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生豪小言集-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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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戳即破的谣言
（1940年5月1日）
日方同盟社的惯技之一，就是造作“国共摩擦”，或是苏联赤化中国之类的无稽谣言。他们的目的很显然：一方面向世人宣传中国确有“赤化”的危险，而日本的侵略中国，不但是“救中国脱离赤祸”，而且在防止“赤化势力”蔓延东亚大陆这一点上，更为西方列强代尽了警犬的责任；同时另一方面以为这样可以拆散中国的抗战联合阵线，更使中国人民对于友邦苏联的援助，怀疑其别有目的。
然而因为造作这类谣言者，一向早已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失去信用，故其不能发生任何效力，殆无可疑。最近同盟社大放其“苏联向国府警告关于处置共产党问题所将引起的后果”之类的空气，现在已经苏联官方授权塔斯社，声明该项消息，每一字均为捏造，完全为卑鄙龌龊的挑拨性报道。不知道造谣者在听见了这种严正的当面指斥后，将何地自容？虽然羞恶之心，我们早已不望之于他们了。
日本对荷印的关切
（1940年5月17日）
某新闻记者问日本海军省发言人：“英美法三国既已保证愿维持荷属东印度之现状，日本何以对之表示甚大之关切？”我们虽然不希望该发言人能说出甚么正大堂皇的理由来，可是至少“歪理”也应该讲出一些来。失望得很，该发言人却答非所问地说甚么“日本唯一之关切，即为此项保证是否将忠实信守耳”。以一个素来不知国际信义为何物的国家中的发言人，居然怀疑起别人的“是否忠实信守”来，这真是绝妙的自我讽刺！
我们很愿意再问下去，“假如英国军队真的到荷属东印度登陆，日本有什么理由需要如此‘关切’？”荷兰已经不是中立国了，英国如以协约国的身份代负保护其属地之责，只要主人不反对，何劳不相干的邻人多管闲事？荷属东印度唯一感受的威胁来自日本，我们相信如果日本是一个真正能尊重他人主权独立的国家，则任何方面对于这一方面都可以无所用其“关切”。可惜日本的野心别人看得太清楚了，过去他因为对中国太“关切”了，以至于酿成这一场空前的东亚惨祸；前事可师，荷兰当局及太平洋上各有关国家听到了日本对荷印如此“关切”，能不毛发森然吗？
租界内持械犯罪行为
（1940年5月22日）
近来租界内各种袭击抢劫绑架等犯罪行为，又日见增多，本月十日发生于江海关的劫案，更创租界内犯罪行为的惊人记录。工部局对于此类罪行，曾在局董事会例会时，提出通盘讨论，并向领事团呈报，据闻拟将汪兆铭的“和平救国军干部”，驱出沪西“歹土”。我们认为这是维持公共治安的最有效措施。我们试把近来发生的各种持械犯罪行为，加以综合观察，几乎没有一件不与沪西“歹土”有关，或案件发生在“歹土”，或由“歹土”暴徒出动至租界施扰，或把被绑人员架至“歹土”藏匿。即如江海关的那次劫案，据伤盗吴桂臣供认，亦发动于“歹土”。又如二月廿九日英兵在“歹土”所抄获枪械，，其中多支曾犯罪案至十一起之多。这种种都证明了汪部暴徒对于租界治安所加的危害，租界倘不把这批暴徒，根本从租界或越界筑路区驱逐出去，一切治安，都无从说起。这次工部局下了决心，要把这批暴徒，根本解决，倘能彻底办到，此后租界的治安，或可稍复常态了。
日本已入墓库运
（1940年5月24日）
“日本必须从速结束中国事件，而在欧战中占定切实地位，否则世界事务最后解决时，日本似将如一吸其拇指之小孩，为人所弃，而无发言之权”，这是东京《朝日新闻》警告日本全国的言论，也是日本全国目前最阢陧不安的一点。他们要是不泥足深陷在中国，这次欧战扩大，自然是他们趁火打劫的最好机会，无论是德国或英法，谁不愿意拉拢他们，即他们所认为扩张帝国势力所必需的南进政策，亦可肆无忌惮，充分发挥；至于乘此机会，赶紧生产，攫取国际贸易市场，尤属其次。然而现在呢？正如台湾总督小林大将所供认的：“台湾所处地位，自中国事件爆发以来，业已发生重大变化；缘台湾实乃日本南进核心……实有予以开发之必要，唯此际日本受中国抗战之牵制，尚无此余力”。台湾所处的困境正是日本全国所处的困境。他们明知汪精卫不能替他们解决困难，但仍渴望闲荡在宁的阿部，从速与之正式谈判，其无聊与一无办法的状态，更充分表示了出来。上次大战的结果，日本投机得巧，一跤跌入一等强国的青云里，这次形势转变，眼见它将从青云上面，跌了下来，沉入西太平洋的深底了。
辟欧洲和谣
（1940年6月15日）
随着巴黎陷落的消息而来的，自然是德国和平攻势的大好机会，我们只要观察所有关于和平的消息，几乎全由德国海通社供给一点，就可知道德国对于和平的期望。不过我们相信德国的这种期望，此时决难实现。法国虽失去首都，但并没有失去战斗力与作战勇气。即就法国全国的土地来说，法国现在陷入德军手中的，仅占全面积的八分之一而已。英法于战争刚开始时，知道自己的准备，不及德国，欲战胜德国，必须利用时间的因素，用两国的全部国力，来和欧洲法西斯集团，拼个你死我活。现在除了英法自己的力量以外，又加上美国所慨然允许的无限资力，正可于持久作战的策略之下，获取一般观察家所公认为势的必然的最后胜利。法国人是世界最爱信义与最有毅力的民族，决不肯因为一时的失利，遽而罢休，对己失去胜利机会，对人冒上“出卖友军”的恶名。我们观察惯了三年来的中日战争，知道一城一池的失守，并不致过分影响战争的全局。最后的胜负，当取决于最后清算的一天。
