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屋子与窗户-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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怜悯并不是一种轻易就能具备的品质。在利弊得失的天平上，怜悯显得无足轻重。卡夫卡认为，怜悯不仅要施加给小人物，还应施加给变形了的大甲虫。小公务员的躯体变成了甲虫，思想却还是人的思想。然而，父母和妹妹先后对他失去耐心，关上了那扇厚厚的门，把他抛进无边无际的黑暗中。怜悯终究被猜忌与厌恶吞没。我宁愿把《变形记》看作一个关于“怜悯”的故事。人类的感情像一座浮在海面的冰山，可见的只有很小的一部分，卡夫卡却勾勒出海水下面那大部分的形貌。世界上的人有很多种。有一类人是坚强而麻木的，如贾府里的焦大，被王熙凤叫人捆起来痛打一顿，嘴里塞满马粪，第二天照样高高兴兴地干活去。焦大这一类人，连自己的痛苦也若无其事，浑然不觉，又怎能怜悯别人的痛苦呢？另一类人是脆弱而敏感的，如卡夫卡，父亲严厉的一个眼神就可能使他跳河自杀，不设防地面对种种伤害。卡夫卡这一类人，对痛苦体验得刻骨铭心，又怎能忽略别人的痛苦呢？然而，卡夫卡一天比一天少，焦大一天比一天多。
没有怜悯的世界与地狱无异，甚至还有过之。学者王友琴在《二十一世纪》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研究文革中学生打老师情况的文章，读完之后，没有经历过文革的我震惊得一连几夜被恶梦惊醒。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下午，北师大女子附中高一年级发起“斗黑帮”，那天打斗了五名校领导。在戴高帽子，往身上泼黑墨，敲簸箕游街，挂黑牌子，强迫下跪，挑重担子之后，又用带钉的木棍打，用开水烫。经过大约三个小时的折磨之后，第一副校长卞仲耘失去知觉，倒在学生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尽管医院就在学校对门，但两个小时都没有人送她去医院。后来抬进医院时，人已死了。卞仲耘是北京第一个被学生活活打死的老师，死时五十岁，在这所学校工作了十七年。今天迷恋张国荣、刘德华，穿名牌服装，爱吃零食的高中女生绝对想象不到，三十年前，一群同样是十六七岁的女孩子会把她们的老师活活打死。在北师大二附中，学生打死了党支书姜培良，打的时候强迫他十四岁的儿子打父亲，还有人大叫“拿盐撒在他的伤口上”。校长高云的额头上被按进一排图钉，站在烈日下被学生泼开水。甚至小学生也参加了暴行，在北京礼士胡同小学，一位班主任被学生逼迫吃下大头针和屎球。北京宽街小学的校长郭文玉被一群不到十三岁的小学生打死。
读到这样的历史，我无法让自己轻松起来。施暴的人也许还在我们身边，而我们亦有可能变成施暴的人，当人们认为什么都富足的时候，匮乏的只有怜悯。温室效应的缘故，气温越来越暖和，与之相反，人心却越来越冷。当穿着狐皮大衣的女士白眼瞥着衣不遮体的民工的时候，当医生无情地拒绝交不起入院费用的重病人的时候，当显贵的奔驰车撞伤行人车也不刹地疾驰而去的时候，殊不知整个人类的境况都是一致的。正如帕斯卡尔所说：“让我们想象有一大群人披枷带锁，都被判了死刑，他们之中天天有一些人在其余人的眼前被处决，那些活下来的人就从他们同样的境况中看到了自身境况，他们充满悲痛而毫无希望地面面相觑，都在等待轮到自己。这就是人类境况的缩影。”在这样的境况下，怜悯是我们共同的体温，在寒冷中让我们互相温暖。《费城故事》是一个所有的当代人都必须直面的故事：最可怕的不是艾滋病，而是恐惧与憎恶的感情。如果让恐惧与憎恶压倒了同情与怜悯，那么还不等艾滋病泛滥，我们就自取灭亡了。如果我们还能将怜悯存留在柔软的心房里，那么我们还有希望在战争、杀戮与灾难之后顽强地生存下去。
