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室之后(续)-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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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富人家的女孩子，十岁以下可以和兄弟们一同在家中念书，过了十多岁，女孩就分开，另请女教师教书、教女红和音乐。这时候我也就少受兄弟们的骚扰了，但到了过新年，在大家聚在一起庆祝的时候，他们又故态复萌的捉弄我。过年的时候，在我们家后花园里，父母听不到的地方，我们真是尽兴而玩，不受打扰。我们有十八天的庆祝，大吃大玩，演戏、赌钱。哥哥们围着我跑，当着我的脸两手击钹，笑我说：“看！看！你的脸盆这样圆！”我在镜子前照来照去，又着急，又伤心想发明一种新发型，可以遮掉半边脸就好。于是我变得更加孤独了，整天不想见人。
再大些的时候，我开始念中国古书。我喜欢写字，毛笔在手，就什么都忘记了。我也喜欢看书，什么书都看得津津有味。“书比人更能做我的好朋友！”我这样跟自己理论：书真是为我打开了另外一个天地。那时我有三个愿望。这三个愿望，当时我以为绝没有要求得过分。我对将来的梦想，是过一个安静的生活，因此三个愿望，都集中在这方面。第一，如果我有一雅致的书房，里面放一张宽敞的书桌，一张舒适的椅子，一盏台灯可以无限期地安静读书写字，那就满足了。谁知我的大半生却是在床上度过的，连最起码的需要都不能自己料理。毯子成了书桌。又因疾病损害了视力，我必需用放大镜才能吃力地稍微看点书。室内的灯和窗户都要用黑布遮起来，因为我的眼睛对光特别敏感。这样差不多五十年来，我做了“暗室之后”。
我的第二个愿望是有一架漂亮的钢琴，不是为了表演，只是为了表达我心中涌出的诗歌。自从我脱离佛教归向基督以后，主耶稣将喜乐和谐带入我生命中。我喜欢弹中国乐器的七弦琴，又从西教士处学弹钢琴。可是差不多半个世纪以来，我的病不容我摸任何乐器，也不能听什么声音，别人很难听得见的声音，在我的耳膜上却像是敲响了一千片锣。门外公路上的货车声，像是瀑布在怒吼。初来美国的时候，许多个黑夜，我都用手指塞住耳朵，苦恼万分地想：如果他们要开得这么快，为什么不在白天开呢？每当疾病再度发作时，我总像听见几百个纺线机在我脑子里转动似的。
我的第三个愿望是拥有一间精美的图书室，里面整齐排列着各种我喜爱读的书籍，分门别类——要我找得到。可是我珍藏的中西书籍，都因每次的逃难散失了。剩下的几本重要书卷、信件，就塞在床底下的纸盒里，只绑了不同颜色的彩带，以资识别。想当年，在那么养尊处优环境中长大的我，哪肯床底藏放东西，现在要不想麻烦别人，就只好把最需要的东西藏在床底下，可以自己弯身去找。
我还有些简单的愿望，譬如在凉爽的树林中散步，在田野间跳跑，在清澈的溪水中赤足嬉戏，爬山到书上念过的地方去游历。我刚生病的时候才卅九岁，正是生命最旺盛、事奉主最热烈的年头。那时医生警告我说：“你可能要卧床三个礼拜”，我忍不住哭了，“三个礼拜就差不多一个月了，我怎么受得了这么久的病？”谁想到现在竟然躺了几乎半个世纪！