希墨会晤的今昔
（1940年6月19日）
希特勒以战胜者的姿态，迫法国作城下之盟，其八面威风，我们不难想见。而煞费人思索的，却是墨索里尼在这幕戏剧中，究竟扮演一个什么角色。据说希特勒已经起程赴慕尼黑，准备在那里接见墨索里尼。今日一方面颐指气使，一方面移樽就教，较之本年三月中旬二氏在勃伦纳山隘会晤的时候，希特勒对于墨索里尼那样的巴结，真不可同日而语了。
希特勒有一个时期是十分需要过墨索里尼的，然而那时墨氏却装模作样地宣告中立，等到德国军事节节进展，法国抵抗力已大半失去之后，才急匆匆地宣布参战。这种乘机渔利的手段，也许是所谓“投机好手”的墨索里尼所优为，然而不大方得太令人齿冷了。当然希特勒对于他这样“锦上添花”，不至于怎样感激的吧？
然而尤其可怜的该是东方侵略国家的轴心论者，他们不能抓住机会，分沾残沥，被冷落的悲哀，亦殊难乎为情矣。
斥“自由市”的建议
（1940年6月20日）
因欧战一面倒的形势而造成的国际最近变化，对于上海租界内的人心不用说引起了颇为不安的感觉。野心者见此机会，自不免跃跃思逞，再加上一部分有意捣乱市面者的无中生有，和杞人忧天者的疑鬼疑神，于是各种谣诼，遂得到了一个滋生茁长的机会。而其中最荒谬的，莫过于所谓上海改为自由市之说。
姑不论上海租界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决不会容许若干第三国家擅自变更其法理上的地位，也不论这种类乎梦想的计划，是否切合实际，可能办到。我们先要问一声，将上海改为自由市，目的何在？如果说是因为目前上海租界处于特殊势力的威胁下，地位岌岌可虑，不得不设法“保障此国际都市之安全”，然则改成自由市后，是否就可以去除此种威胁呢？企图攫夺租界者方在虎视耽耽，亟图染指，任何改变租界现状的行动，都适足以给他们一个可资利用的机会，决非智者所愿为。
上海的情形固然是太复杂了，任何方面的一举一动，都与在沪每一国的人民有直接利害关系。我们唯一希望的，是各国侨民，无论是否属于参战国家，都能暂时放弃一切成见，共同维持现状；因为“现状”虽不能令人满意，但现在决不是要求改变的时候，任何轻举妄动，必将引起更大的纠纷与后患。
贡比埃臬森林中的悲喜剧
（1940年6月23日）
前天在贡比埃臬森林中进行的一幕，实在太富于戏剧性了！德国特意选择了一九一八年法德举行谈判的故福煦上将的餐车，作为以休战条件交与法国代表的地点。同样的情势，同样的演员，风景不殊，前尘宛在，所不同者，只是两方异地相处而已。法代表在此种环境下，接受德国所谓“不若上次胜利者之加以侮慢”的“优待”，一种欲哭无泪的心境，实赢得吾人无限之同情。然而撇开这一次战争的功罪不论，德国之有今日这一天，实在不仅是希特勒一人所该吐气扬眉，而是全体德国人民在这几年来刻苦耐劳为国家而牺牲自身享受的这一种精神与毅力的酬报。
贝当上将曾经沉痛指出法国人民自上次胜利后，“求乐之精神超过牺牲之精神，人民所需要者皆大于其所给予者”。这和德国人民的对比是如何明显！我们指出这一点，并不是幸灾与乐祸，认为法国从此将一蹶不振；反之，我们相信法国经此次挫折后，必能本其优秀的民族传统，一反过去享乐的积习，以求恢复其原有的光荣。但我们看到了这种毫不容情的历史的残酷的教训，愈不能不相信“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一句话真是至理名言。尤其是正在从事艰苦抗战中的中国民众，取则不远，从此更该如何惕厉，以求抗战大功之迅速完成，奇耻大辱之早日湔雪。
如此伪报社评
（1940年6月25日）
自从法国停战求和以后，汪伪机关报纸抓住了这个机会，大发谬论，以为人家也在和了，中国为什么还不和呢？是的，屈辱的和约是在贝当魏刚诸人手里签下了，然而他们实逼处此，尚不免备受国内外的责言，但至少他们还不曾在国家正在抗战的时候，躲到敌人的阵营里高谈和平。汪兆铭有资格比并他们吗？
最为奇臭不可遐迩的，莫过于本月二十三日《中华日报》上的那篇所谓“社评”，全然是一篇村妇的泼骂。社评而有此种文章，可谓未之前见。本来此等所谓报纸，本无报格可言，我们殊无庸看重他们而与之斤斤置辩。但果如他们所说中国抗战必败的话，我们倒要反问一句，日本如真有令全中国屈服的本领，何不效法德国，以闪电战略击破华军主力，一举而攻下重庆，把中国政府赶到喜马拉雅山峰，然后让中国军事统帅引咎辞职，由汪兆铭出而主持和议，收拾残局？那时日本固然十足威风，不至于到了三年后的今天，还是想来想去想不出结束事变的办法；汪兆铭也可以名正言顺，不必抹了一个白鼻子，千辛万苦成立了一个不三不四的“宝贝”组织，到后来还是连自己主子都无法加以承认。
豫东伪军反正
（1940年7月2日）
每逢国际局势起变化的时候，手忙脚乱张皇失措的往往只有日本，而中国则始终兀立于惊涛骇浪之中，那么镇静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