第一辑·口吃的人九种武器（3）
轻蔑
轻蔑是忍耐的对立面。中国人有忍耐的德行，却无轻蔑的志气。中国人不缺乏对善良的认同，却罕有对丑恶的轻蔑，所以在中国，丑恶一直驾临在善良之上。
老舍在《四世同堂》中反思了“中国式的好人”的问题。北平这座古城，由千万个胡同、四合院组成，胡同、四合院里有无数个像祁家这样的家庭。他们艰难地活着，忍气吞声、不得罪人、整天陪着笑脸；他们随波逐流，八面玲珑，明明知道什么是卑下的、可耻的，却不敢去指认。他们活下来了，但他们也死去了；活下来的是臭皮囊，死去的是精神。
轻蔑是人的尊严内最后一道防线。一个人还能对那些理应轻蔑的东西表示轻蔑，这就说明尊严尚在。德国占领巴黎的时候，在国家剧院举办音乐会。当有军官在包厢里喧哗的时候，指挥立刻停止庄严的交响乐，哼起一曲黄色小调来，令全场为之惊愕。他冒着被送进集中营的危险，也要表达他的轻蔑。“没有人能够侮辱艺术，即使这个人有决定我的生死的权力。”指挥如是说。最后，趾高气扬的德国人不得不向他道歉。轻蔑，改变了现实中的不平等。弱者轻蔑强者，败者轻蔑胜者，方显英雄之本色。
“虽万人吾往也”，轻蔑的力量四两拨千斤。首先，你得有轻蔑对方的本钱，倘若与对方同流合污、狼狈为奸，那么轻蔑便无从谈起。对方是淤泥，你是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对方是流沙，你是流沙中发出光芒的金子；对方是燕雀，你是展翅高飞的鸿鹄；对方是鱼虾，你是见尾不见首的游龙；如是，你方可以轻蔑对方，你向对方表示轻蔑时，才能理直且气壮。
嵇康是中古最有个性的文人。他有个奇怪的爱好——炼铁。夏天酷暑，他在大柳树下亲自打铁。当时，深得皇帝宠幸的新贵钟会，“精而有才理，乘肥衣轻，宾客如云”，钟会久闻嵇康的大名，乃邀请当进的贤隽之士，一起去拜会嵇康。嵇康在院子里扬槌不辍，旁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钟会等了许久，自讨没趣，只好起身而去。嵇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回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嵇康一代高人，自是疾恶如仇，将权贵视作一片鸿毛，不给对方留一点面子。而钟会亦是一世奸雄，不动声色，对答如流。脸皮不厚何以能在朝廷中混一碗饭吃呢？后来嵇康果然为他的轻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钟会怀恨在心，向晋武帝进谗言，成为嵇康被杀的导火线之一。然而，倘若嵇康不对钟会表示轻蔑之意，而与他交好，那么嵇康也就不再是嵇康了。
嵇康的朋友吕安，想与嵇康见面，便命令手下准备千里马，飞驰见嵇康。有一次，嵇康不在家，其兄嵇喜邀请吕安进屋。吕安不入，独坐车中良久，离去前题门上作“凤”字。嵇喜十分高兴，还以为吕安在称赞他。殊不知，吕安此字拆开乃是“凡鸟”也。
我常常想，我们离魏晋人的生活态度太远了。我们不敢哭、不敢笑、不敢爱、不敢恨、不敢敬佩、不敢轻蔑，自以为坚强似钢，其实脆弱如玻璃。我们为他人而生活，而不是为自己而生活。我们习惯于看他人的脸色，自己却只能作媚笑，除了媚笑以外，脸上没有其他的神态。像契诃夫笔下的小公务员们、最下等的文官们，以卑微的灵魂换取怜悯。各种公共关系，处世大全被演练、被实践，一切以“厚黑”为旨归，至于尊严、纯洁全不在考虑之列。
