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林顿的真实生活-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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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为牛津第二年的学习生活做任何安排。最后，他和陶尔波特及来自华盛顿州攻读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弗兰克·阿勒租到了一间空房子。
陶尔波特、阿勒和克林顿经常议论战争、服兵役以及被道义所困惑的问题。弗兰克选择了逃避兵役，但他凭良心办事而违反法律拒绝入伍的选择给他的家庭带来了痛苦甚至耻辱，还激起了家乡人民的公愤。比尔的选择同样受到了置疑。尤其到了多年以后他参加竞选总统的时候。
为了排遣心中的烦闷和无奈，他利用牛津的假期游历了奥斯陆和挪威各地，在那里他碰上了理查德·麦克索利，乔治敦大学的耶稣会教授、和平活动家，当时他正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访问各个反战团体。克林顿自愿做了麦克索利神父的陪同，得到允许后他们一起访问了奥斯陆的和平研究院，并与一部分美国拒服兵役者交谈，还与挪威的和平团体和大学生有过接触。“这是了解一个国家的最好方式”，麦克索利记得离开挪威时克林顿说过这样的话。11月16日，参加了伦敦格罗夫纳广场美国大使馆前有500名英美人士组成的示威活动的第二天，麦克索利又碰上了克林顿，这次是英国各教派集体进行的和平祈祷活动。“比尔·克林顿……走上前来欢迎我”，麦克索利神父写道，“他是活动的组织者之一。”
10年后，有人对他的“反战”活动有所怀疑，克林顿对《阿肯色新闻报》说他只是“观察”了伦敦和其他地方的抗议活动。不管他给麦克索利神父的印象如何或阿肯色的报上怎么说，他所起的作用是含糊不清的，和其他人一样，他也参与过“演讲会”之类的活动，他帮助延付委员会组织了伦敦10月15日和11月15日的两次活动，还成为伦敦美国学生召集特别集会的发言者之一。但他是在小小翼翼地调和矛盾。就在他伦敦发言的前一天，英国的反战团体也要在同一地点举行要求美国从印支撤兵的活动。
“他们的那些活动可算是对当局的一种温和的反抗”，亚历山大·斯坦利在追记牛津岁月时写道。“他不属于那种极端狂暴的组织者”，同是罗兹学者的克里斯托弗·基，他后来的支持者之一说。“简·方达去河内还不是一样，没有人说那是对国家的不忠。”在有些人眼中，克林顿和他的意气相投者是自私自利的、按自己的好恶来反对战争。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这个临时家庭的人员构成都是很有趣的。陶尔波特是俄亥俄州富有的投资银行家和重要的共和党人士的儿子，他之所以能不服兵役“多亏了他家乡的征兵局收到克利夫兰一位整形外科专家的信”，陶尔波特一直在耶鲁研修俄语，在牛津他正参与一件他渴望已久的事，为《时代》杂志翻译由中央情报局走私进来的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回忆录，此书的出版是出版界的一件大事，不知不觉中影响了冷战双方的力量对比，更使年轻的陶尔波特本人作为《时代》的记者赢得了巨大的声誉。
第三章 大学生活二、留学牛津（4）
更值得一提的是弗兰克·阿勒，与财团显贵没有任何联系，他有的是更深刻的东西，他是“那种你愿意与他共进晚餐的人”，朋友戴维·爱德华兹说，他也是“为我们大家付出代价的人”。他既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古典主义钢琴家也是一位严肃的学者，精通中文。他身上还有许多优点———文雅、和善、彬彬有礼。像一位作家形容他的，一个“保守的肯尼迪民主党人”。“我们都属于伴着约翰·韦恩的影片长大的一代”，克林顿说，但阿勒还得加上一条，那就是表现出“适度的道德责任感”，弗兰克和比尔是很亲密的———很多人都认为他们是亲密的朋友———关于越南问题这样的话题他们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
但阿勒显然不愿意采取克林顿同样的方式对待兵役问题。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就职典礼那一天，他向斯波坎征兵局发出一封3页长的信，直言不讳地说，“我不能问心无愧地加入美国武装部队。。。。。。我还相信终有一天与此事有关的人们都不再盲从。”在信中他可能还提到克林顿本人与他在事业与道义之间两难选择截然不同的情况。阿勒最终因为拒绝服兵役而留在了美国，他后来又回到了斯波坎，但其内心深处关于越战和为国尽义务的矛盾给他的压力也越来越大，简直不能自拔，后来他自杀了。比尔和陶尔波特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后，只好相互安慰，共同回忆弗兰克的善良和仁爱。
使阿勒和陶尔波特同屋其他人相区别的正是一种无所畏惧的勇气而不是眼光。他在家乡没有任何政治影响力，也用不着找什么宗教或其他理由，因为他并不反对所有战争，只是反对这场战争。“最后”，他总结道，“我别无选择。”在他发信的那一天，克林顿和因身体不合格而免役的罗伯特·赖克一起为阿勒举行晚会。他的选择让每个人都觉得很矛盾。包括阿勒、克林顿在内的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越南战争是一次错误的战争，但没有人有他那样的勇气，包括比尔·克林顿。
