七项程序对照看起来,便可以对来栖此行的成就作一个确切的判断。针对着日方所要求的停止援华及促成中日“和平”,美国的答复是“不愿为美日和平而牺牲中国”,是“不准备减少对中苏之军事上援助”;针对着日方所要求的承认“共荣圈”及日在西太平洋之领导地位,美国的答复是“荷印马来亚新加坡应由原主人所有”,若日本进攻上述各地,“美舰队准备有所行动”;至于美国对日作经济上之让步,可以办到,但必须日本“保证终止在太平洋上之一切军事侵略”,并须“放弃在远东作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