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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章

泰国十日谈-一个上海知青在缅泰的奇遇 作者: 吴越-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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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港澳同胞”了。
    我珍视这一次返回大陆。我自问我是一向爱国的。我爱我的祖国,但是我不爱
迫害我一家的“四人帮”头子。他们既不能代表中国共产党,更不能代表祖国。他
们是大陆黑社会帮派头子,只能代表大陆最黑暗时期的黑社会。
    根据“爱国不分先后”的政策,我舅舅也成了“爱国港澳同胞”,不再是“反
革命”了。他与我一起到了上海,一家人小团圆。可惜的是爷爷与外公,他们一个
是因迫害被逼自杀的,一个是因生活困苦、精神压抑得病死的,都无法落实政策,
只好算是历史的牺牲品了。
    一家人议论得最多的,一个是我的落脚点,一个是我的婚姻问题。
    事情已经办成了这样,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已经不可能回到大陆来落户了。根
据我的所学,我只能在香港继续经营旅馆业。至于婚姻问题,父母亲的看法与舅舅
完全一致:已经八年没有音讯的姑娘,没有必要再为她苦苦“守节”了。他们认为
我没有负她,我不是现代的陈世美。
    实际上,第一他们没见过柳芭,不知道这姑娘有多可爱;第二,他们一听说柳
芭是个在缅甸边境种罂粟的泰族姑娘,而且没上过学,就从心里反感,只是出于尊
重我,没有这样说出来罢了;第三,他们都很看重表妹的那一份儿“嫁妆”。如果
她不嫁我,我不过是玉龙旅社的一个高级职员,尽管生活可以比在大陆强十倍二十
倍,但终究是个工薪阶层;而一旦与我表妹结了婚,我就变成了老板,就成了小富
翁了。大陆人以前痛恨资产阶级,要与资产阶级划清界线,如今谁也不怕当资产阶
级,只怕自己不是资产阶级。既然连无产阶级先锋队中老将老帅老总的子女们都不
怕当资产阶级,我这个本来就是地主兼资产阶级的外孙,又有什么可怕的呢?我父
母亲有这样的想法,又有什么可奇可怪的呢?
    总之,上海之行,等于是舅舅联合了父母强制我执行他们的婚姻计划。而且办
得十分干脆,不容我再反驳,父母亲立刻请准了假,到香港去为我主持婚礼。舅舅
做了女方的主婚人,我父母做了我的主婚人。结婚以后,我立刻被提升为副总经理,
可以左右旅社内的一切大事了。
    似乎只有一件事情不由我作主。那就是舅舅绝不许我到缅甸去,连到泰国也不
允许。他年过七十,依旧担任总经理,说是扶我上马再送我一程,实际上他旅社内
的大小事情全不管,只管一件事情,那就是管着我,绝不许我到缅甸去。
    一晃又是六年。我和我夫人之间,相敬如宾,客客气气。我忙我的旅馆,她忙
她的音乐会。难得住在一起,总也是夫妻,也有说有笑,也有爱有欲,而且已经有
了一子一女,但是从来没有激情,不但没有与柳芭那样激动情怀全身心投入的欢悦,
连与小菁那样相濡以沫、互相安慰的情愫都没有,一切都像是例行公事,像是为了
完成做丈夫或做妻子的职责。
    从去年开始,我舅舅无法继续监督我的行动了。论年纪,还不算太大,论健康,
也不算太糟,却在突然之间中风,无法抢救,撒手归天了。他当然留有正式的遗嘱,
由律师负责执行。但我不知道他是否跟我夫人说过千万不要让我到缅甸那样的话。
直到今年,因为业务上的联系,必须有人来泰国,我跟夫人提起我要亲自来处理,
问她是否有兴趣同来一游,恰逢她安排一场大型音乐会,无法分身,只能让我自己
一个人来。由此可证我舅舅什么也没跟她说,或者是还来不及说。总之是,我自由
了。
    我到了曼谷,见到了贡叻先生,问起八年前是谁去缅北寻找柳芭的。他说那人
