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中国通史第九卷-中古时代－明时期(下册)-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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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七十四岁。弘治十五年（1502）刘大夏任兵部尚书时六十七岁，左都御史戴珊小大夏一岁。内阁的几名成员相对要年轻一些，成化朝保留下来的内阁首辅刘吉六十一岁，徐溥六十岁，刘健五十五岁，李东阳于弘治八年（1495）入阁时四十九岁。就当时任官年龄来看，他们都属于老臣之列了。这便是当时用贤的原则。
孝宗曾经对刘大夏与戴珊说过：“尔等与各科道官劝朕图治的说话，虽都准行去了，然使天下府州县亲民官非人，未必不为文具，百姓安得被其恩泽？欲令吏部择其贤否黜陟，然天下官多，难得停留。细思之，莫若自今与尔等访察各处巡、按二司官，先当以此辈黜陟停当。尔珊更慎择各处巡按御史，然后责他们去拣择府州县卫所。官得其人，人受其福。庶几行去的说话，不为文具也。”①这意见无疑是对的，慎选巡按御史，才能保证朝廷政令行之于基层。那么到底选什么样的人出任巡按御史呢？对此弘治帝与刘大夏、戴珊另有一段谈话。
“尔等各衙门，凡事都奏行巡按御史勘报，岂以此官公道可托耶？”孝宗问。“无他，以巡按御史一年一换，无久交，不掣肘，故事多责成之。”刘大夏回答。“责之固是，但权之所在，惟有识量者能不移其心。不然则恃权，好承奉，任喜怒，将或以是为非，以贤为不肖，使民不被其泽。”孝宗更强调巡按的人选，“尔珊今后遇差巡按御史，务拣老成有识量者，毋用轻躁新进之人。仍以此意，行与各巡按御史知道。”②选老成有识量者，目的在于求得办事的稳妥。这与明初设置巡按御史的初意略有不同，刘大夏所称“无久交，不掣肘”乃是初设之用意。但御史多年轻进士，敢言敢为，则有轻躁之嫌。用老成之人，与朝中倚用老臣其意是一致的。
④ 《明史》卷三○四《梁芳传》。
① 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四。
② 《治世余闻》卷三。
然而，自成化以来，社会已隐然欲变，孝宗的兴利革弊，已必然涉及这些变化，任用老臣及老成有识量之臣，则更将对这些变化起到遏制作用。法祖与用贤在这里巧妙地统一了起来。
既然要法祖，就必须追寻已近荡然的祖制，于是在孝宗与诸老臣们的努力之下，掀起了一个整理和总结开国以来典章制度的高潮。
明代的官书修纂，除去历朝实录外，所修内容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一是国初，以修纂史鉴书为主；二是前期，以修纂一统志为主；三是中叶，以修纂典章制度书籍为主；四是后期，以修纂改订制度书籍为主。
从这四种不同类型修纂情况不难看出，明初的修纂是以训戒为目的；前期的修纂则以成就为目的；中叶，也即弘治时期，则主要是为总结与追寻旧制，以整顿为目的；后期已无法控制社会改变，加之嘉靖、万历亦有变更祖制之意，其所纂多变更，目的亦在变化。由此可知，弘治朝是在集前朝之大成了。
弘治朝官修书籍主要有《问刑条例》和《大明会典》，此外并有在日本发现的《皇明条法事类纂》等。
