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流水-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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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让人离不开它，又不再被当做发明看待的技术最伟大
在人类文明史中，出现过各种各样琳琅滿目的创新成就，其中一部分红极一时，时过境迁而消失；另有一部分不断累积下来，长盛不衰，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工作、学习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是由于天天用、人人用，司空见惯而不怪，不再把它看成是“发明”，但其贡献则非常伟大。这就是人类社会文明的标志。
结束语：国际竞争的焦点在科技竞争；科技竞争的实质在创新；人才是创新最宝贵的资源。
听众：马老师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历史的过程，人的创造力从过去的比较低到现在的比较高。现在的高主要是科技创新能力，现代的文明与科技创新能力直接相关。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您认为未来科技创新的能力对人类的发展会永远具有这种决定作用吗？如果能，理由是什么？如果不能，未来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什么？谢谢。
马俊如：这是一个非常难回答的问题。困难在什么地方？因为未来各说各的，特别是有限时间回答无限长的时间问题是比较困难的，只能是一个静的未来。要回答静的未来，比方说50年到100年未来科学技术的进步，或者人对知识的创造，对社会发展的推动力，显然是成正比例往上升的。比方说，我们已经掌握的认为是信息时代，后面大家规划的是新材料纳米时代，另外一个就是生命时代。这里面探讨的问题很多，而这些问题如果突破，可能对人类未来的发展产生的影响是非常多、非常显著的。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过去的一百年，人类的平均寿命提高了一倍，就是从20世纪初的30岁到20世纪末的66岁。现在预测如果生物技术突破，可以使人类的寿命从现在60多岁的平均寿命到120岁。但是现在看起来人类平均到120岁就认为是荒唐的，就像一百年前认为从平均30岁到60岁是荒唐的一样。科技进步确实可以达到这一点，如果突破的话，特别是生命科学的突破，能够实现这一点。我想短期内可以回答，再往后推，世界变化如此之快是很难预测的。谢谢。（掌声）
1957年复旦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到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参加晶体管和集成电路、超微细加工的研究。历任课题组长、研究室主任。1980~1982年在美国国家亚微米研究中心、康乃尔大学电机系进修工作。1985年任中科院微电子中心副主任，1986年被聘为研究员。同年奉调到国家科委基础研究高技术司任副司长、司长，负责国家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启动实施的具体工作等。1991年任国家外国专家局局长，负责国家人才智力引进工作。1997年离开政府岗位进行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研究和科技咨询工作，应聘为国家重大基础研究规划专家顾问组顾问，目前负责战略研究。曾应聘为863计划专家顾问组顾问、常务副组长。曾兼任中国科技大学高技术学院院长十多年。曾在北京大学微电子研究所、南京大学物理系任兼职教授，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微制造所、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发表学术著作和编著多种，论文报告近100篇。曾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和863计划先进个人等多次国家表彰。
第一部分科学人文未来（1）
王蒙
我常常怀念那些精通文学、文艺与自然科学的文化巨人：达芬奇、富兰克林、罗蒙诺索夫、莱卜尼兹等等。
中国古代有著名文人兼通医道与军事的，但少有对自然科学的研究。王阳明的格物致知并不成功。
鲁迅与郭沫若都学过医，郭老还长期担任科学院院长与文联主席，但他们的主要治学与活动领域还是在文史方面。
有一些当代中国科学家表现了对于文艺的浓厚兴趣，如李四光、华罗庚、钱学森等。我以为，这与他们对于国家民族、世道人心、国民素质与国人精神面貌的关切有关。但除王小波、郑文光、郭以实、叶永烈等外，少有文学家受过自然科学、数学与逻辑学的良好教育，甚至，我以为，大多数作家和我差不多，基本上是科盲。这是中国文人常常激愤、失落、大言与现实脱节的原因之一，哪怕是最不重要的原因之一。
还有的作家干脆鼓吹蒙昧主义、信仰主义，唯意志论，在什么特异功能、气功、命相学、人体科学，直到易学国学禅宗的幌子下把伪科学的东西宣扬了一个够。
我想这与中国的重文主义传统有关。中国人对于道与器、义与利的辨识，对于修齐治平的推崇，对于辅佐明君的理想，使人们倾向于认为齐家治国之道才是大道，而科学（技术）制造出来的不过是西洋小把戏（梁漱溟语），是“奇技淫巧”。