已经到缅甸落户,如今不在曼谷了。我更其怀疑舅舅和贡叻瞒着我做了手脚,匆匆
办理了该办的事情,就申请了去缅北的手续。我必须亲自到那个无名三家村,寻访
柳芭的下落。
    这就是我这次到泰北来的动机与目的。

                      第四个故事:神秘的“金三角”
    “金三角”本来以出产金玉而出名,由于罂粟的大量种植,“金三角”三字前
面,被蒙上了“黑色”二字。
    “金三角”里面,不仅仅是毒枭的世界。除了历代毒枭之外,还有许多土匪、
民族解放武装、共产党的游击队在这里频繁活动。令人惊讶的是:居民们对于毒枭
的崇拜,竟超过了对共产党领袖的崇拜。
    昭维听吴永刚说完了他1972年离开中国大陆以后所经历的一连串故事,很感慨
地说:
    “吴先生这二十多年来的经历,简直是一部百科全书,可以写一部小说,编一
部电影了。目前世界上最可怕事情、危害性最大的祸根,莫过于现代迷信。在我们
佛教国家,尤其是从我这个佛教徒的嘴里说出这样的话儿来,您一定觉得不可思议,
甚至很可笑。其实我这里说的迷信,是广义的,凡是一切违反科学而又偏执地追求
的信念,都属于这一范畴。个人迷信当然也在此范畴之内。劝人为善的佛教,其因
果报应的学说,当然是被你们视为迷信的,但是相对而言,这个古代迷信绝不如现
代迷信的危害性大。你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近四十
多年来中国大陆所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作为邻国的朋友,有些问题也许比
你们本国人看得更清楚些。可以这样说:中国大陆一切正确的改革与成就,都是在
科学的规律下办成功的;而一切错误的决策,都是在反科学的、主要是现代迷信的
干扰下造成的。中国不是一个缺人才的国家,而是一个不用人才的国家。不是‘不
拘一格用人才’,而是‘只论阶级用人才’。这种从阶级偏见出发而造成的杀人不
见血的现代迷信,使中国大陆的发展落后于时代少则二十年,多则五十年。中国的
知识分子一向懦弱,总是扮演任人宰割、任人摆布的角色。我佩服吴先生的地方,
在于阁下不屈服于现代迷信,敢于拼死一搏。中国大陆当局现在走了回头路,证明
吴先生当年的决策和观点都是正确的。如果中国大陆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有吴先生这
样的胆识,中国大陆也许就会少耽误几十年工夫,少浪费几十年宝贵的光阴,经济
和文化,至少可以发展得比目前更好一些吧。”
    吴永刚苦笑一声:
    “我总认为:古往今来,打天下是军人的事情,治天下是文人的事情。当然,
历代并不乏‘出将入相’的政治家兼军事家,但那总是少数,是人类中的精英,绝
不是每一个相爷都可以当元帅指挥将军们去作战,更不是每一个将军都可以入阁当
丞相日理万机的。打天下的人可以没有文化,可以凭手中的枪杆子去争夺城池和政
权;但是治天下的人不能没有文化,不能凭手中的枪杆子去强迫人民拥护、以暴力
获取民心,更不可能用枪杆子去取得经济、文化的发展。把基层政权交给雇农出身
的杨百了那些人手中,把中央政权交给妓女出身的江青那些人手中,而把千千万万
有文化、有能力的知识分子划到了资产阶级那一面,视为敌人,这个国家,是绝对
搞不好的。幸亏中国共产党接受了十年动乱的惨痛教训,开始扭转这种错误的概念
和决策,把出卖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划到工人阶级里面来,如今方才有了欣欣向荣
的可喜局面。这些事儿,现在都不用提它了。您作为清迈府府尹的副手,又是专门
从事反毒工作的,对泰缅边境的情况一定很熟悉。请问,神秘的‘金三角’地区,
外面的传说纷纭,我虽然在那里面住过半年多,却因为走的地方太少,时间也太短,
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更不知道近来的情况怎么样了。我在现在这样的时候
再次进入‘金三角’,不会发生什么意外或阻碍吧?”