我早年的愿望差不多都没有实现，是不是神对我残忍呢？不！“祂未曾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诗84：11）。”我怪神不公道吗？不，“泥土岂可对抟弄它的说，你作什么呢？（赛45：9）”在这么多年来的病痛中，我绝对不敢问神为什么叫我受苦受这么大？我只问他：要我做什么？我可以学保罗见证说：“我无论在什么景况，都可以知足……（腓4：11）”我相信一切发生在我身上的事，都是神替我作的最好的选择，比我所有的愿望更能满足我的心。在祂所安排的事中，我决不失望。
一九五三年写完“暗室之后”以后，我以为我的生命史就此完结，下一页无疑问是我想望的“完”这个字。然后我要从暗室中回到天家与我光明之主，耶稣基督面对面相见。所以写“暗室之后”那首诗，因为我想未完之路实在不长了。可是我的主有不同的计划，在宾州乐园镇，这个新舞台上，我生命史的续集将要上演。
神从世界各地带领人到这个偏僻小镇来，而病弱的我，常常不知道该说什么来迎合他们灵性上的需要。但是圣灵总在我心里，一次又一次地亲自供应话语，通过我这个软弱的器皿说出来。耶稣基督，我暗室中唯一的光，也是世上的光，继续不断地照亮那些来到我床边诸男女老幼的心，深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与神！
第二章 养尊处优
小时候在中国南京，一早醒过来就听见窗外的鸟在歌唱，真高兴，接着奶妈们进来服侍我们这一群幼小的孩子起床，替我们穿上花花绿绿的丝缎袄坐在床上。我们就像一排饥饿的小燕子似的，等她们拿一盒盒英国饼干进来。那些饼干形形色色有的像扇子，有的像花瓶，有的像蝴蝶，都是英国商人为要得到政治或经济上的利益，送给父亲的礼品。我们小时候不大懂得父亲是个名人显要，后来慢慢看见人家对他的礼品尊敬才明白了些。他来自传统的儒教之家，代代都是中举的举者。父亲在清政府手上任过许多重要的职位，最后就是江苏省的制台。我们孩子们就是在这个大富大贵的家庭中生长的，可是我们的心灵却一片黑暗。
我们对父亲的显著地位也不大在乎，在乎的倒是洋商送他的礼物。还记得他收到好几箱汽水，那时汔水是极其珍贵的产品，可是我们不敢喝这种洋东西，喝了变成洋鬼子才糟，结果叫佣人把汽水倒进沟里，瓶子才留下装酱油、麻油。还有亮亮晶晶的煤炉，一套套的连管子带炉头都齐全，多漂亮，可惜我们都不曾欣赏使用。这些名贵的礼物，成打的让佣人堆在花园的角落里生锈，我们小孩们就围着这些怪物，大发挥其想像力，玩各种各样游戏。
我们跟父亲的关系，一点也不像西方孩子跟“爹妈”那样亲热得近乎友情的关系。我们对父亲总是肃立起敬，鞠躬为礼，新年的时候才能跟他同吃饭。
我们最高兴的事，就是新年看舞龙踹高跷的节目了。官员们都坐在高高的看台上，父亲穿着绣花官服（每个节期都有特定的吉服，穿后就收藏起来，等待明年再用），前面堆满了银牌，是为他以制台的身份赏给表演的人的。
锣鼓齐鸣的声音由远而近时，我们就更加兴奋起来了。一条长长的丝质瑞龙，由兵士们高撑而来。舞动时，只见蛟龙时而翻腾，时而滚动蜿蜿跳跃，最后分开排列成“天下太平”四个大字。同时爆竹、烟花放得满天通红，震耳欲聋。这种场合，我总是紧紧抓住奶妈又怕又要看。
父亲不是基督徒，但对西人非常友好。一九零零年义和团造反时，他是代理总督，当时慈禧太后颁令，命他杀尽所有的外国人。他冒生命的危险把诏令中的“杀害”改成“保护”，救了我们那一省的西国人。慈禧太后至终没有发现这个改动，因为她自己也在逃亡中，八国联军，这时已攻进了北京，营救受监禁的西人。
我们小时不知道围墙外的天地。我们住在宽敞的房屋里，哥哥们婚后，就另住一座厅房，还是在围墙以内。结果一百上下的人住在那所大宅中，我们做梦也想不到以后会跟一般的人民混杂而住。