孝宗在《御制明会典序》中写道：我圣祖宗百有余年之典制，斟酌古今，足法万世者，会粹无遗矣。特命工锓梓，以颁示中外，俾自是而世守之，不迁于异说，不急于近利。由朝廷以及天下，诸凡举措，无巨细精粗，咸当平理而得其宜，积之既深，持之既久，则我国家博厚高明之业，雍熙泰和之治，可以并唐虞，轶三代，而垂之无穷，必将有赖于是焉。①《大明会典》开局于弘治十年（1497）三月，成书于弘治十五年十二月。此前曾有《问刑条例》，成于弘治十三年，而《皇明条法事类纂》中所记止于弘治九年。
《大明会典》本于洪武中所修《诸司职掌》，其意还在追寻旧典，会辑于一，以便遵循。尽管时代已过百年，尽管一切都有所变化，过去的典章已不适用于此时，但是没有人能够去批评这种做法，因为这是出于明君和贤臣。传统道德观念在这里再次产生了作用，正人所为必正。
例外的情形不是没有的。
弘治五年（1492）十月，户部尚书叶淇上奏：“请召商纳银运司，类解太仓，分给各边。每引输银三四钱有差，视国初中米直加倍，而商无守支之苦。”①叶淇的这份奏疏造成了有明一代盐法的变化，故史称之为“叶淇变法”。这是顺应当时形势之举。明初的盐法规定，商人行盐，须运粟于边塞卫所，领取盐引，再赴各盐场守支食盐，分别行销。这是明朝廷解决边地供给的补充措施。但至成化中，富人以权相勾结，把持盐场存积盐，造成盐法破坏，盐利多为权贵、太监等侵占，形成势力庞大的官商集团，一般商人无力相抗。权贵肆占存积盐，使常股盐日减，一般商人运粮换取盐引后，支不到盐，只能长期守支，陷入困境。于是一些盐商向任户部尚书的叶淇进言“商人赴边纳粮，价少而有远涉之虞，在运司纳银，价多而得易办之利。”②随着① 《明史》卷八○《食货四》。
② 夏燮：《明通鉴》卷三七，孝宗弘治五年十月。
商品经济的发展，改纳银粮换引为纳银，是大势所趋。依靠商人运粮来解决边储只是权宜之计，何况其数量本来就十分有限，无法解决边储之需。改纳银中盐代表了大多数盐商的要求，也使他们在行盐过程中减少了权势官商限制的环节，其中虽有弊端，却是时势所迫，亦不失为救弊之策。
但是，这种因时顺势的变化却招来一些莫名其妙的非议。居然有人批评说，这是因为叶淇系淮安（今属江苏）人，盐商皆其亲旧，为保护盐商利益而为。
这实在是无稽之谈。明朝盐商，非仅淮商，况且当时行盐主要靠盐商，但由于权势把持，则盐法不行，地方私盐泛滥，国家无利。即使保护盐商利益，实际上也便是维持正常行盐，保护一般商人利益，总比听任权势官商肆意营私要强。幸得叶淇其人颇有情操之名，史称：“淇居户部六年，直亮有执，能为国家惜财用。”①以其如此，尚有毁誉之辞，足见当时变革之艰难。似乎只有一切恢复祖制才是好的，殊不知时势已然变化。
后世的史家有人便看出这中间的问题，说道：“叶淇召商纳银之议，论者多咎其更开中法，以致边储日匮。而不知明代边储之匮，自在屯政不修，而不尽关于盐法。其盐法之坏，又在势家乞中，而不关淇之变法也。盖产盐有盈有绌，边地不能悬知，则但知召商开中而初不为支盐计。故守支之弊，在永乐时已所不免。逮宪宗之世，势家争先奏乞，所赐盐引动以万计，且计其越场支盐，不限年次。于是商人益困守支，而盐亦壅阏不行。夫商人挽输数千里外，守支至数十年之久而不得盐，及既得盐，复为奏乞盐所壅阏而不获速售，然则商人之病开中亦极矣，虽日下令招之，其谁应哉！淇中报中之急，乃为更制以利商，商利则报中多，报中多则国课裕，是亦救弊之策也。”①这是当人们经历了明清后期商品经济冲击以后的认识。但叶淇在当时，他却不得不乞休归乡。
历史就是这样，当人们看到时弊流行时，他们往往会回想起过去的美好时光，却不大肯去冒风险在未来中探寻除弊的方法。改革家实在太少了。当正人君子们围绕在弘治帝周围时，像叶淇这样敢于变革的君子实在是寥如晨星。