    
          
    “关于神秘的‘金三角’,近几十年来出版的书刊报纸上,介绍它的文章,至
少也有一千多万字了吧?但是真正知道内情和详情的人并不是很多。政府官员的进
剿报告、毒枭们事后写的回忆录,都带有片面性;记者的采访,更像蜻蜓点水,有
的还带有主观臆测甚至编造的成分。我虽然也是政府官员,而且不是本地人,不过
我是专管这一摊儿的,正面反面的文章我都要看,所以相比之下,到好像能够比别
人更客观一些。吴先生既然需要了解这方面的‘行情’,在下敢不尽我所知,倾心
相告?……”
    泰北和缅东北的所谓“金三角地区”,不是从从五十年代以后才有的。早在几
百年前,因为这一带出产金子和玉石,所以一直有“金三角”这样的美名。五十年
代以后被毒枭们占据着,变成了世界最大的毒品生产地,在‘金三角’的前面加上
了‘黑色’二字,美名可就不怎么美了。
    外界都传说“黑色金三角”是李弥来到这里以后,才强迫居民种植罂粟,他们
贩卖鸦片,以毒养军,才逐渐发展、逐渐形成的。其实事物的发生、发展、消亡,
都有其主客观条件和一个漫长的过程,不是突然而来,又突然而去的。
    十六世纪以来的三百年间,世界最大的鸦片产地是英属印度,由英国人开的东
印度公司在东南亚各国销售,主要市场是中国。当时中国的官商军民几乎人人吸鸦
片。而贩卖鸦片的英国人自己并不吸鸦片。在中国,曾经为此而爆发了赫赫有名的
禁烟运动和鸦片战争。但是中国的禁烟运动并没有成功,只是从进口国变成自产国
而已。十九世纪以后,中国取代印度,成了世界最大的鸦片产地。中国的鸦片生产
鼎盛时期在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那时候军阀割据,西南、西北和华南的军阀们
都以产销鸦片作为敛财的手段。资料表明,1937年中国共种有罂粟八千万亩,鸦片
年产量约六万吨,是当时金三角地区鸦片总产量的两千倍,是除中国以外世界各国
鸦片产量总和的十几倍。所以当时的中国拥有三个“世界之最”:罂粟种植面积最
广,鸦片产量最大,吸毒人数最多。
    再说,金三角地区,长期以来,也不是毒枭们一家的天下,还有土匪、民族军、
共产党的武装等等在里面掺和,情况相当复杂。再比如,外界传言金三角地区如今
有中国难民好几百万人。尽管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个数字是扩大化了的,但若告诉
他国民党的败兵当时从云南溃逃过来的残余部队不过两三千人,他会相信么?
    事实的确如此。1950年1 月,国民党的第八兵团在云南蒙自打了大败仗,六万
人马的兵力在元江东岸被解放军两个师一鼓歼灭,兵团副司令汤尧和军长曹天戈被
俘。2 月间,第八军第七○九团的几千败兵向西南方向溃退。他们在团长李国辉的
带领之下,渡过了红河的上游元江,沿着公路线经江城、勐仓往中缅边境逃亡。
    当时的形势是:沿途都是穷山恶水,人烟稀少,无法就地隐蔽,而背后又有解
放军穷追不舍,能不能逃脱,完全决定于行军的速度。但是他的部队中还有不少拖
儿带女的家属,要求这些妇女儿童与解放军的铁脚板、飞毛腿比速度,是不现实的。
因此惟一可以脱逃的路线,就是越过中缅边界,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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