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林顿的真实生活-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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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舆论认为，在国内经济情况日益好转的形势下，民众中的这种不满情绪已经影响到1994年的中期选举。许多选民表示，他们因为反感克林顿而要在选举中投共和党的票。
10月底，克林顿完成举世瞩目的中东和平之行后回到华府，当时距中期选举还有一周的时间。一到白宫他便发现自己已经被白宫助理安排前往一些关键州为民主党议员进行助选拉票活动。克林顿本人认为目前到下面去不太适宜，但他喜欢竞选活动，是个天生的竞选活动家，所以他违背初衷，同意了助手的安排。克林顿的高级政治策略顾问莫里斯认为，目前太多的选民对他的反感情绪强烈，他到各地助选是错误的，是出力不讨好的事情，他建议克林顿回到中东去，用在国外的外交成功帮助国内的本党同僚。
事实证明莫里斯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11月8日，选举结果揭晓，令克林顿感到异常震惊。当天选举结果显示，共和党已在选举中赢得国会参众两院的多数议员席位，民主党自战后近50年来第一次失去对国会的控制权。从历史上来看，在过去40余年的时间里，执政党在中期选举中平均只失掉1个参议员席位和12个众议员席位。而在整个美国历史上，除了3次例外，执政党在中期选举中也不过平均丢失30个众议院席位和４个参议院席位，而在1994年中期选举中，民主党竟然前所未有地一下子失掉8个参议员席位和52个众议员席位。克林顿亲自前往助选的几个州的国会议员，差不多全部失去了连任的机会。而竞选连任的共和党国会议员与州长，却没有一个人失利。
1994年的国会中期选举，对民主党与克林顿是一次极其沉重的打击，是民主党一次历史性的大失败。克林顿表示他作为民主党领袖和在任总统对选举结果负有责任。
但美国新闻界显然对他的这种表态并不满意。他们已经把镜头聚焦到新的共和党人占多数的国会和有可能成为众议院参议长的纽·金里奇。在中期选举中，金里奇领导共和党内的新生力量进行了一次充满保守色彩的共和党革命，制定了一个崭新的划时代的革命性纲领———与美国的新契约，向美国人民提出了一系列要给美国带来真正变革的承诺。金里奇也在一夜之间成为共和党的英雄，成为在华府一呼百应的中心人物，同时成为新闻界的宠儿。
克林顿与他的高级顾问经过反复深入的讨论，最后总结出失败的3个原因：
首先，他同意高级政治顾问莫里斯的意见。他上任以来，与国会中某些自由派的民主党议员靠得太近。受这部分人影响，他的一些施政措施与政策显得太左太自由。而这与他早先标榜的走中间路线的温和派的新民主党人相去甚远，他没能够把他的党朝新民主党的方向领导。
其次，他也同意，他的政府在社会文化政策方面表现得过于左倾。白宫以白宫新闻传播主任史迪法诺普洛思为首的一批年轻、没有经验的助理急躁冒动，好大喜功，他们经常搞一些自由激进、容易引起争议的社会文化政策，干扰了克林顿的施政目标。戈尔同意政府需要重新关注在政治上至关重要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并且应在商贸和政府改革问题上与共和党求得妥协。他也认为从政治角度来看，在个别问题上使自由派民主党人不快也是必要的。
最后，克林顿认为最重要的是他上任以来脱离了中产阶级，没有照顾他们的利益。特别关键的是，他上任以来，中产阶级的实际收入没有增加反而一直在下降。美国总的经济在增长，但就业者，特别是中产阶级的工资在下降；而同时，他们的工作时间却比过去长。
但是，对于这样一个选举结果，克林顿省悟到，他领导的民主党在国会中期选举中遭受历史性的惨败虽然是一件坏事，但也可能变成一件好事。
第七章 中期选举二、挨骂总统（2）
诺伊施塔特认为1994年的议会选举是1992年总统选举的继续，民众仍在寻求克林顿和戈尔曾许诺将带来但并末兑现的变化。他将此比做1946年共和党在中期选举获胜后，哈里·杜鲁门所面临的形势。但随后，杜鲁门又在1948年总统选举中获胜。除托马斯·杜威和经济繁荣等有利因素而外，最重要的还是他善于将全国民众团结在外交事务等两党共同支持的事业的旗帜之下；他的观点是一位总统如能领导全国民众为共同的事业而奋斗，那么这位总统是不可能在与反对党的斗争中失败的。
对处境困难的总统们来说，1948年时杜鲁门的事例颇具鼓励意义，布什在1992年总统选举中就曾以此激励自己。克林顿是何等聪明之人，他当然也知道在失利之后需要做的就是想方设法使政府回到中间派安全的港湾中。他可以把它当成1996年总统大选的一次预演，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了解掌握选民的心理要求，及时提出新的对策，调整施政目标，为迎接下一个回合更大的挑战作准备。
当阿肯色州选民选举克林顿为全国最年轻的“前州长”时，莫里斯在包括1980年在内的危机时刻一直伴随克林顿左右。正是莫里斯促成克林顿于两年后重新当选州长，并且此后从未再输过一场选举。在莫里斯看来，民意测验不只是当选政府官员兜售其观点、帮助其更有效地统治的一件工具———它本身就意味着统治。他曾称民意测验为“西方世界的最高统治者”。就在莫里斯于国会中期选举后进行民意测验以后，克林顿告诉他，他将在圣诞节发表一次关于为中产阶级减税的重要讲话。12月15日晚，他在电视讲话中提出一个“中产阶级权利法案”。他指出，政府正在大力削减开支，为中产阶级减税创造条件。