阿勒的行动对他同宿舍的人以及整个圈内的人的种种权宜之计、他们的道德观和责任感都是一种反衬。“他们中决无肯冒失去前途之险去抵制什么的人”，亚历山大·斯坦利一言以蔽之。“别人也许会利用弗兰克去抵制什么，但前提是自己没事。比尔如果抵制什么的话一定会反复掂量，左右权衡。他比别人要更多地考虑后果”，一位认识他们的女士说。“弗兰克才是对抵制战争确实做了些事情的惟一一位罗兹学者———他是在拿自己冒险”，同事戴维·萨特多年后对记者说。
有一段时间里，克林顿以为自己对战争的反对态度———尽管是那么小心谨慎的，但他在征兵问题上耍的花招还是与弗兰克·阿勒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会毁了他的政治前途。作为一条退路，1992年他对加里·威尔斯说，他曾“认真考虑过”做一名记者。“至少我能对时代发生的大事进行评论”，他说。但这大可不必。
10月间，克林顿给刚与母亲结婚的第二位继父德维尔挂个长途电话，请他通知当地征兵局把他的名字重新登记在征兵名单上，他希望恢复1…A级状态，以便接受1969年12月1日开始实行的选征制的挑选。征兵局在10月30日正式将他重新列入1…A组；在这期间，他并没有与费耶特维尔的霍姆斯上校联系过。到目前为止，霍姆斯和预备役军团仍以为比尔·克林顿这位罗兹学者还是要进阿肯色法学院服预备役的。就是在征兵局他也不是没有选择余地的。虽然参加抽签，他也可能抽到后签，即使抽上，他还可以转而履行他对霍姆斯的承诺，不管有没有10月的1…A期限，他都享有预备役的缓征待遇，即使在实行新的兵役制度的情况下仍然有效。如果真抽到前签面临入伍的那一刻他可以做出最后决定…—尽快通知霍姆斯。这就是比尔·克林顿的双赢策略，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他无法像阿勒那样勇敢无畏，他需要考虑的事情太多了。
整个11月是紧张的倒记时。良心的不安明显减少甚至消失。陶尔波特还记得1969年感恩节期间克林顿和阿勒焦虑不安心事重重的样子，两个朋友在厨房里给待烤的火鸡涂香料油，一只要涂三四个小时，因为那些关于爱国主义、公民责任和战争的话题总也说不完。
尼克松政府根据出生日期制定的征兵抽签规则最终给比尔带来了他所向往的结果：12月11日，阿肯色温泉城的威廉·杰弗逊·克林顿生日那天，在选征制抽签中抽了个第311号，排得非常靠后，后到可能永远不会被征入伍。
12月中旬，服兵役的威胁消失之后，克林顿欢天喜地地给耶鲁法学院发出一封下学期的申请信，希望第二年秋季能获得奖学金进入耶鲁法学院读研究生学位。随后，几易其稿后，他给费耶特维尔的尤金·霍姆斯———阿肯色大学预备役军官训练团的负责人发出一封解释信，对“使我免于服役”向他表示感谢，并说明许多优秀的人尽管不愿服兵役去越南但仍深爱着自己的国家。12月4日，弗兰克·阿勒因逃避兵役受到斯波坎联邦大陪审团的起诉。在室友们的记忆里，阿勒勇敢地承受了这个消息，但莱克福德路没有再举办晚会。
很多朋友都注意到了，比尔·克林顿以及和他情况相同的人都没少给自己家乡的征兵局和政府官员写信。有的还是写给远在他乡但又对当地政坛很有影响的人物，事情的成败要看他们是否认真努力给办。“像这样的信往往都是经过仔细推敲用心写就的，比他们在牛津做的任何事都认真”，一个见证人说。“如果细加观察，会发现这些信写得很真诚，有些还是愤世嫉俗的”，另一位读到过这类信件的人说。那些将来肯定要走上仕途或经营之道的人———对他们来说，冒失和不守规矩是不受鼓励的———对征兵问题所发的议论，不管是工于心计还是想出风头，多少流露出一些他们的真实想法。“说到底”，戴维·爱德华兹说，“那算是我们第一次对是非的判断。”克林顿致尤金·霍姆斯的信正是这种情况———字里行间，有时非常明显地暴露出他的为人以及今后将会成为怎样一种政治家。
他自豪地向费耶特维尔的霍姆斯提及，他曾为富布赖特参议员工作过。但有一点他在那年夏天去上校家登门拜访时没有说过，“我做那些工作是为了取得经验和钱，但也是为了能有机会，虽然不多，为抵制那场我所反对的战争做一点事，我有一种自责，因为我强烈地感到我是由于美国的种族主义歧视而获缓征的”，他对霍姆斯说，“我并没有把这当儿戏，而是认真考虑才有那种感觉的，当时并不是有很多人像我那样了解越南的情况。”和欧美包括亚洲的越南问题专家比起来，他说这话无疑是不知天高地厚。
第三章 大学生活二、留学牛津（5）
霍姆斯撤销了克林顿预备役的录用程序。他没有及时给这个远在英国的阿肯色年轻人回信，但他在多年后还能根据记忆对新闻界谈他当时的感受。“比尔·克林顿能够操纵他本人并未参与其中的事情”，这位退休的上校对记者说。“从道理上讲他应该加入预备役军团。他做出了保证然后又食言。”
1992年9月，年老多病的尤金·霍姆斯，虽然在总统竞选中是个无足轻重的人，但他显然是不投比尔·克林顿的票的，经过宣誓作证对此事做了“最后的说明”，他描述了两人在费耶特维尔2个小时的谈话内容以及作为预备役下属单位和温泉城征兵局所受的“压力”，指出克林顿“有意欺骗我，以加入预备役为幌子……骗取军方信任……既掩饰他在海外进行的反军方行为，同时也拿虚假的从军意图大做文章。”
毋庸否认，在牛津大学留学期间，克林顿在服兵役问题上进退维谷，深受困扰。克林顿的朋友说，一方面，他认为一个青年应该热爱自己的国家，随时听从召唤，为它服务；另一方面，他又反对当时政府的侵越战争政策，不愿意被征兵去越南打仗，杀害无辜的越南人民，更不愿为自己所反对的这场战争去送死。而且在当时，这场战争被认为是“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