我喜欢读武侠小说，最欣赏的不是大侠们的绝代武功，而是他们特立独行的狂狷之气。对那些三脚猫式的不入流的角色，他们不屑于动手，一个白眼便令鸡鸣狗盗之徒屁滚尿流而去。我身上没有惊世骇俗的武功。但我的自尊使我有勇气轻蔑那些利禄熏心之辈。对那些所谓的“学生干部”——“主席”、“书记”、“会长”之类的人，我一向是连白眼也不给。擦肩而过的时候，把脖子绷得紧紧的，好像身边窜过了一条狗、一只猫。我洞悉他们如何拉选票，如何分配权力，如何拉帮结派，如何见风使舵，全然是梁山草寇的转世灵童。我的蔑视无遮无掩，痛快淋漓，自然会遭来恨意，不过我不怕。木秀于林，风岂能摧之？
我所说的轻蔑是精神上的轻蔑。至于北京人、上海人、广州人对外地人，尤其是外地民工的轻蔑，我百分之百地反对，并且对这种“轻蔑”示以我的轻蔑。除了拥有“户口”，所谓的城里人并不一定比乡下人聪明能干。而“户口”的获得，显然与他们本人的努力无关，仅仅是因为他们的父母是城里人，且在城里作爱罢了。这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假如他们诞生在乡下，他们的处境也许会比民工还要糟糕。
要真正让善良成为一种受人尊重的美德，前提就是要对丑恶有轻蔑的勇气。王宝森案件被揭露出来后，对其轻蔑者少，而羡慕者多，“能派专机接港姐来玩弄，能有几百亩地的别墅，死也值得了！”这是百姓们茶余饭后的惊叹。有这样的社会心理机制，恶焉能不泛滥？到头来受恶的折磨的还不是小百姓自己。因此，轻蔑是当下我们最急需的情感——过街老鼠，倘若人人喊打，它不等真的拳头挥上来，早就吓得肝胆俱裂了。
轻蔑那些只应被轻蔑的一切，用你的智慧，用你的勇气。
从容
一个朋友参加学生会主席的竞选，失败后跑来向我诉苦。他讲述了许许多多竞选的内幕，如派遣“间谍”到竞争对手那边去偷窃对方准备的讲演稿，在辩论赛上找好“托儿”提那些事先拟好答案的问题，动用一切关系邀请各方面有头脸有份量的人物去饭店交流感情……而他的失败，并不是个人才华的欠缺，而仅仅是竞选的“技巧”略差一筹。他对失败咬牙切齿，甚至涕泪并下。我没有劝他的心情，因为我的心情也被他破坏得差不多了。“学生干部”还算不上真正的“官”，可学生们对这种“准官”的如痴如醉的迷恋，已经说明我们生活的某些环节出了问题。学生本来是离名利最遥远的一群人，但到了学生也为求名利而不择手段，被名利搞得废寝忘食、心神不定的时候，这个时代便多少显得有些不健康。名利剥夺了我们所有从容不迫的生活乐趣，将我们推上一列没有目的地的、疯狂行驶的火车中。
米兰·昆德拉的新著《缓慢》保持了他以往作品一贯的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力。《缓慢》触及了现代生活中极为严重的现象：现代人为何失去了从容不迫的生活乐趣？外部生活是那么可怕，工具也是那么可怕，人的内部的生理和心理机制已经受到严重的损害。昆德拉认为，在慢速和记忆之间，快速和忘却之间，潜藏着一种有机联系。而慢速与记忆的强度必然成正比——“例如一个人在路上行走，突然想起一件事，但记不清细节。这时，他极为自然地放慢脚步。反之，一个人急于忘记他刚才经历的令他不愉快的遭遇时，必将加快步子以便尽快逃过那一段离他太近的时间。”这里，昆德拉揭示了现代人紧张、快速的生活节奏的本质：是用“忙”的借口来回避生命的本真状态。这样，人被锁定在“现在”之中，“过去”和“将来”都被抽空了，“回忆”和“眺望”也都消失了。昆德拉对“缓慢”的发现，希望能警醒现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