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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朱生豪小言集-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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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述净化,文字精练,形象凸显,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六是把富有哲理色彩的题材编织在引人入胜的文学载体里。如1941年4月26日电:“英军昨晚十时退出雅典,人民夹道欢呼,谓‘不久可与君等再会’”。作者根据这一电讯,用诗歌的形式热情歌颂了英勇的希腊人民不可侮的精神,歌颂他们即将为了保卫民主自由而流血斗争,决不臣服,直到“用热血洗净被践踏的祖国的耻辱”。全诗16行,分四段: 
  黑云堆压在雅典城上, 
  侵略者的炮火震撼大地; 
  悲愤的紧张充满着雅典人的心, 
  但他们有的是永不消灭的勇气。 
  爱自由的希腊永不会沉沦, 
  他们抵抗,他们失败,但决不臣服; 
  有一天,不远的一天,他们将用热血 
  洗净被践踏的祖国的耻辱。 
  “再会吧,英国的友人! 
  到处都是保卫民主的广大战场; 
  我们不用哀泣,我们用欢笑 
  送你们在星月里赶上前方。” 
  也许在明天,也许在下一点钟, 
  这美好的古城将套上锁链; 
  但这是一个永不失去勇气的民族, 
  他们说,“同志,我们不久将再相见!” 
  歌颂希腊人民的决不屈服,实质上是在歌颂我们处身于“孤岛”的上海人民敢于与日伪斗争到底直到胜利的英雄气概。作者把异国的题材,完美地编织在四四组合二四押韵琅琅上口的“诗歌”这一文学载体里,令人读来既悲愤又感奋,既鼓舞了斗志,又树立起抗战必胜的信念。 
  以上六个方面,构成了朱生豪撰写“小言”的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的特色。总起来说,从标题、取材、情绪舒展、措词运典、多种文学载体的熟练运用、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结合,直到他那能够在任何复杂的语言环境里驾驭自如的洗练文笔,在在都足以证明他不仅有新文学的高超素养,而且还有古典文学的深厚造诣。特别是在处理一些特殊题材方面,他善于运用新文学的外壳和古典文学的表述。如1940年12月7日的《失败三部曲》: 
  第一部:外交攻势 
  附骥尾结欢德意 捋虎须触怒美英 
  建川联苏难圆好梦 野村使美莫展良筹 
  第二部:政治攻势 
  诱和平难摇汉志 议调整承认家奴 
  华盛顿重贷新借款 莫斯科不变旧方针 
  第三部:军事攻势 
  盘踞经年师退镇南隘 死伤累万血溅大洪山 
  疾风吹落叶不知明日 枯鳖守敝瓮且看来年 
  这种套在新颖的“三部曲”框子里的楹联式工整对仗,读来象在看章回小说的引题,令人趣味盎然,但仔细辨识,却完全取材于现实时政。作者从外交、政治和军事三个方面,数落日寇已至穷途末路,抗日战争的胜利,指日可待。 
