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中国通史第九卷-中古时代－明时期(下册)-第1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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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就藩凤翔（今属陕西），正统九年（1444）迁往怀庆府（今河南沁阳）。第四代郑王为康王祐枔，早卒无子，依宗法关系，郑藩郡王盟津王朱见濍之子朱祐橏应嗣王，而朱见濍此前因罪被废为庶人，遂以郑藩郡王东垣王朱见濍之子朱祐橏嗣郑王。朱祐柽即朱厚烷的父亲、朱载堉的祖父，正德十六年（1521），朱厚烷嗣封郑王，即郑恭王，朱载堉被封为郑王世子。
朱厚烷曾向明世宗上《居敬》、《穷理》、《克己》、《存诚》四箴及《演连珠》十章，以土木神仙之事相规谏，其语切直为世宗所怒。朱祐橏久欲恢复郡王爵，而怨朱厚烷不为奏请，这时遂乘世宗之怒，罗织朱厚烷四十罪，诬其叛逆。经调查，朱厚烷叛逆无证据，但世宗以其“讪朕躬，在国骄傲无礼，大不道”，将其削去王爵，囚禁于凤阳（今属安徽），朱载堉也被剥夺世子冠带。
朱载堉因其父无罪被囚而发愤，筑土室于宫门外，席藁独处，潜心学问，自十五岁起，前后十九年。明世宗崩，穆宗即位，大赦天下，朱厚烷被释还。隆庆元年（1567），明穆宗下令恢复朱厚烷王爵，旋复朱载堉世子冠带。次年，朱载堉迁回郑王府居住。
朱载堉岳父的祖父，南京都御使何瑭，为官正直不阿，任官修撰时，尝因忤宦官刘瑾被迫致仕。何瑭长于音律，著有《乐律管见》等书。朱厚烷与何瑭往来甚密，也长于音律，著有《操缦谱藁》等书。他们的为人治学，对朱载堉影响甚大。
朱载堉著述很多，主要有《瑟谱》、《律历融通》、《律学新说》、《乐学新说》、《算学新说》、《律吕精义》、《历学新说》，这些著作大都收入《乐律全书》，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进呈明神宗。明神宗有旨：“览奏，具见留心乐律，深可嘉尚。”朱载堉还著有《律吕正论》、《律吕质疑辨惑》、《嘉量算经》、《圜方句股图解》等。这些著作广泛涉及音律、历法、数学、物理、计量、乐器制造各学科。
第二节创建十二平均律朱载堉最大的贡献是在中国律学史上创建了十二平均律，他称之为“新法密率”。由于千余年来在音乐中所使用的三分损益律无法实现“旋宫”，即用十二律中的任何一律“相旋为宫”——轮流充当宫音（今称转调），朱载堉“潜思有年，用力既久，豁然不用三分损益之法”①，“创立新法，置一尺为实，以密律除之，凡十二遍”①。“盖十三黄钟为始，应钟为终，终而复始，循还无端”。“各律皆以黄钟正数十寸乘之为实，皆以应钟倍数十寸零五分九厘四毫六丝三忽零九纤为法除之，即得次律也。”②而朱载堉称：“《律吕精义》乃臣父遗志，而臣愚所述也”，十二平均律的思想最早由朱厚烷提出，而由朱载堉完成了十二平均律的数理方法和全部理论。朱载堉十二平均律全部理论的创建在1567—1581 年之间完成并刊印传布，但有关十二平均律的思想在此前即已传播。在欧洲，荷兰数学家斯特芬于1585 年（一说为1600年；一说为1695—1696 年）创立了十二平均律的数学表示，但其手稿迟在1884 年才得以发表。法国数学家默森对十二平均律于1636 年也作出了和朱载堉完全相同的数学表示。一般认为，由于明末清初大批西方传教士来华，使东学西传，曾经在巴黎地方修道院担任副主祭、神父的默森，有可能受到朱载堉著作的影响。十二平均律是现代音乐赖以存在的基础理论，三百多年来，深刻地影响了音乐的发展。
