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的历史-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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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开始。在曼彻斯特，恩格斯过着一种令人惊讶的双重生活：白天是中产阶级工业家，晚上则成了革命家。他广泛地考察这个城市，探测它的每一个黑暗的角落。他把自己目睹的苦难生动地写进了《1844年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in　1844），这本书引来了人们对工人阶级悲惨境遇的普遍关注。大约就在这时，他开始了与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伟大友谊。他们俩合作完成的《共产党宣言》（The　munist　Manifesto），在1844年出版。恩格斯继续经营着父亲在曼彻斯特的棉纱厂，这份收入支撑着他（和马克思）度过了很多年。　　　　
　　　　在曼彻斯特以煤为燃料、以蒸汽为驱动力的巨大产量的推动下，产业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甚至胜过它在激发资本主义最极端的意识形态反应时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产业资本主义正在大量生产着工业劳动阶级自身——这个阶级的人们在许多方面都已脱离了他们过去珍视的生活，包括生活习惯、社团、家庭的舒适，以及独立，而且，他们如今必须按照机器时代的逻辑来安排作息时间。　　　　
　　　　像大多数工业城镇一样，曼彻斯特成长得非常迅速，而且几乎不注意美学、健康等非工业的事情。整个城市没有为公众苗圃或绿化带留出任何空间，绿色少得可怜，住在拥挤的贫民窟里的人们可以强烈地感觉到这一点。一名医生曾向议会考察团提出，曼彻斯特的公众苗圃和散步甬道太少了，他说：“工人们几乎丧失了呼吸新鲜空气、欣赏自然美景的能力，有了这个缺陷造成的极大障碍，在曼彻斯特若想从疾病中康复，通常是乏味而困难的。”　　　　
　　　　一份19世纪40年代的政府报告指出，曼彻斯特的烟浓度已经“达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并且还在反常地愈演愈烈，可以看到空气中充满肮脏的煤灰颗粒，那无疑是有害于健康的，它们污染着居民们的衣服和家具，攫取花园的美丽和肥沃，破坏着国家的葱茏绿色”。一份1842年的报道则说：“天空仿若一张黑暗的帐篷，笼罩着四野。”


第二部分　全速前进第10节　全速前进（2）

　　　　那段时期，英国的人口大体上是处于增长趋势的，至于原因则至今仍在探讨中，但国家人口统计数字却隐瞒了当时日益增多的贫民窟中的人口状况。1842年，英国政府发表了一份关于工人阶级卫生状况的报告，以期有助于开展英国的公众健康运动，这份报告提到了“一个骇人听闻的事实：在所有曼彻斯特体力劳动阶层出生的孩子中，5岁之前夭折的占57％”。这份报告戏剧性地表明，贫穷和城市环境的种种问题导致了如此高的死亡率。大量幼儿的夭折使得曼彻斯特穷人们的平均寿命只有17岁，而城里的知识人士和贵族们还有指望活到38岁。相反，乡下穷人们虽然工资只是曼彻斯特穷人工资的一半，但他们的平均寿命却是38岁，跟曼彻斯特的富人们差不多；乡下富人们的平均寿命更是达到了52岁。　　　　