这便是弘治中兴的基点。这也不能不使人感到那中兴之世却带有着浓厚的保守色彩。
正因为如此，弘治中兴也就必然有明显的局限性和阶段性，一旦孝宗本人及周围大臣出现变化，这中兴也便结束了。
孝宗死后，武宗以年少即位，信用宦官刘瑾，弘治旧臣受到排斥，内阁仅李东阳未去职。李东阳是一个双重性格的人物，一方面他追求旧有传统，凡是刘瑾改变的旧制，他尽量弥缝其间，多所补救；法司欲以新例处理案事，他以“如是则百年之案皆可追论”②为由，从中阻止。另一方面，由于他年龄相对较轻，较其他老臣能够顺应时代变化，他罢政居家时，请他撰写诗文书篆者填塞户限，他也便以此收取润笔，颇资家用。据说一次夫人给他备好纸墨，他却略有倦色。夫人笑道：“今日设客，可使案无鱼菜耶？”于是东阳乃欣然命笔。这很有些桑悦、唐寅之类才子的味道，他已经很自然地适应了① 《明史》卷一八五《叶淇传》。
① 夏燮：《明通鉴》卷三七，孝宗弘治五年十月论曰。
② 《明史》卷一八一《李东阳传》。
这种文化商品化的潮流。
这已是正德中，弘治中兴的影子已荡然无存，一切都开始走上了混乱无序，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开始了。
第十七章丘浚李东阳第一节丘浚名重于公卿之间丘濬（1418—1495），字仲深，号琼台，广东琼山（今属海南）人。父早卒，母李氏教之读书。浚聪颖早慧，过目成诵，年十九为诸生。正统九年，举广东乡试第一。十二年赴京参加会试，不第。入太学而卒业，祭酒萧镃器重丘浚，以为必致大用。景泰五年举进士。廷试当为一甲及第，以策中颇触时讳，遂以貌寝为由改二甲第一，选为庶吉士。濬在馆中，益读未见之书，声名日闻。庶吉士散馆，授翰林编修。濬既官翰林，潜心研读坟典，见闻益广，并究心于本朝典章制度，以经国济世为己任。时两广瑶僮为乱，天顺以来，总兵颜彪、都御史叶盛讨之不能平。成化元年，都督同知赵辅，右佥都御史韩雍往代彪、盛。丘浚奏记于大学士李贤，言瑶僮之乱在广东宜行驱逐，在广西宜行围困。当屯兵于瑶僮的巢穴大藤峡，蹂践瑶僮所种禾稼，使之无收，再切断其他粮食来源，困其一二年，则可剿灭之。李贤善其言，将丘浚谋划之策献诸朝。宪宗诏录其策以示诸将，人咸是之。韩雍采纳其直攻腹心大藤峡的建议，拟定了速战速决的战术，获得胜利。自是丘濬之名遂重于公卿之间。濬任编修九年秩满，升侍讲。与修《英宗实录》，充纂修官。丘濬秉史笔，为于谦澄清不实之词，“或谓少保于谦之死，当著其不轨。公曰：‘乙巳之变，微于公天下不知何如！武臣挟私怨，诬其不轨，是岂可信哉？’众以为然，功过皆从实书之”①。又为前工部尚书江渊洗雪，“执笔者谓黄竑易储之奏，出前工部尚书江渊，馆臣多以为然。公独曰：‘闻当时竑教其兄为此，觊免死耳。且广西书奏用土产纸，易辨也。’索其奏验之，果广西纸，众乃服。”书成，进侍讲学士。濬预经筵充讲官，音吐洪畅，讲对称旨，宪宗嘉悦。旋撰《续通鉴纲目》，书成，授翰林学士。
《大学衍义补》成化十三年（1477），丘濬迁国子监祭酒。濬在任经筵讲官时，萌发了纂写《大学衍义补》的愿望。《大学》原为《礼记》中的一个章节，宋洛闽诸儒特为表彰，渐独立为书，南宋真德秀征引经训，参证史事，旁采先儒之论，复以己意发明之，撰《大学衍义》。丘濬以其书“有格物致知之要，诚意正心之要，修身之要，齐家之要，而于治国平天下之要阙焉。”②于是发愿续补其阙，既官祭酒，无政事之劳，于是着手撰述。仿真德秀原书体例，“采辑五经诸史百氏之言，补其阙略，以为治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