可是这种隔离并没有将我们与罪恶隔开。我们不是不知道善恶之别，然而我们常常故意犯过。
我对奶妈比对母亲还亲近，母亲坐在牌桌上的时候，我曾溜到她房里去偷蜡烛给奶妈，好让奶妈带到乡下去送亲戚。那时一百枚铜钱穿成一串，母亲有个小柜子放了串串的钱，我有时也曾去偷一串给奶妈。
我家大部分的人都吸鸦片，吸上了瘾。起因是西方列强与中国通商时，坚持要用印度的鸦片换取中国的丝茶等。中国政府当然不答应这种毒害人民的条件，但当时的商人并没有这样的良心。
我们家每个吸鸦片的人都有自用的烟枪，银质雕花的，细致玲珑，佣人经常擦得雪亮，以备随时使用。鸦片一抽，精神振作，痛就止了，可是力气跟着也消失了，一种懒洋洋的感觉侵占了全身，食欲也减少了。（我常常听人说，中国就要被瓜分了，因为抽鸦片的人根本不想抵抗）。
看见我家里的人这样受鸦片之害，我甚至在信主以前就恨透了鸦片烟。我常常肚子痛，但是我决定不用鸦片来止痛。有一次肚子痛得特别厉害，家人劝我只要抽一口就行。果然，痛马上止了，舒服得很，我反而害怕起来。后来肚子再痛的时候，也想再抽一口，可是我下决心，宁死也不做任何毒品的奴隶。
我信佛教十分虔诚，常常烧香默念、恭诵佛经。我常在嫂嫂的陪伴之下，去杭州山上的灵隐寺拜佛。通往山上的石级很长，我们许了愿三级一拜上去。我当时很热心，什么善行都想修，甚至想预备作尼姑。可是我身体虚弱，常常心有余而力不足，以致往往等到快近山顶时，才开始每三级一拜。
和尚常到我家来念经，我们全家人都相信他们的法力，也就是因为这样迷信算命，才改变了我婚姻的道路。
我还很小的时候，就有一家来央媒提亲，拿了我的八字跟那家小男孩的八字放在一起推算。推算结果是：我将来的命运不极端好就是极端坏。结果那男孩的家人不敢冒这个险，神奇妙地计划我们每个人的出生年月日，甚至人的迷信，他也关顾到了，保护我脱离不幸，直到进入祂的羊圈中。（当然任何迷信……都是神所禁止并恨恶的）。
十六岁的时候，我的心灵开始渴望想飞到一个新的天地去学习新事物。那时我早已读完了家庭教师认为女孩子应读的书。附近刚好有一间女子学校，是一位西教士李曼小姐开的。我就求父亲准我去那女校读书。我的乳名叫‘太多’，是我出生时父亲顺口说的（因他已经子女满堂了）。
虽然这样，我还是个孝顺的女儿，父母也都爱我。可是父亲认为他对我的宠爱，仍不够理由去打破传统——让女儿出去念书，受高等教育。我不管这些，一直要求他。最后，他无可奈何，只好警告我说：“可不许吃洋教！”
“爸爸！我答应您了！”我快乐得叫了出来。
第三章 “吃”洋教
南京明德女子学校，实际上是美国宣教士李曼查理夫人理想的实现。她少女时代，曾在华南的真光女子学校任教，因此她了解基督教女校的重要性。中国女孩子很少念书的，她们也没兴趣念书。李曼夫人登了好几个月的广告，用尽方法“招诱”学生入门，竟一个招不到。后来第一个学生，还得校方付钱给她才肯来上学！
当时决不敢梦想，到李曼夫人女儿的那一代，竟有一千六百个学生注册。明德竟成为女校的先锋，以后南京城里接连开了十多个类似的学校。
你不难想像得到，一九0六年当我坐着轿子，穿着入时的服装，抵达校门时，引起多大的骚动！
“我要报名念英文、弹钢琴！”我用适合我身份的口吻，神气十足地宣布，但在那间宁静的教会学校里，听起来多不合宜。
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李曼小姐的情形。她是李曼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