  在与日伪的短兵相接中,朱生豪的辩驳和剖析能力十分犀利尖刻,有些讽刺的词语,往往使敌人看来哭笑不得,无法招架。比如1941年7月9日的《正义永垂宇宙》一篇,是驳斥日方《新申报》的一篇“妙文”的。如果正面指出这篇“妙文”的论点,那又未免太抬举了它的身份,因此作者用卑视的口吻,一开始就说:“我们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会提起兴致来翻阅日方的《新申报》,因此一定有不少天地间妙文被埋没了。而应该属于此种被埋没的妙文之列的,昨天该报及其日文版《大陆新报》关于本报的记载,无疑地亦为其中之一。”在引出敌人的论点予以批驳之前,这无异是首先给对方劈头盖脸地浇了一盆冷水。而对于这类“妙文”,作者还在文末说:“在艰苦抗建(战)期中的中国人民,固然绝无阅读此类报纸的心情,但抗建成功以后,大家松了一口气,如果需要一点消遣的话,那么他们一定会以欣赏戏台上白鼻子小花脸的心理,欣赏该《新申报》的种种妙文。”形象而尖刻的嘲讽,简直叫人拍案叫绝。 
  应该指出:在日本侵略者不断升级的压迫下,租界当局对报刊文字的干预也日益严厉。“抗战”二字不能用,被迫改用“抗建”;“伪”字不能用,只得用“魏”字;“傀儡”不能用,就用“宝贝”来代替。1940年9月15日租界当局明令通知:不准在报上出现“伪、魏、宝贝、傀儡”等字样,于是不得不起用“僭”字,如把“汪伪”称为“僭方”、把“伪组织”称为“僭组织”。1940年8月起,租界当局还派员驻社检查。虽然在文字表述上越来越受到局限和束缚,但是运笔自如的朱生豪,却完全摆脱了这种干扰,把“小言”越写越活,越写越多越脍炙人口,写出了与众不同的鲜明特色和嫉恶如仇的精神风貌。 
  从1939年10月11日撰写第一篇“小言”,到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日军冲进租界,封闭报社为止,除了因几次勒令停刊中止撰写外,朱生豪总共写了“小言”767天,1141篇,39万6千余字。把这些“小言”顺序编刊,可以看出我国抗日战争前期的某些战役的战况、在中国人民视角下的当时国际形势、以及沦为“孤岛”的上海人民与日伪搏斗的英雄气概。朱生豪从一些侧面,为驰骋在敌后第一线抗日反汪的“孤岛”新闻工作者谱写了一曲壮丽的颂歌。 
  二 
  我和朱生豪是在1939年秋冬之交,同时进入中美日报社工作的。 
  1939年8月,《中美日报》的教育版发表了一篇《上海教育界总清算》的文章,把当时在“孤岛”内投敌的一批落水学校及其负责人名单,毫不隐晦地揭露出来。这使汪伪大为震惊,怒不可遏。他们通过日本侵略者,压迫租界当局,以“鼓励恐怖行为”为罪名,勒令该报停刊一星期,以儆效尤。中美日报社社长吴任沧便利用“停刊”这一喘息的时机,调整和充实编辑力量。他聘请了世界书局编译所所长詹文浒代替查修任总编辑;原为交通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查修,调离总编职务,改任《中美周刊》主编。另请复旦大学推荐几名新闻系应届毕业生,担任国内、国际和本市版的新闻编辑。我就是和另外两位同学,经复旦大学推荐,进入中美日报社工作的。为了麻痹敌人,保存自己,詹文浒把我的名字改为“徐文韦”,把朱生豪的名字改为“朱文森”。朱生豪是在詹文浒上任时一起来到编辑部的。 
  《中美日报》是挂着洋商招牌的C C系(陈果夫、陈立夫)的报纸。1937年11月,国军西撤,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沦为“孤岛”后,日本侵略者逐渐向租界渗透,强占了国民党中宣部设在租界的上海新闻检查所,并在12月13日发出通知,指令在租界出版的各报报社,从14日起,必须将稿件的铅排“小样”送审,否则不准刊载。当时,有30多家报刊相继停业,有4家通讯社自动关闭,接受新闻检查的仅《时报》、《新闻报》、《大晚报》等几家。 
  不久,为了抵制新闻检查,一批爱国报人想方设法,利用租界这个特殊环境,用高薪延聘英美等国外籍人员,担任发行人,领取开业执照,创办洋商报纸,以达到掩护抗日宣传的目的。于是《华美晨报》、《大美报》、《每日译报》、《文汇报》、《国际夜报》、《导报》、《通报》、《大英夜报》、《循环报》等相继问世。《新闻报》也改由英商发行,不再送审。《申报》挂了美商招牌,在1938年10月从汉口迁回上海出版。同年11月1日,聘请美籍商人施高德为发行人的《中美日报》,也在上海创刊。 
