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日落九世纪-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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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日，因为朝议认为对王党成员处罚太轻，新帝再贬韩泰为虔州司马，韩晔为饶州司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又贬河中少尹陈谏为台州司马，和州刺史凌准为连州司马，岳州司马程异为郴州司马。到此，加上韦执谊，王党的八位成员皆被贬为远州司马，史称“八司马”。“司马”在本朝是州府的属官，二万户以上的州，司马的官阶也只有从六品上。
新帝宪宗皇帝在新一年改元“元和”（公元806年），正月十八日突然下诏宣布“太上皇旧疾衍和”。公布太上皇病情，这是本朝历史上罕见的事，颇让一些敏感的人困惑不已，更让人想不到的是，第二天太上皇就驾崩了，年四十六岁。
太上皇升仙不久，王叔文被赐死。王伾亦病死任所。一般来说，本朝贬官在三五年之后可以“量移”，即予以调升或改善境遇。但这一年发布了诏令：此后即使有国家大赦，王叔文之党也不在量移之限。
时间能冲淡世上的一切，但无法抹去人心中的信念。柳宗元初贬邵州刺史，十一月再贬永州司马，在永州呆了十年。在此期间，他一直在忧郁悲凉和不甘的煎熬中度过，写有“微霜众所践，谁念岁寒心”的诗句，表明自己的高洁情操。在给亲朋好友的信中，宗元反复申剖事件的真相，为自己的无辜获罪而辩白，希望得到他们的援引。感伤激愤，溢于言表。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有诏征“八司马”中仍在贬谪的柳宗元、刘禹锡、韩泰、韩晔、陈谏入京，但不久又相继被排挤出京，宗元于该年三月份外出为柳州刺史，四年后病殁。
刘禹锡行至江陵，再贬为朗州司马，也在贬所度过了近十年的谪贬生活。禹锡在此十年中，写下了不少寓意深刻的政治讽喻诗，抒发心中的愤懑。元和十年禹锡与柳宗元等人一齐奉召回京，旋又以诗歌讥讽执政而外放连州刺史。宝历二年（公元826年），从和州奉诏回洛阳，方才结束了二十二年的贬谪生涯。此后的十五年中，他先后在洛阳、长安、苏州、汝州、同州任职。开成元年（公元836年）改任闲职，会昌元年（公元841年）加“检校礼部尚书”荣衔。刘禹锡幸得高寿，是王党中最后一个去世的人，他的革新之志从未停歇，然而因困顿于现实终使其无所作为。禹锡晚年精华不衰，写有“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的豪迈诗句。直至临终，禹锡丝毫也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毅然写下了《子刘子自传》，为早年的行为辩护，为王叔文恢复名誉。
公元842年，“王叔文革新”的三七年后，刘禹锡病故于洛阳，给九世纪初这场短暂而辉煌的革命划上了一个句号。
“八司马”其他六人的最后结局：
为顺宗即位立下大功的凌准不幸最先去世，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寂寞地死于任所连州的一个佛寺中。他的好友柳宗元写了首《哭连州凌员外司马》诗哀悼他的亡故，并为他撰写了墓志铭。
贬得最迟但最远的是韦执谊，为崖州司马，这是他平生最恨最讨厌的地方。因为他是王党的首脑人物之一，没有得到任何的赦免，最后死于任上。四十多年后，有一位宰相李德裕也被贬来此地，感慨遭遇相似之余，作了一篇《祭韦相执谊文》，对他的一生作了公正的评价。
陈谏此前已出京任河南少尹，后被贬为台州司马，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同柳、刘等一同人京，又一同被逐，先后为封州、通州刺史，死于通州。
贬为饶州司马的韩晔在元和十年（公元815年）被外放为汀州刺史，又转为永州刺史。因为韩氏一族累世卿相，韩晔又与曾受叔文排挤的韩皋为表兄弟，因而朝中为之斡旋的人颇多，后来的境遇有所改善。卒年不详。
韩泰受谤较刘、柳为轻，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时，与王党政见不合的韩愈还曾经举韩泰自代袁州刺史。长庆元年（公元821年）的量移中从漳州刺史改任郴州刺史，后又任吴兴郡守，大和元年（公元827年）又拜睦州刺史，不久迁湖州、常州刺史，和他最为要好且有亲戚关系的刘禹锡对他的境况颇有叹羡之意。卒年不详，大约在禹锡之前。
程异是“八司马”中惟一又被重用的人，元和初年就因盐铁使李巽的推荐被录用，擢升侍御史，后来一直从事财赋工作。程异以他对财政事务的精明才能得到宪宗皇帝的认可，于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被破格起用为宰相，一年后去世。
王叔文最早认识的两个人吕温和李景俭因为这八个月期间不在长安，受牵连较少。吕温出使吐蕃将近一年，于元和元年（公元806年）使还，元和六年（公元811年）死于衡州。他和柳宗元、凌准及二韩都是陆质的学生，传其《春秋》之学，为人极富智勇孝仁。他的朋友们都为他未能参与其事而感到莫大的遗憾，在他们看来，如果吕温在场，结果就有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样子。在他死后，刘禹锡在《哭吕衡州诗》中还为此怅然不已：“空怀济世安人略，不见男婚女嫁时。”柳宗元更对他的早死悲痛欲绝，他在祭文中写道：“今复往矣，吾道息矣，虽其存者，志亦死矣。”