① 朱载堉：《进乐律奏疏》。
① 朱载堉：《律学新说》卷一《密率律度相求第三》。
② 朱载堉：《律吕精义·内篇》卷一《不用三分损益第三》。
第三节其他方面的科学成就朱载堉的成就还表现在乐器制造和古乐器考证方面，他制造了律准、律管，考证了篪、钟、磬、籥、篴、瑟、筝、笙等古代乐器的名称、形状、规范、音名、音高与开孔法等。
在历法方面，他编制了《黄钟历》和《圣寿万年历》，对《授时历》进行了一系列修正，深入研究了回归年长度及其古今变化。在数学方面，他以珠算为工具开方运算圆周率，找到了九进制和十进制的小数换算法和计算等比数列的方法。他考证了历代尺的长度，指出律与度量衡相须为用的关系。他还分析了乐器的共振现象，准确测定了水银的密度，测定了地磁偏角。在音乐实践上，他通过作曲、改编、演奏和教学、教唱活动，探索恢复旋宫古法，用精确的记谱采录民间乐曲，用民歌形式写作曲词。今传朱载堉所作《醒世词》，有曲词七十三首，其中多世态炎凉、愤世疾俗之语，是明代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他探讨舞蹈理论，制定了图谱、字谱的舞谱。此外，他还善于白描画，所作舞蹈插图，用笔洗练，比例准确，生动传神。
朱载堉注重科学，躬亲实践，不鄙薄“贱工之学”，敢于破除历来天文律历中所附会的神话、迷信，对历代圣贤大儒的错误提出质疑和批判，体现了明后期崭新的时代精神。
第四节淡泊名利，辞却王爵朱载堉淡薄名利，不以王位为贵，不居宗室之尊，万历十九年（1591）
郑王朱厚烷卒，朱载堉作为世子理应嗣位，但他坚持辞却王爵，上书说：“郑宗之序，盟津为长。前王见濍，既锡谥复爵矣，爵宜归盟津。”礼臣以朱祐■一系“嗣郑王已三世，无中更理”加以拒绝。朱载堉辞疏至十五上，直到万历三十四年（1601），终于获准辞去王爵。朱祐橏之孙朱载堉嗣封郑王，朱载堉及其子朱翊锡以世子世孙禄终其身，子孙仍封东垣王。而朱祐橏正是当年诬告朱厚烷致使其禁锢高墙达十九年的祸首。明神宗为朱载堉的让国称赞说他“非道不处，惟义是取”，“让国高风，千古载见，朕嘉尚不已。”并特赐建玉音坊，以“彰天潢之美”。
朱载堉身居亲藩，深知分封制之腐败和宗藩寄生之无用。他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上书“请宗室皆得儒服就试，毋论中外职，中式者视才品器使”。明神宗下令“即使各藩，大破拘挛，从公用舍，以称朝廷激励贤宗之意”。从而打破了明朝宗室不得参加科举考试，不得做官的规定。
朱载堉辞国后，自称道人，迁居于怀庆城外，万历三十九年四月初八日（1611 年5 月19 日）卒，享年八十岁，赐谥端清。
第四十九章崇祯帝崇祯帝，即朱由检（1611—1644）。光宗第五子，天启二年（1622）封为信王。天启七年（1627）八月入继皇位。在位十七年，是有明一代最为动乱的时期。在各种矛盾激荡的漩涡中，他奋力挣扎，但明皇朝最终仍随着他的自缢而宣告灭亡。
第一节“中兴”之梦熹宗朱由校逝世，其弟朱由检即位，年号崇祯。年仅十七岁的崇祯帝继承的是一个风雨飘摇的皇朝，时局的危机令他不寒而栗。
崇祯帝入宫之时，朝政正把持在权阉魏忠贤之手，“五虎”、“五彪”、“十狗”、“四十孙”之辈遍布朝野，正直的官员迭遭杀戮、贬斥，就连皇帝本人也有自危之感。崇祯帝不敢食宫中之物，入夜不敢熄灭烛光。魏忠贤的专横，宦官的肆无忌惮，是崇祯帝即位后所面临并且急于解决的问题之一。此外，愈演愈烈的党争，整个官僚集团的日趋腐化，走向崩溃边缘的国家财政，以及土地高度集中，百姓供输不迭，陷入赤贫困境，由此引发的日趋尖锐的阶级矛盾，等等，无不危及着这个政权的生存。与此同时，后金在东北地区的日渐强大也严重威胁着明朝的安全。内忧外患，积弊已久，如何走出执政后的第一步则是至关重要的。