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极大的独特性和存在价值。但是相当一段历史时期中华文化缺少自然科学的长足发展，缺少一套实证的方法，又缺少严整的逻辑规则，乃是不争的事实。不论是中医理论的妙解，老子的极高明的超凡拔俗的命题，《大学》上关于从正心诚意可以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的著名推论，都不符合形式逻辑的起码规则，更谈不上实验的或者统计上的证据，它们更多地接近于文学作品。它们富有灵气，充满想像，整体把握，文气酣畅，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有时候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有时候则是更富有审美价值，就是不怎么科学，不怎么经得住实验、计量、辩驳，有点强词夺理和想当然。
至于在我国民间，长期以来愚昧迷信十分严重。直至今日，农村仍有自称真命天子出世者，企业仍有由法师和公鸡定房地产价格的，每到党委政府换届，都有众多相当级别的干部去进香、拜菩萨，其他扶乩、灵鸽、风水、算命……各种原始巫术实已猖獗万分。近年来又添加了来自港澳和西洋的数字忌讳，更不必说自古以来的邪教传统与当今的邪教泛滥了。
当然，事物也有另一面，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于工业化现代化的热烈追求，优秀的青年都趋向于学理工，国家的领导层人员出自理工院系毕业生的也愈来愈多。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治学与教学受到意识形态领域斗争频仍、动荡不已的影响，长期以来，积累了许多“瓶颈”式的难题。如果说新中国以来的历史当中，存在着某种实际上的重理（工）的倾向，也是事实。而在意识形态上的激进主义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克制之后，商业上的急功近利，恶性与违规炒作，再加上海内外各种非学理的力量的运作，大大地威胁着正常的人文学科发展与面貌。
即使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我有时仍然担忧我们把西方发达国家后现代时期的批评科学主义的理论搬到中国来是否合适。对于中国来说，更加迫切的难道不是批判迷信、蒙昧主义和反科学主义吗？中国至今到底有多少科学？更不要说一味科学的“主义”了。解放后的许多流行一时、带有党八股或者洋八股气味的说法，究竟有多少经历了科学的分析检验？
所以我非常欣赏任继愈教授的一个提法，即中国的历史性的任务是要脱贫，同时还要脱愚。贫而愚，会落后挨打，倒行逆施；富而愚，也许其危险性不低于贫而愚。
文学的方式与科学的方式有很大的不同。文学重直觉、重联想、重想像、重神思、重虚构、重情感、重整体、重根本；而往往忽视了实验、逻辑论证、计算、分科分类、定量定性。
文学常常陶醉于一己的梦境、幻想，热衷于浪漫主义与神秘感觉，而其中有一些东西是建造在当时科学不发达的前提下的。自古以来，正是因为无法接近月亮与观察月亮，才有许多对于月宫的幻想，而航天与登月的奇迹，毁掉了这些美梦。科学表面上看正在扫除神话与童话的根基：一会儿说是“上帝死了”，一会儿又说是“人死了”。更多的所谓科学研究包括弗洛伊德学派则几乎认定“爱情死了”，科学真“该死”。
然而，用文学的想像无法取代科学的进步，也无法拉住科学的后腿，仇恨或者抱怨科学的进展是没有用处的。我们文学的任务是在科学大大发达的情景下，在对于宇宙和人有了更多的了解以后，建立更广博的胸怀，发展更深邃的想像与玄思，追求新的浪漫与神奇，建立与发展新的与不失质朴的信念与良知。
文学的方法与科学的方法又有很大的一致性：它们关切和注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地球、同一个人类，它们同样地珍惜和发展精神能量，拓展精神空间，热爱知识热爱生活，对世界包括人的主观世界的点点滴滴敏锐捕捉，追求创意，不满足于已有的成绩，力图对国家民族人类做出新的贡献。
以我为例，我属于爱科学而不怎么懂科学的那种人。我曾经从3322的几率游戏中悟到了或然性大致趋向平衡的道理，并以此做了许多发挥。西安电大原校长、数学家梁昌洪教授对于我感兴趣的问题则做了精细计算、电脑测试和由学校师生进行的实验。三者一致地得出的结果证明了我的说法的不准确处。如他指出，3322的几率与4321的几率大致相近，而5500的几率大大高于飞机事故的发生概率。
我非常感谢梁教授的科学方法和他得出的结论，它帮助我认识到命运——几率的另一面，即它的不平衡性，多样性，变易性。当然，我也仍然有我的思考：即使是4321，其中的3与2仍然占了一半，这是一。其次还有一些5320、5311、3331、4330、5221、4222……的组合，说明用从四种颜色的球中摸出十个的组合中，3与2仍然占最大比重。我希望梁教授帮助我计算出这个公式来，3与2这两个最趋向于平衡的数字，在摸球的过程中出现的比例。多样的平衡，平衡的多样，这是数学给我们的教训，这也是命运之神给我们的教训。这样的数学公式是充满了文学——人学魅力的数学公式。
中国海洋大学管华诗校长与其他校领导，对于发展人文教育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我感觉他对于人文学科抱着近乎浪漫主义的热情与追求。我希望文学界的同行们同样能以极大的热情学习科学，普及科学，领会科学的庄严、丰富、阔大、缜密；领会用科学的眼光看待，将得到一个怎样美丽、神妙和精微的世界，领会科学已经怎样使人变成了巨人，科学将为人类创造怎样崭新的未来。同时，用科学的实证、理性、计算来取代偏见和唯意志论，取代文学的自恋与自我膨胀，取代那些想当然的咄咄逼人与大言欺世，更不要以文学的手段传播愚昧和迷信。同时我希望全民的人文素质会有所提高，珍视公认的价值体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