  《中美日报》的创办人吴任沧,是国民党陈果夫的亲信吴泽沧的胞弟。吴任沧早年出国留学,费用由国民党党部资助,就是因为凭借了这种关系。上海沦为“孤岛”时,吴任沧任江苏省农民银行上海分行经理。1939年夏,国民党中央派遣中组部副部长吴开先来上海,成立“统一委员会”,统一领导国民党在上海的地下工作,并设立“中宣部驻沪宣传专员”,由已经在上海创办了大型日报《中美日报》的吴任沧兼任。因此《中美日报》事实上是国民党宣传口在“孤岛”出版的一份直属报纸。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虽然表面联合,共同抗日,实际上却是用围堵挤压乃至暗中击灭的手段来对付。这使《中美日报》成为一张公开抗日、暗中反共的报纸。 
  我和朱生豪都是20多岁的青年(我23岁,他27岁),无党无派,思想单纯,不知道《中美日报》的背景,只知道抗日反汪,要为已经沦为“孤岛”的上海人民伸张民族正气。在进入报社以后的具体工作中,才慢慢体会到:国民党对共产党表面上说的是合作的一套,心底里却看作洪水猛兽一般。这在我主编副刊《堡垒》时,因为编发了中共地下党员锡金等的文章,而以“共党嫌疑”的罪名将我撤职一事上,看得特别清楚。当时朱生豪对我非常同情,说了很多安慰我的话,还说到他写“小言”时的遭遇不得不写了很多违心的话。 
  朱生豪在《中美日报》社的职务,始终没有明确宣布。在总编室门外的一张双人写字台上工作,经常接受总编詹文浒交给他审阅的文稿。只见他在文稿上埋头认真阅读,有时用红笔修改,然后送进总编室。出来时又带了第二篇文稿,继续埋头审阅,推敲修改。他不是社论委员,不写社论。我估计他是在帮助詹文浒审改社论一类的文章。后来又增加任务,安排他写“小言”。因为他沉默寡言,一直埋头工作,与编辑部其他同事虽共处一室,却很少交谈。从工作现象看,他似乎是詹文浒的秘书,做着“总编助理”一类的工作。过去,他的夫人宋清如在信中问我时,我回想到他经常向国内版编辑鲍维翰查看电讯稿的事,凭我个人推测,他的工作可能是国内新闻版编辑。此后我看到袁义勤写的一份史料,在《中美日报》编辑部名单中没有他的名字,又联系到他与詹文浒的特殊关系,这才使我肯定:他是实际上做了没有名义的詹文浒秘书或“总编助理”的工作。 
  朱生豪和詹文浒是世界书局的同事。三十年代初,詹是嘉兴秀州中学英文教员,经杭州之江大学教务长黄式金的推荐,来到上海世界书局,负责一部具有求解、作文、文法、辨义四大功能的《英汉四用辞典》主编。1933年7月,由于胡山源的邀请,在之江大学刚刚毕业的朱生豪,也到世界书局任英文编辑,参加《英汉四用辞典》的编篡工作,并兼任《世界少年文库》的编译。在多年的合作共事中,詹非常赏识朱生豪的中英文造诣以及酷爱新旧诗歌的创作,因此在他升任书局编译所所长后,建议朱生豪翻译莎士比亚的全部剧本。1935年初,朱生豪终于与世界书局签定了《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出版合同,计件付酬。这就是朱生豪与詹文浒的特殊关系。 
  詹文浒的古典文学造诣不深,中文写作一般,在他接任《中美日报》总编职务时,当然会想到朱生豪的一支“笔”,可以作为他在主持报社舆论建设方面的得力助手。因此朱生豪在报社的职务,实际上是詹文浒的秘书。 
  我进《中美日报》社,初任本市新闻版编辑。从1940年2月起,改任《堡垒》副刊主编。这是因为詹文浒从他光华大学的同事姚璋教授那里,知道我在1937年曾经主编过《作品》半月刊,并且看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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