崇祯帝稳稳当当地下了第一着棋：清除魏忠贤及其阉党。
在清除阉党的问题上，崇祯帝表现出相当的策略和少有的忍耐。他先从魏忠贤的爪牙入手，如：批准李朝钦、裴有声、王秉恭、吴光成等乞休；命阉党阁老黄立极归里；遣散内丁，新选一些宦官入内侍奉。当然，他也隐隐露出几分对魏忠贤的不满。魏忠贤觉得新天子不像熹宗那样可以任意摆布。天启七年（1627）九月，魏忠贤请求辞任，以试探崇祯帝的态度。崇祯帝认为时机未到，未曾允诺。十月，形势发生变化，阉党骨干、兵部尚书崔呈秀之父去世，崇祯帝当即令他回籍守制。同时，贡生钱嘉徵弹劾魏忠贤“井帝”、“蔑后”等十大罪。十一月，安置魏忠贤到凤阳，不久命逮治。魏忠贤在途经阜城时惊悸万分，自缢而死。消息传至京师，欢声雷动。为解民愤，崇祯帝下令寸磔其尸，悬首河间。客氏也被笞死于浣衣局。昔日不可一世的客氏、魏忠贤，终于被崇祯帝不动声色地剪除了。崇祯帝在朝野欢庆的气氛中第一次领略了行使至高无上权力的快感，于是开始了大刀阔斧地清除阉党和削弱宦官势力的行动。
首先，尽撤各处镇守内臣，边政由各地督抚专理。崇祯元年（1628）正月，又令内臣非奉命不得出禁门。这样，大大地削弱了宦官的影响力。
清除阉党使崇祯帝颇费心计。监生胡焕猷疏请查究那些为魏忠贤建祠的总督、巡抚，但阉党御史杨维垣迅即上疏参驳，并且请将胡下法司究问，目的是想杀一儆百、钳制群言。崇祯帝谕旨：“不必苛求，以滋葛藤”①，使阉党大失所望，气焰顿挫。此时翰林院编修倪元璐上《世界已清，方隅未化疏》，旨在为东林翻案，立即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杨维垣则上疏，攻击倪元璐居心叵测，为害政纲。对此，崇祯帝倾向于倪元璐，但他害怕党争再起，因此更强调“化异为同”。然而，阉党与东林党的孰是孰非已是当时不可回避的问题。于是，当倪元璐再次上疏时，崇祯帝加快了清除阉党的步伐。随着朝野要求毁掉《三朝要典》的呼声越来越高，倪元璐第三次上疏，请废“魏氏之私书”。大学士来宗道票旨：“所请关系甚大，着礼部会同史馆诸臣详议具奏。”崇祯帝批道：“《要典》着即行焚毁。”②五月，《要典》在熊熊烈① 文秉：《烈皇小识》卷一。
② 《明史》卷二三《庄烈帝纪》。
火中化为灰烬。不久，又将杨维垣、徐大化革职，令速回原籍，不许在京逗留。崇祯二年（1629）正月，始命裁定逆案；三月，《钦定逆案》颁示天下，以魏忠贤为首，分为六等，或杀，或戍，或禁锢终身，共二百六十余人。阉党由此威风扫地。崇祯帝此举赢得了朝野士人的拥护，同时也显示了果断、敢作敢为的性格。崇祯帝一反神宗怠政、熹宗昏聩的做法，令朝野士民刮目相看，呼为“明主”。
除去阉党，为恢复国家正常机制扫清了道路。早在即位之初，崇祯帝就为天启时遭陷害废黜的大臣平反，并加以任命。崇祯元年（1628）正月，又对天下官吏进行考核；二月，举行会试；四月，廷试。目的是想通过考核、整顿吏治，通过科举为腐朽的官僚政治灌输新的血液。更为重要的是，崇祯帝注意中枢内阁的入选。黄立极、李国■阉党阁臣被迫致仕后，崇祯帝特点前南京吏部侍郎钱龙锡、礼部侍郎李标、礼部尚书来宗道、吏部侍郎杨景辰、礼部侍郎周道登、少詹事刘鸿训为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崇祯帝求治的精神令这些大学士深为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