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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真话能走多远-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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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先生在一九二九年写了一首诗,送给北大历史系的学生,诗曰:“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说学习中国史却要到日本去学。后来,陈先生寄望于北大历史系学生,希望他们一洗这一耻辱,这当然是爱国主义的表现。我看在这里爱国主义也有两种解释,一种是爱我的国家,一般的;一种是高层次的,爱我们的文化,陈先生此诗,包含高、低两层次的含义。
  陈先生之所以在晚年费那么大的力量,克服那么大的困难来写《柳如是别传》,绝对不是为了考证而考证,从陈先生的考证,我们可以学习很多东西。陈先生真正的感情、真正的对中国文化的感情,都在里面。
  解放以后,陈先生也写了不少的诗,外面有很多传说。陈先生在诗中是否对现实都满意呢?我认为这不可能,我甚至可以这么说,任何时代的政治也不能为当时的人百分之百地完全接受,我想将来也不会。陈先生的诗十分难懂,周一良先生讲过几次,的确是非常难懂,有些话不能直说,婉转地说,用典,所用的典也很冷僻,很难查。陈先生诗中表现的感情,我觉得并不奇怪,若在五十年代,我还不能这样讲,经过了四十五年,陈先生的想法未必不正确。他忧国忧民,才如此作想。他若对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文化根本毫不在意,他就绝对不会写这样的诗。歌颂我们的国家是爱国,对我们的国家不满也是爱国,这是我的看法。若陈先生是真的不爱国的话,他就根本不会做学问、写诗。这正如当时某些上海人所说的“国事管他娘,打打麻将”。对国家漠不关心,才会这样。而陈先生的关心,就是爱国的表现,不管这个国正确不正确。
  中山大学多次召开纪念陈寅恪先生的学术讨论会,我觉得非常英明,这为我们活着的人和下一代的人树立了一个爱国主义的榜样,应该得到最高赞扬。
  羡林按:我这一篇发言,既无讲稿,连提纲也没有。中大历史系的同志们,根据录音,整理成这个样子,实在不容易,应当向他们致谢。我看了一遍,只做了极小的改动。原来的口气都保留了。
  恐怖主义与野蛮
  现在世界上反恐怖主义之声洋洋乎盈耳矣。我首先声明,我是坚决反对恐怖主义的,恐怖主义总是与野蛮相联系的。
  但是,我总觉得,这里面似乎有点问题。反恐怖主义活动应该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事实上,它却变成了一场闹剧,或者一出滑稽剧。因为,什么叫“恐怖主义”?谁是恐怖主义分子?大家的理解并不一致,其中有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意见。有的人不肯说,有的人不敢说。我想,虽然世界上绝大多数政府都宣称反恐怖主义;但是,并不是没有潜台词的。
  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对于什么是恐怖主义,有一半人是有一致的看法的。劫持飞机,用人体做肉弹轰炸别国的摩天大楼,死伤数千人,这是不折不扣的恐怖主义,对此恐怕是没有异议的。可是右手持大棒,左手托原子弹,驻军全球,随意指责别的国家为“邪恶轴心”,随意派遣军队侵入别的国家,杀人当然不在话下,而自己还义形于道,恬不知耻。难道这不也是恐怖主义,而且比恐怖主义更恐怖的超恐怖主义吗?是谁给你们的这种权力?难道就是你们的上帝吗?世界上的政府和人民,并不是每一个都失掉了理智,他们能够明辨是非。
  我必须在这里浓笔重彩地补上几句。这个国家的人民,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一样,也是有理智的,也是希望自己能过好日子也希望别人能过好日子的。
  至于恐怖主义与野蛮的联系,那也是非常明显的,很容易理解的。拿活人当肉弹冲击别国的大厦,这不是野蛮又是什么呢?手托原子弹讹诈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随意践踏别的国家,视人民如群蚁,我认为,这不但是野蛮,而且是比前一个野蛮更为野蛮的野蛮。
  但是,我认为,野蛮是有区别的。我杜撰了两个词儿:正义的野蛮与非正义的野蛮。仗义执言,反对强凌弱、众暴寡的“西霸天”一类的国家,不得已而采用野蛮的手段,虽为我们反对,但不能不以“正义”二字归之。至于手托原子弹吓唬世人的野蛮,我只能称之为“非正义”的野蛮了。
  世界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人类已经有了长期的文明发展的历史。按理说,野蛮行为应该绝迹了,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说句公道话,两个野蛮产生根源是不同的。正义的野蛮是被非正义的野蛮激发出来的。我虽然坚决反对,却不能不认为情有可原。非正义的野蛮则一无是处。他们胡作非为,反而洋洋自得。中国古人说:“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是根据无数历史事实归纳出来的真理,绝不会落空的。回头是岸,是我对那些非正义野蛮者一句最后的忠告
  当时只道是寻常
  这是一句非常明白易懂的话,却道出了几乎人人都有的感觉。所谓“当时”者,指人生过去的某一个阶段。处在这个阶段中时,觉得过日子也不过如此,是很寻常的。过了十几二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回头一看,当时实在有不寻常者在。因此有人,特别是老年人,喜欢在回忆中生活。
  在中国,这种情况更比较突出,魏晋时代的人喜欢做羲皇上人。这是一种什么心理呢?“鸡犬之声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真就那么好吗?人类最初不会种地,只是采集植物,猎获动物,以此为生。生活是十分艰苦的。这样的生活有什么可向往的呢!