李景俭也因服母丧不克与事。他与那位因向叔文投靠不成而心怀怨望的窦群是同门，后来受窦群提拔出任监察御史，结果又因窦群获罪连累被贬。李景俭参加了后来讨伐淮西的战斗：于元和末年入朝，因追怀往事，心情忧郁，终日醉酒自遣，得罪了不少人，不得志而卒。
第二章 元和：短暂的中兴短暂的中兴（1）
汝南晨鸡喔喔鸣，城头鼓角音和平；
路旁老人忆旧事，相与感激皆涕零。
老人收泪前致辞：官军入城人不知；
忽惊元和十二载，重见天宝承平时。
刘禹锡（公元772…842年）
一
王叔文纵负奇才，也没能完成他的乾坤之局，仅仅八个月不到，他的壮志就在政敌的谈笑中，灰飞烟灭了。德宗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八月九日，新帝改元“永贞”，翌年又改元“元和”。按照次序算来，这是帝国的第十一位皇帝，后来的庙号为“宪宗”。
宪宗即位时年二十七岁，正是精力充沛，斗志昂扬的年纪。他和他的父亲一样，都曾经历过被废黜的危险，这在他年少的心灵中印象尤深。回想起在储位时那几个月担惊受怕的日子，他就十分痛恨王叔文，同时也很怨怒自己的父亲：病重的太上皇。刚直而无所畏惧正是年轻天子特有的秉性，消除这些不快并没有花去他太多的精力，太上皇在被迫迁居兴庆宫不久就顺利地宾天了，赐王叔文死也是早晚的事，新帝在潜意识里已得出一个经验：加强天子本身的力量是第一要紧的。
这短短的几个月已经显露出新帝与他的父亲有很大程度上的不同。新帝能够成功地走上皇位，轻而易举地粉碎王叔文的美梦，就在于他已经知道把家奴家臣们牢牢地掌握在手里的重要性。家奴们近躬傍圣，在政治上有一种近水楼台的作用，这是保证天子存亡的前提；而只要皇宫大本营牢固不破，朝廷就能够团结，臣子们才能尽忠。新一代天子似乎已经对自己的哲学充满了信心。他正年轻，上天赋予了他果断而敏锐的天性，这更是孱弱的顺宗所没有的。年轻的皇帝不久就已经感觉到，他应该把目光重新投回到整个天下中去，就像祖父德宗一样，让帝国重新恢复失去已久的声威。建功立业的最好方式，无非是完成先帝们未竟的事业，每一代天子都当仁不让，他有理由为此踌躇满志。天佑我朝，几乎从一开始起，世事的发展就注定了宪宗必然会获得一种成功。
第一个契机是老臣杜黄裳对皇上说了一段话，这番话影响了天子的思维整整十几年之久，也奠定了整个“元和”时代九世纪第一个二十年的基本格调。真是一语千金！
事情的缘起是去年皇上刚刚即位时，率先上表请太子监国的韦皋天不假寿，死在了任所，那位曾经游说王叔文的支度副使刘辟竟然自为留后。其时天子才即位，正为眼前的事而忙碌，自不能一下子就去改变多年来这种边将自立的陋习，便表示同意。但刘辟此人怀有异志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一见有机可乘，进而于新年的元月上表求领整个剑南三川这是他当初在王叔文那里想要而没有要到的东西。这对于一位颇具雄略的年轻天子来说，多少显得有些过分了，当然不能允许。刘辟没有能达到目的，便举兵围东川，想以武力造成既成事实。这场叛乱发生在新年的元月，离皇上即位刚刚三个月。
皇上对宰相们透露道，很想对这些不法方镇再度开战。皇上也同时保证说，一切不会像先帝德宗那样冒进，这次定会谨慎从事。但就是这样，朝廷上下还是纷纷表示反对。
他们的理由是：蜀地险要，易守难攻，恐怕难以奏效。大臣们私下难以启齿的想法其实很明显：如果不克其功，反而引起动乱，不如暂时妥协为好。这也不能说不是一种切合实际的想法，德宗时动荡局面给他们的记忆实在太惨痛了。
可杜黄裳独排众议，力主进攻。
“刘辟不过是一狂妄书生，能成何事！取之易如反掌。臣保举神策军使高崇文领兵出征，只要陛下委以军权，勿置监军，必擒刘辟。”以宦官监军形成常制是从玄宗开始的，起初倒也是出于中央能够有效控制出征军队的考虑，不过，尽管在这方面起了点作用，但监军往往骄横跋扈，既妨碍正常决策，又影响将士的情绪，已被代、德以来征伐不利的事实证明不是一个好办法。黄裳胆大，语无遮拦，指出了一条正确的征讨方针。
皇上极为赞成。他对黄裳推心置腹地说：“国家受方镇之患，已非一日。应付之略，究当如何？”
“陛下，”黄裳历经代、德、顺三朝，见得多了，感触自然更深：“德宗自变故之后，事多姑息。贞元中，每当方镇首领物故，必先委派内廷中使前去侦伺动静，而那些有点威望的副使副将们也大多贿赂这些近臣以求见用，在此情形之下，皇帝亦必然听其赞美而用之，以是因循，方镇帅守几无朝廷委任之人。”他说出自己的想法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陛下应熟思贞元时期的这些弊端，一步步以法度整肃诸侯，如此，天下何忧不治！”
黄裳此语绝非是一番单纯的对策而已，他已看到了“制度”的重要。恢复帝国中央的权力，不能再像德宗那样一味动武，更不能走到哪算哪，必须要有一个总体方针的指导，这就是迅速恢复起维护国家利益的法度，以法治天下，并且一旦强硬就坚持到底。这个意见既符合实际，又颇为中肯，难怪天子听罢，雄心陡生，大有一种成竹在胸的感觉。
后来的事实证明，宪宗赖以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在此后近十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没有忘记掉这一点。
第二个契机是高崇文在八个月的时间里一举剿灭了刘辟，收复了西川。这真是今上洪福齐天！想当初高氏受杜黄裳推举出任统帅，曾经让朝野大吃一惊，因为功勋宿将甚多，统帅之职无论如何也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