　　　　那些侥幸存活下来的人们，也显然是不健康、缺乏活力的。1833年，一位观察家一边回忆前工业时代的棉花工业中那些“强壮而健康”的小伙子们，一边悲叹“近30年来，制造业工人们的个体质量已经严重下降了”——他们皮肤暗淡，双颊深陷，腿形弯曲，足底扁平，脊背佝偻，而且通常都垂头丧气。维多利亚女王在1851年视察曼彻斯特时，虽然对曼彻斯特人有条不紊的行为举止甚是赞许（“没有人乱走，因此看起来秩序井然”），但也不得不发出警告，因为他们都“看起来很不健康，神色痛苦”。城市人群健康状况的下降，很快成为一个关乎国家安全的问题。在1854年爆发的克里米亚战争中，有42％的从城市招募的新兵染上了疾病（来自乡村的新兵只有17％染病），而且这些年轻人还是被当地征兵者精心挑选出来的。　　　　
　　　　人们在小工厂的阴影下染病，甚至在进入工厂做工之前就染上了，在这些阻碍人体发育、导致人体变形的疾病中，有一种叫软骨病。软骨病的高发人群是婴儿和初学走路的孩子，但其他年龄的人也有可能得这种病。严重的软骨病会永久性地腿部弯曲、短小，胸腔和骨盆缩小，脊背佝偻，肌肉无力，免疫能力低下。胸部畸形、肺气肿、肺炎，以及女性骨盆的缩小，这些都给以后生产婴儿带来了极大的危险。　　　　
　　　　软骨病的起因和治疗方法都很不寻常。粗糙的藻类可以通过光合作用，把一部分太阳光转化为一种极为重要的营养物质，维他命D；人类也具有相似的能力。我们也可以从日常饮食中获取维他命D，但即使是在今天，全世界的大部分人都是从日光中获取维他命D，那么在当时，日光无疑是维他命D的主要来源。如果把我们与阳光隔离开来，并且不具备其他的维他命D来源，那么我们就会像长时间待在黑暗中的植物那样，慢慢枯萎。我们的骨头会完全软化、弯曲，最终变得从硬度上来说不再是骨头，而成了软骨。　　　　
　　　　19世纪，工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黑暗时期，在那期间出生的孩子们更容易患软骨病。原因是多方面的：他们普遍营养不良，因为谁也没有时间带他们出去散步，也没有地方可去，而且，或许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曼彻斯特的太阳长期处于烟尘之中，用托尔维克（Tocqueville）的话说，简直就是“一个没有光线的圆盘”。在新兴的工业城市中，软骨病在市区孩子们中间已经掀起了流行之势，以致于软骨病在其他地方被称为“英国病”。在一些邻近地区，医生们说他们见到的每一个孩子都显示出软骨病的征兆。到了1918年，还有一份政府报告声称，英国工业区不下一半的人们患有软骨病，并且称这种病“也许是对一个种族能力的最有效的干扰”。　　　　
　　　　在人们开始用阳光防治软骨病的一个世纪以前，一名医生向议会考察团汇报说，对工厂里夜间工作的孩子们的调查证实，阳光对儿童的成长非常重要。他指出，工业城镇中的人们普遍发育不正常，而墨西哥人和秘鲁人则没有这种情况，因为他们长期暴露在阳光下。然而，安德鲁·尤尔博士却对这件事漠然置之，他在1835年出版了《工业哲学》（Th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一书，为工业体系进行了冗长的辩护。他坚信，单是棉纱厂里那些明亮的煤气灯，就已经能够绰绰有余地满足年轻的“工厂囚犯”们生长发育的需要。　　　　
　　　　当时许多新兴的工业权贵，都像他这样毫不犹疑地相信，社会可以运用技术和煤满足自身需要，而不必求助于自然。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工厂主们剥夺了工人们的白天时间，因为他们不可能相信，从生物学的角度讲，人类骨骼的生长需要阳光。　　　　
　　　　在英国与自然的战场上，至关重要的前沿阵地是它与泥泞的斗争，这斗争已经延续了好几个世纪。我们很难想像前现代社会的人们彼此之间是多么缺乏联系，泥泞迫使他们与邻近的土地和水完全隔离开来。在多雨的英国，雨水把大大小小的道路变得泥泞不堪，人们于是更加孤立。如果英国没有战胜泥泞，那么它决不会实现工业化。　　　　
