咫尺天涯--克洛斯-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爱巴黎，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爱上巴黎，其实我常常觉得自己似乎天生就应该是巴黎人呢。”谈到这里的时候，他望着天空，深情地说。
　　“我也爱巴黎。”我也这么对他说，并在心里默默的补了一句：因为你在这里。
　　快乐的时间总是显得特别短暂，转瞬之间，我们就要分别了，我们互相留了名子，他说他叫莱尼卡，而我留给他的名字是切利。我本来想问他住在哪里，以便以后可以去找他，可是一想我现在在装法国人，既然不能把自己的住处告诉他，也就不好问他了。不过看起来他似乎常常会在我们初遇的那个地方出现，以后应该还会再有机会碰面的吧。

　　第三章

　　
　　1940年8月
　　和莱尼卡分开后，我一个人回到公寓，一进门就躺倒在床上，整个人懒懒的，什么也不想做。我脑子里全是他的身影——忧郁的、阳光的、骄傲的、天真的，特别是他在说“我爱巴黎”时那种自豪和深情，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这算是一见钟情吗？我不知道。他对我的感觉如何？我不知道。他能否接受同性恋？我也不知道。而且他还是法国人啊，性别问题就已经很麻烦了，如果再让他知道我是德国人，别说是恋人，恐怕连朋友都做不成了。我一直向他隐瞒我是德国人的事，而这又能瞒多久呢？如果我们想更深一步的交往下去，他早晚都会发现我的身份。我该怎么办，如果下次我们还有机会见面，我要不要冒着被他发现真实身份的风险告诉他我的住址呢？还是永远做一个只能在街边偶遇的朋友？我是不是应该不要考虑太多，努力享受现在的幸福时光就好。毕竟在战争中，谁也不知道明天会怎样。说不定明天我就要离开了巴黎，甚至离开了这个世界，为什么不珍惜现在呢？
　　而且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今天遇见的他和我们第一次碰面时的他不太一样。可能使我想太多了吧，毕竟他现在开始工作了，与单纯的学生时代当然会有所不同。而且看起来他的生活也比以前好了很多，至少他今天的穿着不那么寒酸了，香烟的牌子也是中档的。想到香烟，虽说包括我在内，大部分的男人都吸烟，但我的心里还有些不开心，一个在我心中完美的人回归成一个普通人，多少还是感到会有点失落的。
　　我在床上想了很久，渐强的饥饿感才让我发现，已经是晚上了。我走下公寓，去附近的一个餐厅吃饭，那是一个法国人开的，去吃饭的也一般是法国人。他们的菜做得很好，所以我很喜欢穿便装去那里吃饭，我纯正的法文使那里的老板一直不知道我是德国人。去的时间久了，渐渐的成了熟客，偶尔还跟老板聊聊，由此我听到了很多他们不敢在我们德国人面前说的话，这对我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我正在吃饭，忽然发现整个餐馆慌乱起来，有些人在窃窃私语，也有人顾不上吃完饭就慌忙结账离开。我叫过一个服务生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告诉我说临近的马路上发生了枪击案，好像死了人，宪兵队现在正在到处搜捕，可能很快就会搜到这里来了。
　　听到这里，我也赶紧结账离开，到不是怕那些宪兵，他们没有胆量去惹一个情报局的军官。不过我不想惹上这件事，也不太想让他们在这里发现我的身份，我身上的勃郎宁手枪和证件如果被搜出来，那我以后就再也不能在这家餐厅吃饭了。
　　我离开餐厅，回家后很快就接到了安提斯上校的电话，他刚刚知道了枪击案的发生，死亡的是一个前一阵子从游击队投降过来的法国人。我知道这个人，他是在一次游击队的袭击行动时被捕的，还没怎么用刑，他就很快投降了，向我们提供了一些游击队的情况，大部分的情报都没什么价值，但其中有一条非常重要，他曾在无意中接近过抵抗组织设在巴黎的一个秘密接头点，还远远的见过几个情报员，只不过可惜的是，他并不知道那几个人是以什么身份潜伏下来的，也不知道他们的真实姓名。
　　我们情报局当时也曾派人到那个接头点监视了很长时间，但却没有发现任何可疑情况。我们对那个法国人的欺骗非常生气，但他却信誓旦旦的说他没有说谎，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他最近常常到街上乱逛，说是希望能够找出他见过的那几个情报员，今天晚上他可能也是正在寻找的时候被杀死的。
　　安提斯上校对我们的失职很生气，法国人的被杀至少说明他的确没有说谎，不然也不会匆匆忙忙被人灭口了。在接头点之所以没有发现可疑情况，很可能是因为消息被泄漏，抵抗组织转移了接头地点。可是那个法国人是在傍晚被捕的，根据他提供的情报，固定接头的时间应该是第二天的中午，在不到24小时的短暂时间里，消息是怎么走漏的？他们又是怎样将这个情报如此迅速的传递出去的呢？
　　情报局中有法国抵抗组织的间谍？这是十分有可能的，一定要好好的查一查。对，明天就要开始调查，在那个法国人被捕的第二天，有哪个人有反常的行动，有哪个人接触过可疑的人物，一定要将那个间谍抓出来。
　　第二天，我很早就到了情报局大楼，我向安提斯上校说了我的想法，他说他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不过他不同意是有人故意泄露出去的，他说他很相信他的下属，他认为只是有人嘴巴不严，无意中说出去的。我们回忆了一下，当时知道此事的人包括我们两个在内，也只有不到十个，这个消息必定是我们之中的某人泄露出去的。我们分析了半天，也看不出这几个人谁比较可疑。安提斯上校让我留心调查此事，但不要让人知道，因为他不想让他的下属觉得他不信任他们。
　　之后的几天，我都在调查，我找到了当时的那几个知情人，旁敲侧击的和他们谈起在那个法国人被捕第二天，他们所作的事情和接触过的人。我也仔细的观察他们，看他们是否有人在说谎。但调查来调查去都毫无结果，最后我只得放弃了调查。不过我并没有放松对那几个人的怀疑，我还是时刻注意着他们，如果他们有问题，在以后总会有露出马脚的时候的。