但共和党人马上对他的讲话提出严厉的批评，说他在1992年就曾经作出过这样的承诺，但现在已经过去了一年多的时间，他的政府不但没有减税反而还给中产阶级加税。此时他的讲话不过是新瓶装旧酒，不值得信任，相反，金里奇与共和党人正在实践他们的“与美国的新契约”。
事实上，克林顿在上任两年来作出了很大的成就，比如他第一次通过了“反犯罪法案”，日益泛滥的枪支开始得到控制，使改善社会治安状况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同时他还签署了“家庭休假法案”，使所有参加工作的美国人可以因家里有人生病或生孩子而合法休假。但是，媒体对此视而不见，聚光灯全部投射到金里奇领导的一帮共和党头上，也就无怪乎克林顿下台后最恨的人就是政治对手金里奇了。
在莫里斯所提供数字的引导下，政府在一些精心选择的问题上与共和党展开了一系列高姿态的斗争。与此同时，在诸如削减税收、打击犯罪和福利改革等问题上，却逐渐向共和党的立场靠拢。莫里斯还通过电视广告宣传，使人们相信共和党将大规模削减医疗福利支出，这一做法的效果相当惊人。事实上，美国大众传媒，特别是电视，在美国现实生活中具有难以估量的政治作用。
在1995年4月的一次关键性演讲中，克林顿首次表明他打算如何与金里奇作坚决的斗争。他承诺将不采取极端政策，如共和党提出的2000亿美元的减税计划、撤销对进攻性武器的禁令等。同时，他又大肆宣扬自己的减税计划以及福利和政府改革等，试图向共和党先发制人。
初春时节，克林顿已决定在环境问题上向共和党发难。他在马里兰州的哈夫雷·德·格雷斯发表“地球日”演讲时，强烈谴责有关院外活动集团与众议院共和党领袖汤姆·格雷会面并谋求削弱环保法规力度的报道。他承诺将决不签署类似法律。“25年来，美国人民一致反对肮脏的空气、有毒的食物和遭污染的饮用水。”克林顿说道。
在戈尔的坚持和莫里斯的鼓吹下，环境问题终于成为政府与国会共和党人作斗争时所主张的原则之一———即坚持任何预算方案都不能大幅度削减医疗、教育和环境事务支出。
几乎就在莫里斯向克林顿进言，必须尽快筹募资金购买电视广告权，利用电视宣传自己，抨击对手，扭转被动局面，夺取1996年总统大选胜利之先机的时候，白宫办公厅副主任埃克思也认识到在1996年大选来临之际筹募竞选经费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有人说美国总统竞选实际上是一场金钱实力的较量，谁钱多谁就当总统，这是千真万确的。1860年林肯竞选总统时花了10万美元，到1952年民主共和两党竞选共花了1100万美元。为了入主白宫，各党候选人各显神通，千方百计筹集竞选经费。许多候选人因筹不到足够的经费而相继退出。例如，多尔夫人因仅收到数百万美元的捐款而早早宣布退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竞选，连亿万富翁福布斯都不得不承认玩不起这场竞选游戏。
埃克思深知金钱在华府运作中的奥妙。为了帮助克林顿摆脱困境，他适时引见了善于筹募竞选经费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财务主管麦克奥利弗，希望克林顿重用他为其筹款干将。
在1995—1996年，资金问题一直是克林顿及其助手关注的焦点。考虑到民主党所面临的挑战以及科林·鲍威尔尚未宣布的计划等因素，总统授权捐款筹集人麦克奥利弗1995年上半年筹集一笔选举资金，以对付潜在的竞争对手。他们在6月底已筹集了大约900万美元。
莫里斯和思奎尔将其中部分钱用于电视广告，以宣传克林顿在禁止私人拥有进攻性武器问题上的政策，并攻击共和党的政策。
从1960年起，电视成为大选最有影响力的手段。肯尼迪当时私下就承认：“电视改变了潮流”；尼克松在其第5卷回忆录中依然语重心长地说：“要学会使用电视。”……尽管对1960年的电视辩论有种种尖刻的批评，但是美国理论界还是把这一场电视辩论的重要性同“美国独立宣言、人权法案、林肯和道格拉斯的辩论”相提并论；60年代极负盛名的专栏作家李曼普说：“经过这场辩论，以后的总统候选人再也不可能忽视辩论了。”
他们选择打击犯罪问题作为突破口是因为强调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是共和党人的传统主题之一，以共和党人强调的问题来对付他们更有现实意义。
这些电视广告播出后，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莫里斯兴奋地告诉克林顿：“总统先生，这些广告帮助您提升民意支持率达10个百分点。”
后来，莫里斯又要求投入更多的钱做广告，以攻击共和党在医疗福利问题上的恶劣行径。一些助手认为，在距选举还有18个月时就花这么多钱做广告简直是发疯。而且法律规定各党只能筹集3000万美元的竞选资金（此外还可再筹集1500万美元）。但克林顿和戈尔都想及早做准备，并决定通过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筹集莫里斯所需的钱。
1995年下半年，预算之争逐步升温，共和党人把持的国会迟迟不通过克林顿的预算案。克林顿和副总统戈尔与金里奇等国会领袖反复谈判。克林顿和戈尔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了金里奇、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鲍勃·多尔、少数党领袖汤姆·达施勒和众议院少数党领袖迪克·格普哈特。几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