　　　　在工业革命时代，英国的运输网络已经相对比较完善了。这一方面应归功于英国四通八达的水，另一方面要感谢英国的煤。因为煤是当时最重、最笨的商品，且是英国最主要的船货，所以它迫使人们不断寻求运输的新方式。　　　　
　　　　据记载，在17世纪，“是数量极多的笨重商品使得船和人口大量增加”，而在当时，没有什么商品是比煤更笨重的了。因此，当16世纪后半期和17世纪煤炭贸易增长的时候，英国的海运船只也增加了。在17世纪，英国运输煤的船只就已经比运输其他物品的船只总数还多了。如果没有煤炭贸易的推动，英格兰的海上运输业最终当然也会得到发展，但是伦敦当时已经越来越依赖煤了，因此其海上运输业只能靠煤来推动，而且，这种对煤的依赖也促进了英国的海上投资。有了逐步健全的船只、港口和航行舰队，以及在煤炭贸易中日臻熟练的技巧，英国发现，无论是扩充贸易商品的种类，还是扩展海上贸易的范围，都变得容易多了。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的：“简而言之，煤炭贸易相当于一块磁铁，帮助英国人在海上商业中获取了更多的利润和生财之道。”　　　　
　　　　英国民用舰队的扩充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不仅表现在商业上，而且也表现在军事上。尽管是一个岛国，但英国未必就能称强于海上。亨利八世创立了第一支真正的皇家海军，但它并不强大，而且在困难时期，政府还不得不招募民用的船只。伊丽莎白一世的海军比她父亲的强大，但即便如此，1588年，他们还多亏了许多装备起来的商业船只的帮助，才打败了西班牙舰队。英国的运煤船在国家防卫方面尤其重要；煤炭贸易是培育英国水兵的“主要基地”这种说法，在17世纪已经成为不言自明的事实。虽然以打渔为业的船比煤船更多，但它们却比较小，而且对海军用处不大。那些更坚固、船员更多的煤船，已经成为国家的重要资产，可以在需要的时候迅速组织起来。一旦接到国家的征召令，就没有理由拒绝，那些煤船及其数千名船员于是被强征入伍服役，这样的事在英国历史上发生过好多次。事实上，在战争年代，那些入伍的煤船要求得到额外的薪酬，因为他们是被迫冒着极其巨大的风险为海军服务的。　　　　
　　　　反过来说，海岸的煤炭贸易也是海军变得如此重要的一个原因。伦敦和英国的南部地区已经非常依赖通往北方的这条交通线，但这条线却很脆弱，因为它经常受到海盗和外国势力的攻击。海军常常派遣舰队护卫煤船沿英国海岸线航行。对于国家来说，海岸的煤炭贸易不是一个容易招致攻击的弱点，而主要是一种资产，它被视为英国海军的力量之源，而且它也开始享受这种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的“近乎迷信的崇拜”。17世纪，甚至有人反对在更靠近伦敦的地方寻求内陆煤矿，因为这样会断送珍贵的海岸贸易。　　　　
　　　　在成为海上强国之后很长时间，英国的陆上运输仍然在那臭名昭著的泥地和深潭里行进，不仅艰难而且危险。在17世纪以前，即使是王室出行，也常常选择骑马而不是坐马车，因为马车一不小心就会碾上粪堆。包括煤在内的货物，在经由陆地时，常常由驮马运输。18世纪早期，带轮子的交通工具在一些农村还很少见，因此，当终于有一个煤矿经营者开始使用二轮马车来运煤，这些马车“给可怜的农村人带来了恐怖的冲击”，令许多驮马惊慌失措。马蹄和车轮都糟踏着路面，久而久之，许多道路都变得跟深沟差不多。在18世纪，通往伯明翰的道路，有些地方深达12到14英尺；据说，一辆满载干草的马车走在这样的路上，从路边根本看不到马车的影子。在詹姆斯·瓦特出生的1736年，从他在格拉斯哥附近的家到伦敦，要用三个星期的时间。在这些道路足够干爽、可以通行时，路上的坑洼和车辙也给交通带来了极大的危险，马车和马的重大事故时有发生。　　　　
　　　　面对这种情况，英国做出的一个反应是在没有天然水路的地方开通水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