　　第四章

　　时间过得很快，寒冷的冬天来临了。虽然游击队依然很活跃，但法国的局势逐渐稳定了下来，这里不再是战争的前线。对英空战还在继续，但也只是零零散散地进行，而且目标不再是军事设施，而是转成了城市：伦敦、考文垂、利物浦……虽然我们不愿承认，但这场空战中，我们的确失败了，我们无法消灭它们的空军，无法渡海作战占领英国的本土，英国依靠如此少的人，阻止了我们的进攻。
　　欧洲战场似乎已经已经逐渐平静了下来，只有在巴尔干地区的战争还进行得比较激烈，德军已经成功的占领了大片领土，但没想到墨索里尼竟然连一个小小的希腊都对付不了，看来这个地方还得要我们德国亲自动手了。不过平静只是表面上的，其实私底下德军却在进行着非常大的调动，大批的德军开始秘密的从西线调往东线，不过这些调动大多是非常秘密的，就算我们情报局的军官们也不是人人都有资格知道的，像我也不过是从大量的情报中隐约猜出了这一结论。难道我们真的要进攻苏联？那是一个很可怕的国家，当年战无不胜的拿破仑就是栽在了俄国的冬天，况且这样做我们还会面对两面作战的窘境。也有可能元首有他自己的考虑吧，我想这么多做什么，这又不是我们这些小人物能够理解、能够控制的。
　　我不是一个战争的狂热分子，比起战争，我现在更关心的是我自己的生活，比如莱尼卡。几个月来，我们又遇见了几次，我们也都很熟络了，看着悲痛从他身上慢慢的消失，他一次比一次变得更成熟，更神采飞扬，我也很为他高兴。不过我们两个却一直很奇怪的维持着“偶遇的朋友”的关系，谁也没有过多的打听对方的生活，直到今天，我们连对方的职业、家庭、住址都不知道，我们的谈话也大多是围绕法国的风景、喜欢的书、喜欢的运动之类的话题。我是不想让他知道我是德国军官的身份，不知道莱尼卡为什么也这样，或许他比较保护自己的隐私吧。
　　然而我没有想到的是，我最终竟然会以那样一种方式了解到他真正的生活。
　　经过几个月的秘密调查，那次情报泄漏事件终于有了一点线索：事情是由军情局宣传科科长泄漏出去的。他在当天晚上去巴黎电台视察工作时，无意中将我们找到抵抗组织接头地点的消息说了出去。他得到了严厉的处罚，同时，安提斯上校要我去巴黎电台继续调查此事。据宣传科科长的供词，当时在场的有3个电台行政人员，都是德国人，身世很清白，从表面上看谁都没有疑点。于是，为了查清此事，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早晨，我第一次踏进了巴黎电台。
　　巴黎电台名义上是一家法国电台，但实际上隶属于德国军方，电台的行政人员几乎都是德国人，由于需要法文播报，因此播音员大部分是法国本地人。台长极其热情地接待了我，讨好的给我递烟，他也是那天晚上的知情人之一，对我的到来，心中自然是害怕的。他慌慌张张的对我说着他对德国、对元首的忠心，对法国人的痛恨，以及为了做好电台的工作是如何的敬业、如何的废寝忘食。我听着他在我耳边唠叨，说了半天也没说出什么有意义的话来，对我的调查毫无帮助，心里非常烦。随后我又让他把另外两人叫来谈话，也都没有什么收获。从表面上来看，三个人似乎都没有什么问题，但也都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
　　我在电台调查了半天都毫无结果，想起一会儿回局里还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要做，就告辞了。我走出台长室，台长还在唠唠叨叨地为自己辩白，忽然我在远处的走廊上看到几个人的背影，其中有一个人的身影是那么的熟悉，“莱尼卡？”我不禁轻轻的说出了声。
　　“您刚才说什么？”台长紧张的问我。
　　“欧，没什么，前面那几个是什么人？”我急忙镇定下来，他为什么会在这里出现，难道说谎的人不止是我？
　　“他们是播音员，”台长明显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中尉，您一定要在局长面前为我美言几句，您知道，我对元首非常忠心……”
　　“法国人？”我打断了他，我不想听他的唠叨。
　　“对，是法国人，”他好像明白了什么似的说，“您是怀疑他们之中有人听到此事后泄漏了出去？不会的，我可以发誓，我从来没有在那些法国人面前提过任何军事机密，我知道什么是不该说的。我手下的其他人的嘴巴也都是很严的。”
　　我没有理他，压下心中的好奇，没有再多问，就离开了电台。

　　第五章

　　整个上午我都在想，那个人是莱尼卡吗？他的身材、相貌和声音都和莱尼卡毫无二致，可我又不太相信。我知道他是不太喜欢德国人的，而且在大多数法国人的眼中，为“巴黎电台”工作的人都是叛徒。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整个人恍恍惚惚的，连安妮都看出来了，问我是不是病了。我受不了我们之间这样无谓的猜测、隐瞒了，我想亲自从莱尼卡口中得到确认，我想我们之间应该互相坦白了。于是上午下班后，我借口去看病，请假离开了军情局，去塞纳河边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