  然而,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发思古之幽情,几乎是每个人都有的。到了今天,沧海桑田,世界有多少次巨大的变化。人们思古的情绪却依然没变。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十几年前,我重访了我曾待过十年的德国哥廷根。我的老师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夫妇都还健在。但已今非昔比,房子捐给梵学研究所,汽车也已卖掉。他们只有一个独生子,战争中阵亡。此时老夫妇二人孤零零地住在一座十分豪华的养老院里。院里设备十分齐全,游泳池、网球场等等一应俱全。但是,这些设备对七八十岁八九十岁的老人有什么用处呢?让老人们触目惊心的是,每隔一段时间就有某一个房号空了出来,主人见上帝去了。这对老人们的刺激之大是不言而喻的。我的来临大出教授的意料,他简直有点喜不自胜的意味。夫人摆出了当年我在哥廷根时常吃的点心。教授仿佛返老还童,回到了当年去了。他笑着说:“让我们好好地过一过当年过的日子,说一说当年常说的话!”我含着眼泪离开了教授夫妇,嘴里说着连自己都不相信的话:“过几年,我还会来看你们的。”
  我的德国老师不会懂“当时只道是寻常”的隐含的意蕴,但是古今中外人士所共有的这种怀旧追忆的情绪却是有的。这种情绪通过我上面描述的情况完全流露出来了。
  仔细分析起来,“当时”是很不相同的。国王有国王的“当时”,有钱人有有钱人的“当时”,平头老百姓有平头老百姓的“当时”。在李煜眼中,“当时”是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游上林苑的“当时”。对此,他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哀叹“天上人间”了。
  我不想对这个概念再进行过多的分析。本来是明明白白的一点真理,过多的分析反而会使它迷离模糊起来。我现在想对自己提出一个怪问题:你对我们的现在,也就是眼前这个现在,感觉到是寻常呢还是不寻常?这个“现在”,若干年后也会成为“当时”的。到了那时候,我们会不会说“当时只道是寻常”呢?现在无法预言。现在我住在中国,享受极高的待遇。应该说,没有什么不满足的地方。但是,倘若扪心自问:“你认为是寻常呢,还是不寻常?”我真有点说不出,也许只有到了若干年后,我才能说:“当时只道是寻常。”
  学术良心或学术道德
  “学术良心”,好像以前还没有人用过这样一个词,我就算是“始作俑者”吧。但是,如果“良心”就是儒家孟子一派所讲的“人之初,性本善”中的“性”的话,我是不信这样的“良心”的。人和其他生物一样,其“性”就是“食、色,性也”的“性”。其本质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人的一生就是同这种本能作斗争的一生。有的人胜利了,也就是说,既要自己活,也要让别人活,他就是一个合格的人。让别人活的程度越高,也就是为别人着想的程度越高,他的“好”,或“善”也就越高。“宁要我负天下人,不要天下人负我”,是地道的坏人,可惜的是,这样的人在古今中外并不少见。有人要问:既然你不承认人性本善,你这种想法是从哪里来的呢?对于这个问题,我还没有十分满意的解释。《三字经》上的两句话“性相近,习相远”中的“习”字似乎能回答这个问题。一个人过了幼稚阶段,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会感到,人类必须互相依存,才都能活下去。如果一个人只想到自己,或都是绝对地想到自己,那么,社会就难以存在,结果谁也活不下去。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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